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ader）中亦属罕见。
这让很多天津人觉得“运气不好”：如果不是“超级传播者”的存在，天津的确诊及疑似病例之和将不足50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正是天津多数百姓认为“非典”并不切近的重要理由。
但一个未被广泛重视的数据是，天津确诊及疑似病人有半数为医护人员，到5月9日为止，确诊病人中，医护人员占46％；疑似病人中，医护人员占25％。这也是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高比例——难道一切的不幸都应归咎于“超级传播者”？
一
4月15日，孟某来到了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孟某，这位54岁的河北省某县民政局的干部，在自己毫无主导能力的情况下，贯穿引发了天津大半以上的“非典”传播。
4月7日，患有冠心病及高血压、慢性肾衰、痛风病等数种疾病的孟某先后前往北京阜外医院、北京民航总医院治疗。在以治疗心血管疾病著称的北京阜外医院，孟某被告知需要漫长的等待才可能住上院，于是转到了北京民航总医院住院。
其间，孟某得知阜外医院与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有合作，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有专门的诊疗中心，而该中心的主任刘维宇博士是国内知名的心血管病专家。孟某决定前往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手术。4月14日，孟某自己主动要求办理了出院手续，在出院单上签上了“一切后果自负”的字样，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此时，北京市的“非典”疫情已经大规模爆发，但当时疫情的对外披露还处于封闭期。
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拥有500张病床，其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有国内一流的导管介入治疗室（内设有心血管造影数字减影系统、多导生理仪、射频消融仪等），有CCU监护病房，并有动态ECG监测仪等检查治疗设备。
4月15日，孟某来到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挂了心内科刘维宇主任的专家号。当天，刘维宇按正常的程序将孟某收治入院，准备随后进行冠脉造影及支架术。
次日下午，孟开始发烧，体温达到摄氏38。5度，其他症状为咳嗽、胸痛、有痰，白痰当中有血丝，且通过X光片发现肺部有阴影——这一切无疑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非典型肺炎的典型症状，刘维宇怀疑这名患者患上了“非典”。
在层层汇报之后，孟某在4月17日被转到了当时天津市指定的两家收治“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之一——天津肺科医院呼吸科。
与此同时，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曾经接触过孟某的医生护士一共10人被隔离。而曾经与孟某一个病房的陈某和王某及其家属也被隔离。
进入天津肺科医院后，孟某被再次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但是其“非典”症状并不明显，因此天津肺科医院先后四次电话通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孟不是‘非典’病人”。在这种情况下，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时的院长张晓玉下令解除对于相关人员的隔离。
“解除隔离过快也是引发后来武警医院灾难的重要原因。”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说。天津武警医学院在后来给中央军委的汇报文件上说：“因为肺科医院先后四次通知我院孟某不是‘非典’病人，使得我院的部分领导产生麻痹大意的思想，过早解除了对相关人员的隔离。”
此事之后，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张晓玉被撤职，降为副师级。而年仅40岁的原副院长李玉明被提拔为院长。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天津感染链（二）
二
第二家接收孟某的天津肺科医院是市属专科医院。1972年建立，拥有病床600张。以肺结核短程化疗、中医药活血化瘀治疗肺内干酪病灶、抗痨药物血液浓度监测治疗肺结核、选择性支气管动脉灌注治疗中晚期肺癌及肺外科手术见长。但在多年经营过程中，其工作逐渐被胸科医院分流，因此医院在医疗设施与防范意识方面均处于较低水准。因为反复对孟某进行检查仍然不能确诊，同时孟某的病情继续恶化，连呼吸机都没有的肺科医院决定把孟转到天津的另一家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天津传染病医院。
4月18日晚，孟某进入传染病医院乙五病房，在医院总值班主任医师孙家华、科主任宓余强和护士长轧春妹的带领下，医护人员立即投入紧张的抢救：气管插管、上呼吸机、血液透析和心外按压，而病人还出现大口喷血的情况。
直至4月19日，孟某方被确诊为疑似病例，同日孟出现严重的肾衰。20日上午10时去世。
因为确诊时间过晚，加上孟某先后转了三家医院，孟直接间接感染了天津60多名医护人员，占到了天津67名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的医护人员的90％以上。
“孟到一个地方，就感染一大批，三个医院的三个主任都被他感染了。”天津武警医学院宣传处一工作人员说。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刘维宇、肺科医院呼吸科主任裴鸿烈先后被孟某传染上非典型肺炎并去世，天津传染病医院科主任宓余强在为孟某治疗的过程中被感染，现正住院治疗。
据了解，在孟某出现“非典”症状的时候，天津市卫生局曾经派人到北京民航总医院调查，但是被拒绝。后通过北京市卫生局查知，北京民航总医院从4月13日起曾接触过8个“非典”患者，孟的主治医生是其中之一。
4月19日晚，就在孟某被确诊为疑似病例的当天，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工作人员和住院病人陆续出现发热症状。
截至4月23日17点，该院共发现发热病人29例，其中5人确诊为非典型肺炎病人，疑似非典型肺炎患者4人，发热待查20人。天津肺科医院和天津传染病医院也分别有十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4月20日深夜，天津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市长戴相龙拍板决定，从4月21日早上7点起，将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封闭监控。但是在4月20日下午，紧急会议还没有召开的时候，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出现了“大逃亡”。
除了病得走不动的人，很多病人要求出院，甚至连出院手续都不办就走了。“那时候，医院里空气可紧张了，大家都担心被传染上，也不愿意被封在里面，赶紧走吧！”一位刘姓出租车司机这样对记者说，当时他的一个亲戚正住在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4月20日下午打电话叫他来接一下。“我那个亲戚是做个小手术，才进去，还没做呢，结果吓得赶快出院了。他算办得早，办了手续，后来很多人连手续都办不了。”
记者没有从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得到相关的“逃离人数”，也没有得到相关的感染数字，但是天津市卫生系统的一位人士这样告诉记者：“孟某这个链条的感染范围扩大的原因正在这次逃跑中。”
4月21日早7点，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被封闭，而与医院一墙之隔的武警医学院的3000多名学员也在4月23日被全部转移，继续实施隔离。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天津感染链（三）
4月21日，与孟同一病房的在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刚做完冠心病手术的70岁的陈某经过抢救无效死亡。他从17日起连续高烧，20日傍晚被转入肺科医院，他的妻子、大儿子、大儿媳、小儿子先后被感染。与孟在同一病房的王某则被转入了传染病医院，因为当时医院的隔离病房非常有限，73岁的王某被安排在污水间居住。
4月22日，王某的七名家属冲入传染病医院隔离区，从污水间把王某强行抬出医院，回到了位于河东区的家里。当天晚上，天津市河东区卫生防病站站长孙德华接到命令去王家把病人找回。
“我是晚上10点多进的他们家门，他家有5口人在，问病人在哪？就是不说，后来谈了谈，得知老爷子认为医院条件太差。”孙站长回忆说，“我就反复地做工作，给市里打电话汇报，最后他们看市里同意解决这个问题，才告诉我，老爷子就在隔壁。”
“到了隔壁一看，两个人正陪着老爷子。最后是老爷子自己拿过我的手机跟领导亲自谈的。”孙站长说。
4月23日凌晨，王某回到传染病医院，而他的7名亲属中有六人被感染了“非典”。
据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肺科医院院长杨学钢因为该院在对孟某的诊断上出现重大失误，于近日被撤免。而传染病医院院长也因为王某的逃离受到内部批评。
除孟某外，天津亦有为数不多的其他线索的输入型患者。如儿童医院曾接到一有“非典”症状的儿童，了解到其父刚从外省归来，遂速将该儿童送至定点医院。这一及时反应使儿童医院并无一人因此感染。
补记：
上文发表于《财经·ＳARS每周调查》5月16日—22日号。此后，至6月3日，天津市没有增加新增的临床诊断病例，而出院人数在不断增加。不过被隔离的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一直没有解禁。“我们医院一定会在全部非典病人都出院后才可能解禁，”一位医生这样告诉记者。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吉林：三个家庭的故事（一）
吉林省的绝大部分病例是从首发病例引发而来的，波及3个家庭，30多位确诊和疑似病人。其中有两个家庭因不配合流行病调查而受到关注。
吉林省“非典办”宣传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5月21日15时，吉林省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人35例，其中医务人员7例、学生1例、治愈出院9例、死亡5例；疑似病例6例，其中医务人员3例。
35个病例中，两位来自北京的长春患者（一位是在京工作人员，一位是在京就读的研究生）及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吉林市患者已出院，此外，延边州还有过一个疑似病例（已被排除）。之外的病例，都是从首发病例一条线上串下来的，线索清晰。目前疫情在控制范围之内。
聂某的不幸
4月8日下午4点，聂某住进了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以下简称“吉大一院”）呼吸内科。该院呼吸内科主任华树成告诉记者，患者在北京待过两周，有发烧和肺部阴影等症状，所以院方非常关注，但聂某在两天后明显好转，体温下降，不再咳嗽，肺部阴影消散，从此之后也没有复发。据称，院方还与前来培训的广东专家切磋，但亦不能确诊，认为是“高度疑似”。
4月15日，聂某的姐姐开始发烧，到吉林大学的一个校区医院看病，正好遇到来自吉大一院的大夫出诊，询问病史后，得知她曾经带孩子去医院看望过聂某，停留了大约10分钟。16日，聂某的姐姐住进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华树成说：“当时我正在参加医院的紧急会议。知道聂某的姐姐入院后，马上让她进入隔离病房。”
吉大一院是综合性医院，虽然设有传染科，但是没有专门的SARS病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