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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厂所需的外汇，三星可以凭借从以往业绩上建立起来的信誉和韩国政府的保证来获得。但是问题在于内资的不足，为了筹集到足够的内资，三星需要得到政府许可，进口限制性商品，并在国内流通该商品。当时进口的商品中有一部分未经过正常的程序就流入了国内市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星走私事件”的真实原因。在内资不到位的情况下采取了这种方式，给三星的事业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
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长期持续成长的企业”都是靠企业本身的资金来维持和展开事业的，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李秉喆也深知这一点。但是，对事业强烈的欲望，加上当时国家的进口外汇近半数被用在肥料进口上，这一事实给了李秉喆极大的刺激，让他沉浸在非理性的想法之中，认为我们非自己生产肥料不可。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工厂建设稍有起色，社会上对国家经济恢复重新建立起了自信，另一方面国内对军事政权也开始有了反抗情绪，要求没收三星的财产以使“革命”正当化。李秉喆在内资没有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轻易做出了建立肥料工厂的决定，虽然为此做出了大量努力，但是社会上的这两种复杂的情感，却最终导致了建厂计划的流产。
企业家对事业的强烈的愿望，无疑是促进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这些欲望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优秀的人才作后盾，不管是李秉喆还是其他任何商业奇才，都只会为世人留下失败作为教训。
三星风格
李秉喆的第三次失败是由于开展了与三星的体质，即与三星的企业文化不相符合的事业。随着三星规模的扩大，周围开始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做这行好！”，“做那行也挺有发展前景的”等等，下级职员也开始纷纷贡献自己的点子，“应该向这行发展”，“应该向那行发展”。这些开辟新事业的建议，最后成为三星未能针对龟尾（地名）的特点恰当处理好问题的主要原因。
此话怎讲呢？打个比方，比如三星现在还没有成立自己的建筑公司，如果要建设一间工厂，就必须找一家建筑公司。假如双方签订好合同后，这家建筑公司却由于本身的原因不能按期完工，不能履行合同的规定，又或者是使用了合同规定之外的材料进行施工，这时当然拿他们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违约而无计可施。所以有人建议最好的方法是三星自己开一家建筑公司。这样类似的建议一时之间接连不断，本来也是情理中事，但是相同的建议不停地听到，加上当时三星也确实疲于与建筑公司周旋，李秉喆自己也认为开一家建筑公司不错，于是就并购了一家建筑公司。然而当时建筑公司要运营成功，靠的就是“融通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这样作为三星最大特点的“周密性、管理的彻底性”就只能退居其次了。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三星无法保持自己的运营特色，理所当然地碰到了大难题。建筑业的特点和三星人熟悉的处事方式的不一致，致使三星建筑公司一直萎靡不振，虽然现在三星建筑已经步入正轨并取得了较大成果，但与三星一直以来在这一行业倾注的时间和努力相比，实在称不上是成功。也许是由于经受了建筑公司的挫折，李秉喆往后在构思新的事业发展方向时，总是首先从三星的机制开始分析，即，首先考虑该项事业是否与三星人的价值标准、处事方式、企业文化等一致，这在新事业开始之前的评定标准上，占据着最大的比重。
第三部分：选择什么行业弃婴的福气
这是李秉喆去世后李健熙会长继承父位掌握三星经营大权后的事了。有几位平日与我比较熟络的社长一天突然问我：“李教授，你说‘业’是什么？”不知道提问意图的我只好反问道：“‘业’？不就是指佛教中的因果报应吗？用韩语来说就叫‘业’。怎么突然问这个？”于是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新会长要我们明确各自公司的‘业’是什么，说只有对这一点有了清楚的认识，企业才能成功。”听完此话，我不禁有些惊讶——因为他们说的“业”与佛教和哲学无关，而是跟企业经营相关。但是印象中还是感觉这个词跟佛教的“业”有关系。印度人相信现在发生的事情起因于过去的所作所为，而现在的行动和想法，也一定会反映到未来的某个结果上，这是他们理解的“业”的基本。
想到这儿，我有些不确定地说，“企业现在的行动会对企业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新会长强调的会不会是，要我们在决定现在的行动和经营策略时多做考虑，顾及未来的发展？”一位社长笑道：“我们怎么都猜不透新会长的用意，为此查过国语辞典，还咨询过许多人。李教授您说的解释在国语辞典中也有记载，但是这种解释显得有些牵强，我们于是查了其他解释，结果发现韩语的‘业’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弃婴’的意思。”社长的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禁问道，“弃婴不就是被扔在别人家门口没人要的婴孩吗？”对方表示肯定似的点了点头，答道：“‘弃婴’的后面还跟着两种解释，其中一个就是您刚才理解的被扔弃的婴孩的意思，另一种解释就是弃婴身上带着的福气，如果一个人捡了这个婴孩养好了，婴孩身上的福气就会转移到收养它的人身上。”社长一边说着，嘴角含着一丝微笑，似乎表示自己的发现实在是高明，“所以我认为，这个解释带着‘不要对弃婴不管不顾，要好好收养’的意味。这跟新会长说的‘明确公司的业是什么’的提问正好一致。换句话说，咱们公司要培养什么，运营重点放在哪儿，这些都是应该深思熟虑的问题，跟养弃婴的道理是一样的”。道理分析到这儿，我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旁边另一位社长又发表了不同的见解，“看来每个人对这个词的理解都有不一样的立场啊！我对‘业’就有另外的看法。在座各位也很清楚，我负责的行业现在已经是‘夕阳产业’了，这也是我一直非常苦恼的问题，常常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在这一行坚持下去。我的心情就像无力抚养孩子而要把孩子丢弃的父母一样。但是最近突然我醒悟了，就像刚才说的，弃婴身上是带着福气的，而这份福气不是给这个孩子的亲生父母，而是给了养父母。当面对自己的事业时，最近我常常思考：继续把事业培养下去会不会因‘祸’得‘福’呢？然后竟然在一些本该放弃的事业上产生了新的想法。”
他所说的新想法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招数，只是他没有再一味地否定一味地想要放弃，坚持下去后事情就由低潮转而走向“接福”了。“我们总说纤维产业是‘夕阳产业’，但是有一天，一位教授很认真地问我，为什么把纤维产业称为‘夕阳产业？’他还问，你看过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人是光着身子出门的吗？不管世界怎么变，人终究要穿着衣服见人，只不过消费者的取向变得多样起来，我们不能再用单一的衣服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听了这位教授的话，我们又对这个差点放弃的事业重新分析了一番，结果你们也看到了，这项事业又转亏为盈了。”他一边说着，宽阔的肩膀充满了力量。紧接着各人又提出了几种意见，但内容也是大同小异。最后一位社长做了总结，“现在是三星的第二代经营者，最初我在内心可能有些看轻新会长了。但是当新会长下达了与前会长完全不同的方针政策时，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前会长在任时，他总是预先为企业铺设轨道，在这个轨道上丝毫不差地全力奔跑。但是新会长却指出，‘找出左右你公司命运的因素，积聚所有力量在这个重心上，才能促进你的公司发展’。
反正结论就是，在前会长下只要集中力量‘力搏’就行，但在新会长手下却必须用脑子做事。我的事业特点是什么，要取得成功我要做些什么，对这些问题必须转动脑子做出深入的分析，才能让企业生存下去。”
＋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
最近发行的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的大作《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受到无数企业管理者的青睐。书中记载的得到飞跃发展的企业全都采用培养自己企业的最核心的战略方针，即永远只使用一种“刺猬战略”。书中还说到，使企业成功的核心因素在于“Critical Factors for Success”，只要培养这一核心，就可让企业得到飞跃发展。然而，早在十几年前李健熙会长就已经指出应该明确公司的“业”是什么，并按照“业”来进行企业经营的方针。
不管从事何种事业，总存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和要因。如何坚持不懈地将这一要因反映到企业经营中，是决定事业能否成功的核心所在。
第三部分：选择什么行业作者的话
很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三星，进而又认识了李秉吉吉先生。从那以后我才发现，以前学到的和现在正在传授的知识与企业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人们从表面上或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东西实际上可能跟现实完全相反。就算像李秉吉吉先生这样成功的人士在现实中也曾有过被误解、业绩得不到正确评价的时候。
正当我意识到自己对企业的了解跟企业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时，金融风暴已开始席卷整个韩国。当我看到许多勤劳的人们一夜之间失去了赖以维生的工作时，不禁深深感到自主创业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我真应该给社长们①灌输这样的思想：人才不应受到企业的束缚，而应自己创业，让企业为个人服务。
这时，我目睹三星在经济危机的急流中受到猛烈冲击，又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恢复运作，这一过程让我对李秉吉吉先生生前的企业管理之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真正伟大的管理者，即便身不在企业，
仍能使企业持续繁荣、发展。”在接触了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的大作《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后，我更坚定地相信这一点。
李秉吉吉，凭借异于常人的独特风格创造了“三星”这一全球性大型企业。他坚持一贯的企业管理哲学，注重发掘企业管理层的潜力和热望。
李秉吉吉，总是专注于最重要的事物，追求最彻底的完美，时刻进行自我反省以防重蹈覆辙。他这一生都在奋斗，他的努力正是今天三星屹立不倒的最大动力。
最初开始考虑要对李秉吉吉先生作出比较客观、本质的接触时，是出于写书的考虑，对先生有理解不当之处也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些不当，先生如果在世想必会责怪我了，“你这教授，怎么到现在还不了解我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也像先生生前那样爽快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远在另一个世界的他定会露出他特有的微笑，宽容地原谅我的。想到这儿，我不禁加紧了完稿的工作。
借此书出版之际，谨向为拙作润色的任闰赫作家和汉城文化社的杨荣光组长表示深深的谢意，两位的努力和帮助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