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调查- 第5节

　　　　　　从目前《财经》所掌握的情况看，于某正是北京的首发病例，曾导致301医院一批医护人员染病。其父母很快病死在北京。其本人和其他家人后来被要求接回山西继续治疗。　　　　
　　　　　　那是山西医疗界首次亲睹SARS的强大传染力。在于某最后求诊的山西省人民医院，3月8日以后有5名医护人员相继病倒，都是“非典”。　　　　
　　　　　　对于山西和太原的防疫人员来说，“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在进行。3月9日，太原疾控中心主任赵宝新便亲率员工赶赴北京，在病房找于某了解发病过程和她曾经接触了哪些人。经过这种被专业称为“流行病学调查”的步骤，赵宝新在山西确定了30个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按上面要求“内紧外松”地“布控”进行医学观察，而且后来发现其中果然有4人发病，即送到医院救治。　　　　
　　　　　　于某这一链，在山西一共串起近20人。　　　　
　　　　　　然而，山西的灾难还远远不止于此。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山西：飞来横祸（二）

　　　　　　四　　　　
　　　　　　3月20日，又是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一位从北京301医院诊治过口腔溃疡归来的患者入住，还是治口腔溃疡，不过有些发烧。　　　　
　　　　　　患者岳某，太原市郊清徐县的一个乡党委书记。书记病了，消息传出，许多同事赶往太原探望。　　　　
　　　　　　3月23日，岳某被怀疑患有“非典”。更为不幸的是，前往探望过他的清徐县政协主席4月5日终因重症“非典”死亡。四天之后，送岳氏去北京的县交通局司机，一名32岁的年轻人和他的妻子双双染病，相继死去。　　　　
　　　　　　清徐是山西陈醋的产地，也是山西比较著名的富裕县。2月初广东闹“非典”的时候，据传醋能“治非”，一瓶卖到数十元，于是也有一些广东商贩到清徐进货。　　　　
　　　　　　“从那时就听说有这种‘非典型肺炎’了。不过，一直觉得对我们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且听说广东已经控制住了。”在清徐县防疫站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办公楼里，身着防疫制服的站长啜瑞义告诉《财经》记者。　　　　
　　　　　　他还肯定地说，虽然当时来过不少广东人，但清徐并未发现由此染病的。“首发病例，就是岳某。”当然，无论啜瑞义还是岳某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种可怕的传染病不仅没有在广东消失，竟又转道北京，潜入清徐。　　　　
　　　　　　清徐县一夜间成了疫区。从3月下旬开始，啜瑞义和他手下的40多名防疫人员就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动员“疑似者”住院，记录观察密切接触者的症状，从中再发现新的“疑似者”。　　　　
　　　　　　“当时不敢叫‘非典’，这是保密的。所以我们对外说‘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好多人想不通呀，这么个病干吗要住院呢？我们挨了多少骂呀。”防疫站的财政科长马秀珍回忆道。　　　　
　　　　　　按啜瑞义的记录，在岳某一链，密切接触者有7人，医学观察对象有128人，最后住院者有24人，死亡2人。绝大多数接触者和观察者都是县城人。　　　　
　　　　　　一串又粗又长的链条，加上3名死者，清徐成山西省SARS灾区的重中之重。街道冷落、学校停课自不待言，清徐人上太原，到饭店下榻也多遇冷脸。　　　　
　　　　　　　　　　　　
　　　　　　五　　　　
　　　　　　直到4月中旬，在太原SARS预防控制一线，勤勉的专业人员还在按照首发链条追踪病人。除了上述三链，还有一根无头的链条，又可以串出20余人。　　　　
　　　　　　SARS是一种传染力非常强的疾病，远远超过以前人们所知的呼吸道传染病。3月初以来数例重症病人相继在太原出现，事前没有征兆也难有准备。事发之后，当地对SARS的预防救治一直被要求以“绝密”的方式进行，防疫人员无法广而告之，取得公众的广泛配合。　　　　
　　　　　　很难想象，在如此形势下，山西脆弱的医疗防疫系统能够挡得住病毒的进一步蔓延。很难想象，在数例而扩至上百例病人出现、大批医护人员受感染后，没有更多的潜在带菌者存在。更何况，SARS病毒此时已在北京也在全国扩散，外部环境同样堪忧。　　　　
　　　　　　果然，及至4月，尽管一线倾其全力，人们很快发现山西新增病例此伏彼起，再也无法用有形的链条串连。前方防守亦愈加吃紧。　　　　
　　　　　　4月26日，卫生厅长李俊峰说：“到目前我们掌握的疫情仍然是输入型继发感染；同时也有散发病人出现。有一部分病人（病源）不明确，所以为控制疫情增加了难度。”　　　　
　　　　　　在清徐县，整日疲于奔命的啜瑞义也已经无法理清本地的链条。他说，清徐现在需要进行医学观察的“流调（即流行病学调查）”对象则有1300多人。每天县乡两级防疫队伍跟踪调查，天天要忙到凌晨两点。　　　　
　　　　　　清徐有了可疑的SARS病人，总是送到40里开外的太原市去住院。4月21日，清徐县西关村有一名农民疑似患者在太原被隔离以后，竟然私自逃离回家。啜瑞义得知，立即带领几名防疫员赶到那位农民家，做了两个多小时工作，把病人劝回医院。还好，没有动用公安。　　　　
　　　　　　农民患者回去了，他的家眷都是留在家里的隔离观察对象。啜瑞义说，他实在无从知晓，那位农民是如何染病的。　　　　
　　　　　　在太原，此类无头可寻的新病例已经不胜枚举，有民工，也有干部和市民。4月23日，市区一个桥洞下还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过鉴别，确定为外来民工，且为SARS疑患。一线防疫人员奔走四方，疲劳至极。　　　　
　　　　　　在临汾，4月13日首次上报一例病人，据称是在太原学习后染上“非典”。不日，一位在太原打工的河南林县农民又在火车站被发现患有“非典”，住在当地医院。23日距临汾20多里地的吴村死了两个农民，均为“非典”，一是老人，一为学生。两人一直长居乡村，并未外出。据了解，现在吴村已经戒严，经过按户排查，又发现几个小孩有发热迹象，怀疑是“非典”疑似病例。　　　　
　　　　　　到4月26日，太原以外的10个地级市已有九个发生了疫情，不少病案源头已难以理清。　　　　
　　　　　　4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的山西、北京和加拿大的多伦多与广东、香港相提并论，列为建议旅行者取消非必要旅行的地区。此后，在该组织确定的“SARS疫区”一栏，已经加入了美国、英国伦敦和中国内蒙古。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解释，所谓疫区，是指当地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链。那种可以清晰辨识出传染链条的疫区，算是轻疫区，其余则是重疫区。　　　　
　　　　　　山西属于重疫区，这不是偶然。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山西：背水一战（一）

　　　　　　在山西，4月15日又是个分界点。　　　　
　　　　　　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会议以后，当晚，山西省省长刘振华便紧急部署，决定拿出600万元专用于“非典”的救治和疫情控制。15日，山西成立了由省长领衔的防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正是分管卫生和财政的副省长王昕。　　　　
　　　　　　至此，山西防治“非典”成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全线动员，紧锣密鼓，步步为营。　　　　
　　　　　　4月20日以后，山西当地媒体对“非典”的报道开始加大力度，新闻记者们说，这方面的报道量较之过去多出三倍以上。山西省卫生部门也更公开地公布疫情，不仅每天正式发布，而且详细说明患者在全省各地的分布。　　　　
　　　　　　临汾4月13日报告一起确诊病例后，太原以外的疫情引起高度关注。4月18日，山西出台了《加强非典治疗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地市党政一把手坐镇指挥不得外出，并明确“严格疫情报告制度，严格控制跨市地转送病人，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4月2日，刘振华又签署了第162号令，以紧急通告形式布署地县政府的“非典”防治工作。　　　　
　　　　　　在4月26日的新闻通气会上，卫生厅厅长李俊峰告诉与会记者，“现在省委书记、省长每天与我们一起研究疫情，说的都是‘行话’了”。　　　　
　　　　　　在4月19日到26日的一周中，山西新报告病例仍在上涨，按统计，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8例，疑似病例19例。李俊峰认为这可以说明两点；一是疫情确实在上涨；二是早发现早报告的措施加强后，病例增长较快。“总之，这说明疫情还没有控制住。”李俊峰分析说。　　　　
　　　　　　山西省将眼前的SARS称为一场恶战，其方针是“动员各行各业都来参战，尽可能早发现病例，防止其扩散到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参战者已经动员到了城市的居委会与乡村的村委会一级。设立了热线报告电话，而报告的原则是“宁错勿漏”。　　　　
　　　　　　当地人都明白：以太原的条件，救治尚且困难，如果疾病在农村爆破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　　　　
　　　　　　激战之际，愈显出防疫一线的作战部队长年给养不足。　　　　
　　　　　　啜瑞义是转业军医，1984年就当了清徐县防疫站站长。他记忆所及，县防疫站近20年来只拿到过一次设备投资，是在1986年，用十多万元钱购置冰箱和一些简单的化验仪器。从1999年开始，县财政拨付防疫站的款项就出现了大缺口，只有通过卫生监督获得收入，可以勉强开出工资。　　　　
　　　　　　比如去年，县财政只给了20万元。防疫站有14名退休职工，就需要21万元。全站的工资加费用，一年要80多万元。开支和拨款之间的缺口，全部由防疫站自己解决，所以日子格外紧。防疫站工作人员的平均月工资900多元，到了年关，常常发愁开不出工资。　　　　
　　　　　　如今出现紧急疫情，清徐县防疫站在费用上更显捉襟见肘。3月24日出现首例患者后，财务科长马秀珍立即购置了一批防疫必须使用的白大褂和一次性防护服。4月17日，县里为防疫紧急拨款的2万元到账，总算解决了些问题。　　　　
　　　　　　4月24日，疫情报警一个月以后，马秀珍终于狠狠心买了一箱方便面和火腿肠，让天天加班到凌晨两点的防疫员们吃上了宵夜。“这些日子，看着他们实在太苦了。”说着，她抽泣了。　县级防疫站如此，太原市的疾控中心担子更重，处境也更为艰难。主任赵宝新没有时间算细账，只是觉得“人手根本不够”。为防止疫情扩散，需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对象越来越多，现在太原市疾控中心200多人中，100多人被抽调建立流调队。不过，当疫情扩大成散发，一切都变得很难。“散发了，不知道传染源在哪里，也搞不清接触史。”　　　　
　　　　　　赵宝新他们想了很多新办法，包括盯人、现场追踪、医疗督导、系统排查。这些都意味着人员和设备，可人员和设备都远远不够，甚至办公用电脑也不能满足需要。除了再想办法，联合各路人马设置重点观察哨，就是加班加点。　　　　
　　　　　　赵宝新在接受采访时，得不停地接电话，一有间歇就只想打瞌睡，让人不忍发问。记者随他的“流调”队伍前往一个发现了“非典”的工地进行排查。人们刚刚散开，只见这位疾控中心主任竟靠着一棵大柳树，悄然入睡。　　　　
　　　　　　据副省长王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