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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拼命抢险的“战斗”，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事后想起来也够惊心动魄了。蒙古的冬天实在是可怕，一点也不敢大意。
第二部分可怕的冰冻事故（2）
抢救热水管后不几天，使馆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名苏联士兵，夜间从友谊医院与使馆之间的隔墙跳进使馆来，就近跑到锅炉房取暖。据锅炉工用馆内电话报告说，这小兵冻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锅炉工吓唬他，做出要把他填进炉膛烧掉的举动，他跪下哀求，说的什么话也听不懂。我让锅炉工把这个小兵送到前楼来，由办公室的小刘审问。这个士兵冻得筛糠似地发抖，断断续续地讲，他是苏军建筑旅的，想到中国使馆政治避难。问他为什么，他流着眼泪讲，他是图瓦人，在部队受不了俄罗斯人的欺辱，一直想开小差回家乡，到了蒙古听说离中国不远，就想到中国去，因为中国不歧视少数民族。小刘向他解释，中国虽然不歧视少数民族，但却不能收留苏联人去政治避难，使馆里他也不能久呆，早一点回部队去，趁其长官没有发现，就不会有事。小刘给他搞来面包、牛奶、黄油、火腿，让他饱餐一顿。他热得敞开空身军棉袄。问他为什么光着上身穿棉袄，他说军官怕士兵逃跑，晚上得把衬衣脱下光着上身睡觉。吃完饭，他脱下军靴，重新裹了一下包脚布。小刘发现他的军靴只不过是厚帆布制作，外面涂了一层发光的涂料，乍一看像是皮靴。苏联士兵也真够苦的了。他跳墙进来，又让他从原处跳墙出去，如果交给守使馆大门的蒙古警察，这个苏军小兵那就惨了。
小刘送走苏联逃兵以后，回来问我：图瓦在什么地方？我来蒙古以前看过有关边界谈判的资料，对“图瓦问题”印象颇深。我告诉小刘，这个地方在蒙古西北的苏联境内，历史上叫唐努乌梁海，本来是中国领土。清朝在蒙古西部重镇乌里雅苏台（现蒙古扎布汗省境内）设有戍边将军，管辖蒙古西部一些盟旗和唐努乌梁海。由于同蒙古边境上有一脉较高的横断山岭阻隔，对外交通甚为不便，直到1921年蒙古事实上独立，这个地方仍处在游猎社会，以狩猎得来的贵重皮毛，与来自内地的中国商人交换日用品。蒙古独立，这片中国领土即孤悬在外。1924年，苏俄囊括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建立了幅员广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本想把唐努乌梁海吞并，但因同中国北洋政府谈判“历史悬案”（主要是废除划占中国领土的一些不平等条约问题）未获结果，这块连不平等条约也未写进去的十七万平方公里领土，不明不白地划进苏联的版图，但苏联政府并未敢正式对外宣布。一直到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空前的困难时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以法令形式公布：唐努乌梁海“申请”加入苏联，改名为“图瓦自治共和国”。小刘听了我的介绍，颇有感慨而气愤地说：“苏联欠我们的实在太多了！”
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气温仍然是滴水成冰。孤悬在乌兰巴托以北二百多公里的宗哈拉工地，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恶性事故。这个工地留守工人和技术人员原有二十多人，到1968年冬，由于身体不好或家中有事，返国一半以上，剩下不到十人。已完工等待交钥匙的几座楼房，已经通了水、电、暖气，本来留守工人冬季可以住进去，但为了信守协议，他们宁肯住在未装修的无水、无电、无暖气的架子楼中，做饭自己轮流动手，水从楼外打来，取暖烧煤炉子，夜间点蜡烛，大小便要到楼外露天厕所，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这个工地，处于宗哈拉市的郊区，周围一片荒野，深夜时常听到狼嗥。援蒙建筑公司领导也一再告诫他们，警惕蒙古坏人抢劫和绑架。
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宗哈拉工地负责人邱恩，冒雪匆匆赶到使馆，汇报前一天夜里发生的意外事故：早晨，值班人员捅旺炉火、清扫房间，发现在堆放杂物未住人的房间里，屋角有一张摊开的大幅毛主席像，上面有人屙了一泡大便。老邱让值班人员不要声张，把门锁上保留现场，自己急匆匆地赶来使馆。
我们使馆主要领导成员和援蒙公司的两位领导人，听了汇报顿时一愣，长时间没人讲话。大家都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这种事故，一旦宣布，就成为典型的现行反革命事件。良久，经援专员老王开口，请大家实事求是地仔细分析一下。老邱补充说明了留守工人良好的政治思想情况和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在座的同志讨论后，一致认为这绝不是有意污辱伟大领袖，而是夜里便急又不敢出门上厕所，就跑到空屋摸黑扯出一张纸（屋角有成卷的毛主席像）来方便，准备第二天折叠起来扔掉，如果他想到会是毛主席像，即使胆大包天也不敢那样做。会议决定：这件事不做追查，既不上报，也不下达，如果泄露追究责任，由使馆主要领导集体承担。老王说应该由他个人承担，大家齐声表示：“集体负责，集体承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上对下隐瞒这件事，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宗哈拉工地的这个事故，对加强使馆领导班子的团结具有重要作用。在“文革”年代，人们“话到嘴边留半句”，“见面不抛一片心”，而能够集体负责来“欺上瞒下”，说明相互已可“全抛一片心”，彼此有了高度信任。
第二部分中苏边境武装冲突（1）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
蒙古奇寒的冬天没有过完，又发生了使中蒙关系陷于“奇寒”的国际重大事件。这就是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部队，在中国东北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的武装冲突。这使刚刚有点缓和气氛的中蒙两国关系，跟随着一下跌入冰冻的深渊。
珍宝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的中国一边，与陆岸只隔一道枯水季节可以徒涉的河岔。按国际惯例，江河边界应以主航道划线，但是苏联地图把它的边界线统统画在所有江河中国一侧岸边，于是，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一百多个岛屿，都被画过去成为苏联的领土。因此，两国边防分队巡逻时，不断发生摩擦和碰撞。在两国的边界谈判中，中方主张在没有解决这些有争议岛屿的问题之前，双方边防部队都不要进入；苏方蛮横地声称，根本不存在争议岛屿，苏联地图边界线内的都属于苏联所有，并依仗其军事强势，硬是继续在这些岛屿上巡逻，摩擦和碰撞逐渐升级为棍棒交加，甚至用装甲车冲撞。
珍宝岛的武装冲突，爆发于1969年3月2日。中方边防站长率领一个排的巡逻分队，在岛上突然遭到苏方两辆装甲车和七十多名边防军的袭击，中方分队奋起还击，双方互有死伤。7日，苏边防军三辆装甲车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在珍宝岛与我陆岸间河岔上示威性地开过。15日，苏军二十辆坦克、三十辆装甲车及步兵二百余人大规模进犯珍宝岛，气势汹汹。中国边防部队退守陆岸，与身后高地上的炮兵密切配合，用火箭筒和反坦克炮的密集火力，激战九小时，将苏军坦克、装甲车打退。苏军坦克中有一辆过分冲前，在珍宝岛与陆岸之间河岔的冰盖上被打伤抛锚。17日，苏军步兵一百余人、坦克三辆，企图趁夜色救回抛锚坦克，又被中方猛烈炮火打退。
这次边界武装冲突，中国军队由于指挥正确、战术灵活，加以地形有利，陆岸上的陡峭高地，俯瞰珍宝岛一览无余，距离不过一二公里，炮兵可以直接瞄准射击，沈阳军区及时调来两个炮兵团部署在高地上，步炮密切配合，因而取得胜利。苏军伤亡较大，其边防军一辆受伤抛锚的T62坦克，苏联人怕被我军拖走，就多次用炮火轰击，不让中国军队靠近，结果轰塌坦克周围冰盖，使之沉入河底。后来，我军潜水员下水绑上钢缆，用四台拖拉机乘夜色把它拖上岸。这辆当时比较先进的坦克，成了我边防部队的“俘虏”，后来运到北京公开展览。
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以苏边防部队失败告终，对苏联和蒙古震动很大，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据事后了解，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此次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国防部长格列奇柯狂言要实施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他的主张未获通过。事后，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曾对熟人讲不能这么干，因为在向美国进行外交试探时，美方警告这样做要引发世界大战。
蒙古当局的反华宣传迅速升级。国内给使馆发来珍宝岛的历史归属和武装冲突实况的照片，小毛兴高采烈地张贴到使馆大门外两侧墙上的宣传橱窗里，不少来往的蒙古人，还夹杂着一些穿便衣的苏联军官，纷纷驻足观看。夜里，两个橱窗玻璃都被砸碎，照片被撕碎，其中被击毙的苏边防军上校照片，及中方缴获的苏军武器照片则不翼而飞。使馆马上向蒙古外交部提出抗议，对方未给任何答复。
西方媒体不久即透露，苏联军队领导层里，有一些好战分子大肆叫嚣，说要对中国进行报复，实施核打击，把中国打回到“青铜时代”，要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除了有关“文化大革命”这一主题外，备战成为重要议题。会后，即开始全国性的挖防空洞和加紧三线建设的许多备战工作，全国一片紧张气氛。政府为战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苏联不甘心在珍宝岛的失败，8月13日，在新疆西部边境铁列克提的巴尔鲁克山以西地区，寻衅闹事。当时，一个排的中国边防分队，沿中国一侧向南巡逻；突然，从苏联境内冲出四辆装甲输送车，在两架直升机的掩护下，未做任何警告即向中国军队开火，中国分队据守695。5高地仓促还击，寡不敌众，整排官兵除了一名被俘外，其余二十七人全部牺牲。铁列克提边防站本想派兵前去支援，但因兵力不足，而且695。5高地前出，与巴尔鲁克山麓之间有一大片开阔地，兵力难以运动上去而作罢。其实巴尔鲁克山居高临下，而苏方地形是一马平川，如果不麻痹大意，事前在山上预伏炮兵，对巡逻分队予以火力掩护和支援，可能战斗就会打成另外一个样子。
中苏之间，党的关系决裂，国家关系恶化，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全面对抗。经过两次边境冲突，又出现了军事对抗局面，搞不好，就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摊牌。局势是十分严重的。
第二部分中苏边境武装冲突（2）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毛主席通过周总理委托四位老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研究国际战略形势及决策问题，并让外交部派熊向晖、姚广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陈毅等工作。“九大”政治报告中，出于对战争危险性的严峻估计，曾提到要准备苏联和美国一齐来，同它们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但在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通过各种方式同中国接触。因为美苏对立是他面临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