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与赵某有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同一病房的患者共有11人发病。赵某从3月29日返回磴口到4月7日，在无任何防护意识和防护准备的情况下，与88人有过接触，其中有25人被感染。而在4月20日前，又有402人与这25人有过密切接触，其中31人被感染。也就是说，从3月31日到4月20日短短20天的时间里，感染人数达到56人。来势迅猛的疫情，对于磴口县来说是一场灾难。
据悉，这些病人主要集中在6个家庭，赵某的家属中有12人发病，沈老太太的家属以及和赵某曾经同时接受输液的杜某家也有人发病。家庭继发病例达到40例，医护人员病例和与医护人员有密切接触的非医护病例达到54例。
在高峰期时，大部分病人都集中在磴口县医院，这对一个县医院来讲，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从该县提供的有关资料来看，磴口县的整体医疗条件比较差。该县疾病控制中心有52名工作人员，中学学历21人，没有一名普通高等院校毕业从事疾病防控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全县三所医院加起来总共有143名医生，其中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12人，主治医师59人，没有一名主任医师。从事呼吸道疾病医治的主治医师仅有一名，护士90名。由于医护技术力量有限，县内群众的绝大部分疑难病症都到县外医院治疗。
县内三所医院仅有磴口县医院设有传染科，不过也只有10张病床、一台X光机和一台呼吸机。传染科与普通病房在同一座大楼之中，没有任何有效隔离设施。在磴口县医院被确定为“非典”患者定点诊治医院之后，虽然进行了两次隔离改造，但由于本身设计就缺乏医治传染病的隔离条件，临时改造后亦难以达到防护要求。磴口县医院仅有69名护士，在“非典”防控期间，基本上是全天候上岗，每天连续护理的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体力严重透支。
磴口县“非典”办宣传组负责人薛勇告诉记者，目前，磴口县确诊的有61例，疑似的有28例，其中确诊病人死亡的有8例，疑似病人死亡的有2例。不过，经过30余天的奋战，疫情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5月13日后未有新增病例，全县也没有再出现新的输入性病源。
李某的悲剧
巴盟的另一个传染源在临河市。3月间，临河市铁路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李某到北京医科大学东直门中医院学习。巴盟检察院侦察监督处的哈登告诉记者，3月27日，李某坐火车从北京回到临河市。他的父亲是位老中医，李某身体感觉不适后，到父亲的私人诊所看病。3月31日，以肺部炎症住进巴盟医院呼吸内科，此后三天病情比较严重，4月5日被转入隔离病房，这时李某的病情开始缓解。
4月8日早晨8时多，李某要求出院，医生告诉他是“非典”疑似病人，不能出院。李某给所在单位临河市铁路医院打电话称自己可以出院，医院派来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和一名司机来接他。巴盟医院的医护人员告之李某是“非典”疑似病人，不能出院，来人就没有把李某接走。后李某和妻子步行出院打出租车，去其父的诊所输液。医院向巴盟政府汇报了情况后，盟里要求临河市铁路医院把李某找回，当天下午4时，李某回到医院，离院时间达8个小时。
来自公安人员的一种说法是，李某自己是医生，认为巴盟医院的医疗条件不好，想出院自己治疗。
李某离院的当天晚上，其父住进医院，两天之后给他打点滴的护士也被确诊为“非典”患者。李某的母亲、妻子、两个弟弟、一个弟媳也相继发病。4月12日，李某的父亲病情非常危险，李某与抢救其父的医生发生争执，当时的详细情况记者虽多方了解，但并不清楚。
目前，李某的父母和妻子都已去世。在李某这条传染链上，直接感染的医护人员有5人确诊，间接感染的医护人员有6人确诊，加上李某的6名亲属，共17人，集中了临河市主要的“非典”病人。
5月4日，李某经专家诊断，认为可以出院，当日被临河市检察院以《刑法》第114条危害公共安全和《刑法》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名义批捕。此后，案件移交给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分局的公安部门，案情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李某是否会被起诉不得而知。截至发稿时，记者未能联系到李某本人。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内蒙古疫情纪实（二）
脆弱的巴盟
临河市医院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医院在4月11日被确定为定点医院之后，当天就改造病区，接收了两名从巴盟医院转来的病人。此后，不仅从临河当地接收了十几个病人，又陆续接收了巴盟医院转来的病人。4月17日，医院的15个床位就全住满了。隔离服只有30多套，不够用，情急之下甚至拿着样子找当地的裁缝做，“后来靠着平时的关系才定制上400套”。
临河市铁路医院在四五天之内也住满了病人，还接收了两位来自磴口县医院的护士。医院宣传部的康志明说，医院传染科原只有一个大夫，现内科医护人员和外科护士全部进入传染科病房，每批医护人员30人左右。3名医护人员因为过度劳累倒在现场。
临河市铁路医院直属呼和浩特铁路局，也是呼和浩特铁路局四家医院中惟一的定点医院，所以当时从包头铁路局医院派来12名医护人员支援，大大缓解了压力。以前医院只有两台呼吸机，不够用，铁路局下拨了两台。
在巴盟6个旗县市发现疫情、9所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患者左右支绌的情况下，巴盟盟委、行署决定于4月27日起动工，将临河市郊区的先锋监狱改造成巴盟SARS救治中心，建筑面积达3600平方米，医院可容纳120名患者。
4月29日早晨，原临河市医院副院长的杨志平被任命为该中心主任，参与病房设计等工作。杨志平说，5月4日一期工程完工，5月5日抽调了15位技术人员，5月11日又抽调了60多人，包括化验、放射科等辅助科室的人员，5月12日正式开始接收病人。“一边收治病人一边改建”，五个病区陆续开放接收患者。
杨志平说，现在中心总共有400多名工作人员，一线人员就有200多人，有三个病区的医护人员是从包头、鄂尔多斯和各区县抽调而来，其中来自包头的两批医护人员达60多人，来自鄂尔多斯的有11人，来自当地的巴盟医院的有60人，来自临河市医院的有40人。目前，医院接收了62位病人，已经有16人出院，不过有些重症病人现在还不能转院。
省级医院没有传染科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而100多病例大多来自一条传染链。3月24、25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的两名乘务员范某和孟某先后住进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这两个人成为呼市“非典”疫情的传染源。
3月15日，国航CA112航班从香港飞往北京。机上有一乘客李某，在香港探望其住院的兄长后，于3月13日开始发烧，并且被疑为SARS病人。虽然香港方面对李某作了跟踪，但是由于拼音有误，李某还是上了飞机。范某和孟某即为该航班乘务员。3月18日，孟某首先发病。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宣传部人士向记者介绍，两人入院时病情严重，高烧，有些昏迷，当时分别住在呼吸内科和中医科。26日，医院接到内蒙古航空公司通报，说两人在飞机上接触过“非典”病人，于是将她们送到烧伤科的隔离病房。4月初北京派来专家确诊。此时，该院已经有19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于4月初相继发病。
该院虽然是内蒙古大型综合医院，但是地处市中心，没有设立传染科，与传染病相关的只有肝炎门诊。4月初，孟某的几位家人相继发病，给她看病的中医科大夫及其学生也发病。中医科大夫及其学生到内蒙古胸科医院治疗，又将该院的八名医护人员感染。
在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的患者也被感染，又牵连到他们的家属、朋友和同事。王某是骨癌晚期病人，有发烧症状，在该院去世之前曾经转到中医科住院。王某死后，参加葬礼的家人、一些亲属、给他操办葬礼的朋友相继发病，这条传染链上共产生二三十个病例。孟某住院时住在邻近病房的童某也出现发烧症状，他的家人也被感染。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自4月15日起开始改建，陆续将烧伤科、急诊科和特需治疗科改成“非典”病区，4月底整个住院大楼都改成“非典”病区，原住院人员离院并停止门诊。至今接收了100多个确诊病人，全院1400多人都投入到“抗非典”中来。
继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之后，出现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就是内蒙古胸科医院。该院以收治结核病患者为主。该院所收治第一例“非典”患者是在4月3日，当天下午5时多就进来4位病人，即前述在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与孟某住院病房相邻的童某一家4口。胸科医院此后又收治了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给孟某看病的中医科大夫和他的学生等共8个病人。
因为缺少隔离设备，胸科医院陆续病倒了8名医护人员。4月20日以后，呼市疫情发展迅猛，医院停止接收病人。原定在医院改建之后于5月6日重新接收病人，但因为疫情严重，4月30日即必须接收病人。当时医院只装修好两个病区，排气扇等还没有安装。所以，“一边收治病人，一边装修”。该院的庞女士告诉记者。
庞女士说，该院虽然是省级医院，但设备水平可能不及北京附近的县级医院，在当地与呼市第一医院相比也差远了，没有彩超机，没有呼吸机。疫情发生后调来两台呼吸机，医生还不会用。以前医院主要收治结核病患者，医生就是戴口罩，穿白大褂看病，没有防护服。第一批病人进来后，医生也像平时一样看病，两三天之后才购进隔离服，隔离服质量也不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人被感染。
在4月20日内蒙古胸科医院停止接收“非典”病人之后，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接到命令紧急开诊。该院的郭女士告诉记者，医院在两天之内将儿童病房、妇产科病房改成隔离病房，腾出28张床位，但三四天病人就住满了。当时，防护用品极其紧张，因为以前医院没有传染科，没有储备防护用品。医护人员要进病房的时候没有防护服，总务科催着做，送来一批用一批。缓冲区也是临时用三合板隔开的，只有七八平方米。好在此前，医院派5名医护人员到内蒙古胸科医院支援，了解到工作程序和必须的消毒用品，医护人员没有被感染的。
相对而言，呼和浩特市传染病医院改建起来就容易得多，它是呼市惟一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他们将70多名肝炎病人和十几个肝炎重症患者转移到门诊部。4月16日开始接收第一位病人，至今收治了85名患者，其中确诊的44例，其中包括王某的女儿、女婿和至少8位亲属。
在内蒙古所有的医院中，内蒙古自治区医院是医疗条件最好的。4月7日该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