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是神仙，也不可能突然从天上飞到井冈山来的。重要是有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支持的缘故。
外公对王新亚也一直感念不忘。在中央苏区遭排挤而隐居瑞金东华山的毛贺夫妇，与古道热肠敢于上门看望他们的老参谋郭化若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你知道老毛秋收起义失败后，为什么上井冈山吗？”贺子珍问郭化若。
“井冈山的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好呗。”郭化若回答。
“他是湖南人，怎么知道这里的条件好？”
郭化若摇摇头。“还是听她讲吧。”毛泽东指了指贺子珍。
“这是王新亚的功劳。他是我们永新人，当年带了安福的农民自卫军去湖南浏阳一带活动，与老毛会合了。他向老毛介绍了我们永新、安福一带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情况，讲了袁文才、王佐拉起了队伍，也讲了罗霄山脉的地形情况。后来王新亚的农民自卫军与安源的矿工组织起义，参加老毛的队伍，成立第二团，结果失败，王新亚牺牲了。”
“秋收起义失败后，我收拢余部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往何处去。”毛泽东插话说，“我想到王新亚的话很有道理，就带着队伍奔井冈山来了。第一次与袁文才、王佐会面时就见到了子珍。我当时还以为她是袁文才的女儿。袁文才说她是永新县委的干部，看她好年轻，很佩服。”
“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早就想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听说毛委员来了，很高兴，把埋在地下的一千块银元挖出来，用１２个竹筒装好交给了老毛。”＇注６＇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中，展出了不少井冈山时期牺牲烈士的照片，其中却没有王新亚。这样的“井冈山人”，应该还有很多，很多。
第一部分１９２９，离别井冈（3）
１９２７年，１８岁的外婆随队伍上井冈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女战士。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在原始林莽的万山丛中见到外婆这位“永新一枝花”，外公楞住了。
外婆记得：当时外公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同其他几个一样，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他个头很高，很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比较长。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他的睿智、温和与毅力。他的脚走路有点不得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了脚，没有及时治疗，伤口化脓了。
当袁文才领着外公来到外婆面前时，外公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外公的疑团顿释，他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呐！”他握住外婆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注７＇
袁文才是外婆的义兄，也是外婆与外公婚姻的大媒人。在见到外公之前，外婆已有了心上人，那就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欧阳洛。当时两人天各一方，失去联系，外婆又从未对他表露过，只有把思念埋在心中。
我的外婆又是一位热心肠的人。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发现他磨伤化脓的脚，当天就不由分说为他擦洗换药。这件事外公一直记得。外公明白：这确实是一位今后可以与自己共同战斗的好姑娘。不久，为摸清永新敌人的情况，党组织派外婆与同志秘密下山深入农村。经过严酷战斗的考验，外婆在群众掩护下脱险后完成任务。在外公心中，这位美丽、纯洁、勇敢的女战士已经完全符合革命者的要求。
１９２８年春，外婆和外公先后来到井冈山下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改革。当地客家方言难懂，外婆是外公的翻译，两人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没有搞过社会调查的外婆曾因回答不出外公提出的问题而困窘，继而又被这位奇人的学识所折服。他们之间的感情有了微妙的变化。
外公没有忘记自己在长沙的家人。当时共产党人被通缉杀害，他与杨开慧的联系通过宁冈县一家店铺秘密中转。１９２７年底，杨开慧得到过外公告知到达井冈山的消息。１９２８年上半年，外公给杨开慧发去一封急信，却被店铺耽搁了几个月。外公觉得情况不妙，为不连累家人，忍痛废止了这一联络渠道。后来，又传来杨开慧、欧阳洛被军阀抓捕杀害的消息。
在那些日子里，这种不幸确实每天都在发生。正如外公所说的：革命者只有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战友的遗体，继续战斗。
在共同斗争中，外公对外婆有了更多了解，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意，也向外婆袒露了心迹，外婆则为能与自己仰慕的人生活在一起而骄傲。他们最终定情并完成了《永新调查》，在战火中开始了毛贺十年婚姻。茅坪八角楼是他们在井冈山的住处――此处原来住着舅公贺敏学，是他把房子让出来的。
外婆从此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她曾说过：两只铁皮公文箱就是我的战斗武器。这份平凡而琐碎的工作，她一直做到１９３３年。
外公的工作离不开报纸和书本，外婆的工作离不开剪刀和糨糊。从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一下子变成足不出户的专职秘书，外婆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有多大。她总是向往着独立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战斗生活，情绪有过好几次波动和反复。外公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外婆，对外公的爱使她又安下心来。
到井冈山之前，我所知道的地名只有八角楼。《八角楼的灯光》曾编入小学课本，相信大多数和我一样在７０年代初出生的人都耳熟能详。
井冈山脚下小村茅坪的两层木楼，是毛泽东与朱德两家合住的地方。楼旁是谢氏慎公祠。楼下住的是朱德、伍若兰夫妇。我扶着木梯，上到外公外婆住的二楼。木楼依地形而建，窗下是块菜地，窗外则是古树、青山。
井冈山最舒服的是夏天，最难捱的是冬天。１９２９年１月外婆随朱毛红军下山时就是冬天，外公外婆一生中度过的两个山顶之冬也是在这里。上山队伍没有过冬衣被，袁文才让妻子谢梅香设法给毛贺夫妇各做一套棉衣。外公不肯要，袁文才硬是把棉衣留了下来，最后外公还是把棉衣送给山上一位冻得难熬的老人。
外公在夜里挥毫写作，冻得连笔都拿不住，不得不靠搓手、呵气取暖。幸好那位老人送来了一篓木炭，外婆把炭盆生着，放到外公脚旁，又把惟一的御寒装备灰毛毯披在外公身上。外公写累了，又冻得睡不着，外公、外婆干脆说起话来，让奇寒的冬夜不知不觉过去。
当年的井冈山骤然增加上千人马，吃穿用品一概缺乏，灯油供应更是紧张。油，既是珍贵的食物，也是主要的照明原料。部队规定不办公时要立即把灯熄掉。一到夜里，山上其它灯都熄了，而八角楼的灯光却还亮着。
《毛委员与一根灯芯》的故事曾经广为人知：在井冈山的日子里，外公每天晚上要写文章、打报告、看书。作为特委书记、军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他本可以点三根灯芯，但外公要求自己只点一根灯芯＇注８＇。，我想外公夜谈时一定将它熄灭，让清亮的月光从山顶透过小窗直泻进屋里。他与外婆对坐，直到东方破晓。
晚年回想起与外公一起在井冈山的日子，外婆说：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毛泽东博览群书，肚里的墨水很多。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书的世界。我盼望有—天、也能象他那样，在书的世界遨游。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十年后，为了这个在“书的世界遨游”的梦，外婆不顾一切去学习，去读书，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八角楼里有灯光，八角楼外有月光，它们每天都在陪伴着外公，就像外婆每天做的那样。
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呢？大概总要等到清晨四、五点钟，然后睡到中午时分起床。不知道上山之前外公怎样作息，反正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６年９月近５０年间，他基本保持着这种“以月亮为中心”的作息时间，外婆同样如此。
正是因为他们这种习惯，外婆的好友、１９２８年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彭儒（陈正人夫人）还闹过一个笑话。这是２００３年陪妈妈看望她时，老人讲给我听的：
“那时候苦啊，山上没什么东西吃，红米饭吃不饱。我才十五岁，很顽皮的。我就想：哎，毛委员他们，是不是也吃这个呀？跟我们一样不一样啊？早上八九点钟，我去敲他们的门。敲了半天没人开门，我急了，又敲，大声喊：再不开我就进来了啊！这时候里面你外公外婆说话了：别呀，别呀，马上开门－－他们睡得晚，还没起呐！等他们起来，吃早饭，我看了一下，跟我们一样的。”
第一部分１９２９，离别井冈（4）
彭儒（９０岁），当年井冈山上年龄最小的女战士，如今是仅存的五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之一。鹤发童颜的彭儒说起话来，像打连珠炮一样，一口未改的湖南乡音。她与同样风风火火的外婆能够成为好友，真是让人一点也不奇怪。甚至连难懂的乡音，她俩都如此相似。好在有家人做翻译，我才搞清了许多没听懂的部分。
原来，当时山上有人传说毛委员有肉吃，彭儒就想弄个明白。有几次，她在吃饭的时间，突然闯进了我外公外婆的家，结果看了半天根本没看到他们碗里有肉。外公爱吃辣椒，碗里只不过比别人多了点辣子而已。他每次都是边香喷喷地吃饭边高兴地说：“吃点辣子，能多吃上一点饭。”
井冈山上，新婚的外公和外婆柔情似水。当年，他们在八角楼前，茅坪河边留下这样一段故事：
八角楼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茅坪河。八角楼的对面，是一片长得很茂盛的枫树。毛泽东常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到河边来散步，有时也在枫树下看书、休息。
不过，贺子珍很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一起出门。这倒不是他们俩不想这样做，而是考虑到群众影响，不便这样做。在二十年代，在这偏僻的山区，群众的思想是比较封建的，部队的同志也不习惯这样做。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深情地看了看刚刚给自己收拾好行装的妻子，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
贺子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谈话。僻静的山路上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以后，毛泽东忽然说：我先走一步，在前边等你。
他上马走了。贺子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按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去。没走出多远，迎面遇到一个拄拐棍的伤病员。贺子珍又往前走，看到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她。毛泽东迎上去解释说：“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