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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陆续地往酒吧的冰箱里放饺子，看到爸爸又要了些啤酒和开心果，坐在几个年轻人中间和他们聊天。伊万走过来时被爸爸叫住在耳边嘀咕了几句，伊万点头下楼。不一会儿几个年轻人和爸爸走下楼，他们没喝完的酒和大衣就放在座位上没动，爸爸让吧台的服务生给看着。
爸爸是和他们玩去了。我在二楼看见了爸爸坐在了赌台边，这可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在赌。几个年轻人分别坐在了爸爸的左右，服务生送上来筹码，爸爸客气地示意发牌的小姐“发牌”。
我去叫舒拉妈咪过来看，我说看爸爸第一次赌牌啊，她也吃惊，走出来看。楼下没有多少客人，服务生们不敢脱离自己的岗位，但把目光却全部集中在了爸爸坐着的赌台上了。
很可惜爸爸是开赌场的而女儿却不懂得半点赌技赌术，连他们玩的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我问服务生，服务生告诉我他们玩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索花”。我和舒拉妈咪说“妈咪我们下去看看吧”，她叫我自己去，她还要打电话催餐厅的菜。
我悄悄站在爸爸的身后看着。爸爸玩的很投入，没发现我。他手里有一张草花Ｊ我能看到，其余的牌都扣在案子上，他拿起来时也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点一点地看，捧在手里就像能磨出来金条一样。我终于禁不住笑出声来。爸爸猛一回头看到我，瞪了一下眼睛，然后也笑了起来。我走过去拿过爸爸的牌，把纸牌一张一张规整地立在爸爸的手里。
“这样看不是更清楚？”我说。
“哎！这样会叫别人看到的啊！”爸爸喊。
“反正最后都要看的，你摸那张牌也不会变的啊。”我说。
“会变的啊，说变就变啊。”爸爸夸张起来。
“您以为您真是赌侠赌圣啊！”我去搂爸爸的脖子，用眼睛看边上那几个青年。
爸爸说“不可无理”，叫我搬个凳子坐在他身边看热闹。这一轮爸爸输了，有个年轻人赢了。再次发牌，爸爸的头张牌是张黑桃８，而其他三个人的牌面都比爸爸的大，有个年轻人最大，是张红桃Ｋ。我小声问爸爸“是不是输了”，爸爸说“那可不一定”。
我的确不懂，连看也看不懂。我索性去看他们的表情。爸爸紧锁眉头，煞有其事，几个年轻人面无喜色，无动于衷，有的扣住牌玩着指头，还有一个很从容地放入了三片筹码。
爸爸的牌一张比一张小，我按照自己的感觉来祈求爸爸来一个大牌，比方Ａ。我被自己弄得自己先紧张起来，然后悄悄和爸爸说：
“爸，这张牌我来给你拿！”
爸爸看了我一眼，点头表示同意。我把发过来的一张牌猛地拿到手里，不由的也像所有的赌徒一样压在手上一点一点地看……我禁不住“哇”了一声，这张牌真的是“Ａ”！
可爸爸还是输了。
爸爸把筹码推出去，推给赢了的年轻人。
我在爸爸的耳边一次又一次地想得到证实：“爸，咱输了？咱输了？”
“输了。”爸爸认真地对我说，虽然小声说，但却讲的十分干脆。“输了。一张大牌是没有用的，要看整个牌形成的大小才行。这里有五张牌，四张是黑桃，可你这张是红桃，再大的牌配在这也是不伦不类了。”
“芭尼啦？（俄语：明白了）”爸爸逗我。
“报牛。（俄语：明白）”我说。
我的稚嫩是自己控制不住的，装出来老练和成熟我暂时一定还没有能力。做作的年轻人们虽然做作，但他们至少在赌术上比我要成熟的多。这个无知叫我很不服气，但我却没有想要学学赌术，也没有想有朝一日我要靠赌博来发财。
爸爸真的是留他们一起过年了。几个人推托了好久，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地坐在了我们一起。爸爸和他们聊天，几个熟悉他们的服务生也友好地和他们说笑着。我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得知，原来刚才是爸爸请他们下去玩了牌，输了是爸爸的，赢了是他们自己的。几个小子还算够意思，把赢到的50美元全放在酒吧了，服务生给他们拿上来了成箱的啤酒和大盘的熏肉。
“中国的春节联欢会开始很久了吧？”爸爸随口说。
“五点了，都开始两个小时了。”他们说。
“等几天咱也买个‘锅’，冲中国的那边儿一支，咱也看看祖国的电视。”爸爸说。
“是啊，王老板这里要是在大厅边上放两台电视，播播中国的节目，就更上人气啦！”他们说。
“倒是个不错的想法，莫斯科不少华人旅馆里都安上了，聪明人嘛，年轻有为呀。”
“您可别这么说，要是有为，我们也不会大过年的出来逛了。”
“呵呵，过年有什么嘛，过年怎么过无所谓的。”
“多少也是想家呀。”
“那倒自然。我第一年在莫斯科过年时，好玄没哭了呢。”
“您？王老板可不像软弱的人啊。”
“哈哈，是真的呦。我发疯一样调半导体中波短波，怎么也收不到中国电台，我大过年的把半导体给砸了，啪的一下，砸得粉碎。”
“……”
午夜。人们在门口放礼花焰火。有一种焰火叫人等待的时间十分长，但每一次喷发都绚丽的赢得欢呼。爸爸在发红包。他从怀里拿出好几个特制的红包，给了我一个，给了舒拉妈咪一个，给了伊万和他的太太一个。爸爸手里还有一个，他犹豫了片刻，把这最后一个红包送给了一起过年的几个年轻人。
我的红包上有一个“и”字，舒拉妈咪的红包上有一个“ш”字，我看到在最后的那个红包上写着一个“а”字，那是安娜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那红包，是给安娜姐准备的。
2003年春节后，我和弟弟从丽江回来，又一次在龙阁与娜达莎和几个俄罗斯姑娘喝着咖啡加白兰地，我讲了很多中国人在俄罗斯过春节的故事给她们听。弟弟安静地坐在一旁听我说的外国话，面带笑容。我说，细波，我们有个安娜姐姐，是爸爸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现在特别想她。弟弟说，你让她来昆明吧，这里适合生活呢，何必在外面漂呢？我当时搂过弟弟，突然动情地对他说，细波，姐姐现在有你。
几个月后，弟弟再也无法回应我的拥抱，也无法给我阳光笑脸。
我指着床上的弟弟问安娜姐和邱雨寒，他，能不能再醒过来？能不能再站起来？
第四章 爱情男人女人
安娜姐说，细艳，你现在是个女人了，不是小女孩了。
安娜姐说，细艳，邱雨寒不一定适合你，他更适合为你的公司工作，你应该先考虑他为你工作，爱情需要过程，你不要缩短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十分必要。
邱雨寒对我说，小艳，你相信自己的感觉吗？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你只有十五岁，我看你第一眼就忘不了你，你看到我的时候，尤其是两年前在莫斯科的大学里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就脸红得厉害，你相信你自己的感觉吗？
邱雨寒对我说，小艳，你的公司能成功，因为我喜欢你，不可能不帮你。
邱雨寒说，小艳，你太美了。
安娜姐和我说话，邱雨寒和我说话，都是在弟弟的床边。我们说话的时候弟弟的呼吸平稳，鼻饲机发出轻微的响声，很像录音机在转动。
这个新房子很大，弟弟的纸床放在地中央，显得很小。
2003年夏天，我还没有来得及装修这个新房子，屋里的家具很少。弟弟能代替我的家具。
从莫斯科到昆明，这条线路应该不会有很多人经历。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能经历这条线路——它太没有风格，既不是风景的黄金线，也不是商场的黄金线。但它也太有风格，我是高原上飘落的叶子，飘到北方，又自己找到了高原，飘了回来。
在昆明的官员面前我被问道：您是外商的女儿？
我回答道：不，我就是外商。
2003年，我二十四岁。这个年龄，不应该是外商的年龄。这个年龄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年龄，它应该属于爱情。
我和安娜姐坐在弟弟的床边，谈爱情。
安娜姐，你和我爸爸，是爱情吗？
是。
怎么发生的？一见钟情吗？
不是。认识你爸爸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舒拉。
其实舒拉妈咪并没有妨碍你们，或者是阻碍你们。
舒拉是知道的。我和你爸爸刚刚开始，她就知道。
你说她怎么能无动于衷？我甚至没看到过她对于你们关系的表现啊。
她没有无动于衷。舒拉一直觉得你爸爸最终是要离开她的，你爸爸的根在中国，而她，却不可能去中国。
安娜姐，我想知道，你爱爸爸什么？
细艳，爱情发生的时候如果能知道爱的是什么，那就太过理智了，那样的爱情没有激情，那不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
可，爱情需要明确一些才好。
很明确了。在一起的和谐和舒畅，在一起的相互心疼，这些，对女人十分重要。
你，在波兰，再结婚没有？或者，再有男朋友没有？
没有。不想了，心交出去了，就没办法收回来了。
姐，你想过成为我的妈咪？
恩。想过，很想。
那就留下吧，我们一起生活，就在昆明生活。
我漂惯了，漂得没根了，我可能现在需要的真是爱情，谁能取代你爸爸的位置，我说的是他在我心中的位置，那，我就可能生活在他身边，在那里都行。
你爱爸爸那么深？
不是深或者浅的问题，是真正动心的感觉。女人动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她可以为使她动心的人献出一切，不求回报。我感觉，这应该是爱情。
安娜姐……
细艳，我爱你的爸爸，爱他的一切，他死了并不妨碍我爱他。
安娜在说起爸爸的时候，眼睛里还是充满泪水。当年爸爸死去的时候，安娜姐从华沙赶到莫斯科，却没能送爸爸上路，她来晚了，她自己不停地说着“我来晚了来晚了”，说的时候就是满眼泪水。
爱情是什么？
2003年，我二十四岁，安娜姐三十二岁，邱雨寒二十九岁。我爸爸如果活着，应该是四十九岁，我妈妈如果活着，应该是四十八岁。我的弟弟细波安静地活着，他刚刚有二十三岁。
爱情是什么，人就活一次，爱情在这“一次”中，要占多少成色才能使这“一次”幸福？世界上的男人女人都必定要经受这样的过程吗？
第四章 爱情邱雨寒的经营之道
安娜姐告诉我，我可以尽可能把生意上的事情交给邱雨寒，她说，现在的邱雨寒不同于原先的邱雨寒。邱家花了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