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三是我的朋友，是一个极有味的人。有的人活着就是让人讨厌的。例如我楼下一个姓易的男人，这男人个子很高，有一米八○，是个怪僻的家伙，也不知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成了一名教师。他刚入我们学校时，我们都称他为易哥，都以为他是条汉子。这是因为他身材高大，长一张马脸。通常高大且长一张马脸的男人都是侠客一类的好汉，于是我们也这样看易哥，相信他是一个通达人情、不多事但绝不怕事的男人，就像荧光屏上的那类让人竖大拇指的角色。最开始我们以为他的沉默是彼此不熟，还因为高傲所致。但久而久之，我们发现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类人，而是一个怪僻的家伙，只能说我们学校里又多了一个乏味的人。于是我们就改称他为老易，这是说不把他做朋友看，且不打算交往了。
在我们黄家镇中学，有趣的事情很少，乏味的事情却比比皆是。例如校长为了表示他是校长，总是绷着脸，这就让人很乏味。又例如总务主任走路时总是目不斜视，以示自己是主任，这也让人乏味。还例如校办公室黄主任常常开会时站在门口，手拿一支钢笔，登记谁谁谁迟到了几分钟，或谁谁谁早退——…这与每月的奖金直接挂钩。这也够叫人气愤和乏味的。当然，还有更叫人伤心和乏味的事。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的朋友老三生于一九五四年，属马。个儿不高，也不矮，长一张方方的面孔，当然你也可以称这种脸型为国字脸。今年四十五，已秃了顶，头发于是就稀薄了许多。他有一个儿子，不像他那么老实，从小就十分捣蛋，天生的捣蛋鬼。老三于十多年前看上了一位姑娘，而那位姑娘也看中了他，两人匆匆结婚了。
我说两人匆匆结婚了是因为老三当时不顾我的反对。他相信爱情。那时候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理想只有年轻人才拥有，中年人的理想基本上都破灭了，老年人只剩下回忆了。老三那时候年轻，当然就被理想支撑着。
老三当年确实年轻，二十几岁，虎头虎脑，而且酷受文学。文学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很好的烧饼，又香又热，大家都想啃几口，以示自己的文学造诣非同一般。现在的人对文学不那么关心了。但假如你是处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假如你身边有一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发表了散文或小说，你就会对他肃然起敬。就像你现在对一个大款一样，甚至还超过了你此刻对大款的态度。当年文学是一切，因为人人都读刊物，爱文学。这很好解释，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到家家户户，更不要说卡拉OK了。再说那个时候的人都安于现状，在工厂工作不存在下岗的问题，在政府部门或学校工作也不存在开除的问题，所以大家都有一份薪水拿，且大家都生活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茶余饭后，自然就捧一本文学刊物看，且看得津津有味。
现在没有人再关心文学了，茶余饭后有电视看，电视不好看有报纸或很时髦的杂志看，如果什么都不想看，还可以和几个朋友坐下来打麻将、打牌或聊天谈生意或放开喉咙唱卡拉OK等等等等，反正打发时间的方式有的是，再也用不着为打发剩余的时间犯愁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三仍坚持爱文学，仍然订阅《小说月报》——…他是黄家镇四五万人里惟一一个订阅《小说月报》的读者了，期期都看，每一篇文章都要读一遍，最后发出一番感慨：现在的小说比以前写得更好了；或者说：现在的小说愈看愈没味了。他对我说：我都看不懂，何况那些不懂文学的人。
老三认为他是懂文学的人。
我现在又想说说老易这个畜牲，我说他是个畜牲是有根据的。人首先是畜牲，才是人，这是根据之一；其次，他的乖张行为也类似于一只老鼠。比如他独来独往，与任何人都不打交道，却非常阴险地同他楼上的人斗争。这种行径不太光明磊落，也有点像畜牲。说到他阴险我颇有些证据。老易与我住一栋楼且住一个单元。我住五楼，他住三楼，我们中间夹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美术老师。美术老师姓罗，中等个儿，长一张圆圆脸，生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天生一副刁民相。但美术老师是个极好的人，天性十分善良，虽然外貌凶猛。有的人长得凶，骨子里却温顺不堪。罗老师还是个极有事业心的人，不甘心一生就这么毁掉，常常把大量的时间投放到搞创作和搞装修设计上，变着法儿改变自己的生活。在中学里当一名美术老师是没什么油水可捞的，美术课属于副科，领导既没要求，学生也很马虎，从来就没有补课的好事发生在美术老师身上。所以教这门课的老师就只能把挣外水的心事摆到校外。不然，他就是我们说的“死狗子”。所谓死狗子就是拿点呆工资生活的人。
我和这位美术老师倒是很要好的朋友。他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油画。他的油画既参加过市级美展，也参加过省美展，还在省里获了奖。如果要说才干，在黄家镇中学，他恐怕是最有才干的老师。但因为他是美术老师，他的才能被人忽略了。领导也好，同事也好，一概对他视而不见。这可能是因为他有一把络腮胡子所致。那一脸土匪样的胡子把他那张英俊的脸蛋涂抹得一塌糊涂。假如你望上去像个土匪，领导就对你没好印象了，觉得你这样的人不好驾驭。美术老师觉得，他吃亏就吃在他这张脸上。
罗老师常常照着镜子看自己的脸，总是困惑无比，其中一条就是：我为什么生一张这样的脸？这张脸看上去是多么不逗人喜欢啊。
罗老师同老易的矛盾是渐渐积累的，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深的矛盾。罗老师是白水县城人，在县城街上长大，而老易生在黄家镇，长在黄家镇，两人在进入镇中学前素不相识。一个是大学毕业时分来的美术教师；一个是在黄家镇管辖的另一所村小学的戴帽中学里工作了十多年，通过一些关系才调入镇中学的。两人一开始并没矛盾，矛盾总是要有基础的。老易住三楼，罗老师住四楼。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矛盾。假如是罗老师住三楼，老易住四楼，也就不可能有后面发生的事情，偏偏学校不是这样安排的，所以就有后面的故事。罗老师是学美术的，在住进这套两居室前，一开始便大兴土木——…为他的新居装修。装修当然要用电锤、电刨，还当然要磕磕碰碰，噪声自然就难免。而老易是个九点钟就要上床睡觉的人。这是在那所戴帽的农村中学里养成的习惯。在老易成长的道路上，一开始是黑灯瞎火的，晚上只有青蛙和蛐蛐叫，而要把黑夜的漫长时间挥霍掉，在黑乎乎的乡村学校里惟一的方式就是睡觉。所以老易养成了早睡的习惯，而他老婆也睡得很早。罗老师却急于想把装修搞完，一开始就早晚不分地干着，让那些装修的民工吃过晚饭接着又干，而民工也想早点干完，所以常常晚上要闹腾到十一点多钟。
矛盾来了。
老易于一天晚上十一点钟，敲开了罗老师的房门，当时罗老师正指挥两个民工吊客厅的顶。罗老师见来者是楼下的易老师，就客气地一笑，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齿。什么事？
老易没笑，脸上是黑的，因为他是上楼来提意见的。你看见过提意见的人笑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人家要休息。他不说他，而说人家。
就完了就完了，罗老师说，看了下手上的表。对不起。
这几天，我根本就没法睡好觉。老易又说，把头一甩。你们也要顾及一下楼上楼下吧。
罗老师脸上没有了笑容。假如你正在兴头上装修，楼下的人跑上来提意见，你脸上也不会有笑容了。罗老师说：好好好，就完了。
一个人要讲公德。老易说，不能只顾自己。
罗老师扭开了脸，这时他想回敬一句，却忍住了。
从此，罗老师就不理老易了，因为罗老师被老易弄得不舒服。你一旦不舒服，你也就不想佯装笑脸理让你不舒服的人。
二十年前，老三曾经爱过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就住在我小时候长大的巷子里。我们那条巷叫做光裕里。光裕里有一处大院，曾经是黄家镇最大的地主的住宅，大地主于一九四九年跑到台湾去了，但大院还在。大院里有两棵玉兰树，一到春天就开很大很大一朵的玉兰花，满树的白花，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好看得要死”。玉兰花一掉，到了夏天玉兰树上就结满了玉兰籽。我们叫玉兰籽为“瓢羹粒粒”。在那个物质匮乏生活贫困的年代，瓢羹粒粒成了我们食用的东西。一到玉兰籽熟了，我们这些孩子就爬上树用竹篙把玉兰籽打下来，然后放到锅里去炒，放点油放点盐什么的，当豆子吃。
老三家里很穷。这很好解释，因为老三有六兄妹。老三排行老三。我们就叫他老三。老三的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所以老三就非常注意那些瓢羹粒粒，经过大院时常常走进去看看，看那些瓢羹粒粒熟了没有，看瓢羹粒粒被人打掉吃了没有。
搞瓢羹粒粒吃不？老三会对我说，做出口水都要流出来的模样诱惑我。
我们那时候都很小，也很穷，身上从来就没有一分钱，所以就特别想吃东西。现在的小孩子身上都有钱，这是因为社会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还因为一家只能生一个小孩，父母们负担没那么重。所以，现在的孩子看也不会去看一眼玉兰籽，因为什么零食孩子们都吃得不爱了。我们那个时候不但吃玉兰籽，还把凉薯、黄瓜、藕做零食吃，甚至红薯和盐蛋也是我们的零食。我就记得老三拿着盐蛋在街上边走边吃的情形。那是农历五月端午节，这样的节日家家户户吃粽子和盐蛋，以此纪念那个名叫屈原的投河者。要不是屈原投了河，我们还没有盐蛋吃呢。老三对我说。
这话一点也不假，如果那个名叫屈原的老祖先不跳进汨罗江，后人就不会用吃粽子和盐蛋的方式纪念他。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后来的子孙们把这一天变成了节日。于是我们才有幸吃到了粽子和盐蛋。老三在家里舍不得吃盐蛋，他在吃饭时把盐蛋节约下来，吃完饭他就拿着盐蛋到外面来吃。这并非是炫耀他家里有盐蛋吃，而是纯粹拿盐蛋当零食吃。他把蛋白吃掉，拈着油渍渍的蛋黄，用舌头舔着吃。那模样现在想起来还蛮可爱的。那时候老三只有十岁。我八岁。
瓢羹粒粒也是老三爱吃的。他带我常常上大院里摘瓢羹粒粒，然后把瓢羹粒粒放到脸盆里洗洗，在锅里放点油，把瓢羹粒粒倒进锅里，再放点盐，炒着吃。这就是我们的小时候。
大院里有一个姑娘，我们黄家镇称姑娘为妹子，就同称男孩为伢子一样。那个妹子姓孙，父亲是南下干部，北方人，说一口普通话。孙妹子既说黄家镇话，也说普通话，声音非常好听。孙妹子长得白白净净，还很苗条，看上去弱不禁风。我们那时候叫孙妹子林黛玉，可见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审美能力。孙妹子经常瞧着我和老三摘瓢羹粒粒，因为有棵玉兰树就在她家的窗前，说准确点就在她的闺房前。孙妹子就趴在窗户上看我们爬到树上摘瓢羹粒粒，或者看着我们用棍子打。孙妹子有一张好看的瓜子脸和一双妩媚的眼睛。有的女孩子天生妩媚，可能就是说孙妹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