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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战争的全胜观念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战略是统管全局、宏观的大谋略，主要是确定未来发展方向和总目标，以便牵引并整合一切力量沿着既定方向达成预定目标。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如果战略决策失误，有可能面临全盘皆输的厄运，由此而造成的巨大损失，绝不可能从战役和战术上找补回来。
早在2500多年以前，我国著名军事家孙子就力主和平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和发动战争，“不战而胜”便是其军事思想的精髓。以谋略和外交斡旋化解争端无疑是上策，而兴兵动武或以武力相威胁则是下策或下下策。孙子的全胜思想认为，战而胜之不算大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全胜。首先通过威慑及遏制的方式，示形于敌，使之感到穷途末路，迫其就范，从而避免战乱。上策是全国，下策为全军，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才是以国和军来冒险进行决战，因为战争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核武器已经发展到能够摧毁地球几百次并导致地球进入核冬天的吓人地步，但核威慑战略的结果最终却遏制了核战争，不仅使之迟迟不能爆发，反而推动了核裁军进程。这不能不说是古代孙子战争文化对现代军事思想的一种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兵法非常讲究攻心夺气，伐谋伐交。诸葛孔明用兵如神，攻心是重要一招。他主张：“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又说，“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今后治蜀当深思”。这种用兵方略与孙子的全胜思想是一致的。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可见，中国古代谋略家千虑之事不是如何用兵、如何打仗、如何拼杀，而是如何用谋，如何斗智，如何兵不血刃让你输得口服心服，五体投地。动武是最后的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因为一开杀戒，必将伤及无辜，酿成深仇大恨，即便一时战胜，日后巩固和治理也是后患无穷。蜀国马谡在向君主建言统一疆土的时候，就曾认识到这种深层次的问题，所以他主张“攻心”和“夺气”，因为“南中险远，鞭长莫及，近日破亡，明日复反。”历史经验表明，凡用此法征服和治理疆土者，多万世不衰。
中国古代战争史中所流传下来的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暗渡陈仓、远交近攻和十面埋伏等都是著名的战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虚而虚之，实而实之……”等作战原则也都是兵家常用的一些奇谋方略，这些谋略的奥秘就在于示形用诈，示形用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敌人信假为真，信虚为实，最终达到以劣胜优、以弱胜强和打赢战争的目的。在军事斗争中，应该灵活运用这些军事谋略来调动敌人，迷惑敌人，控制敌人，从而争取和掌握战略主动权。
要善于造势。造势就是调动一切因素形成较高的势能，从总体上压倒对方，使之望而生畏，自感大势已去，不敢轻举妄动。造势的方式很多，比如通过舆论宣传在全国全军上下造成一种战争在所难免的势头，使其切实感到压力所在；也可通过兵力集结、拉动、布防等示形于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造成一种大战临头、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
实力与潜力相结合。要想使战争威慑有效，一方面要加强兵力部署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打赢信息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一方面，还要做好战争动员工作，切实做好战争潜力向战争实力的快速转换工作。美军2003年初对伊进行的战争威慑就是如此，不仅出动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进行实兵威慑，而且动员了大量预备役人员和装备，部署到海湾前线。这种军事实力和军事潜力的结合，能够对伊形成持续威慑能力，给对方一个明显的信号，即美军正在扎扎实实地进行战争准备。“示形”，目的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方，不战而达成预期目的。威慑失效后，有可能转为实战。
大胆使用战争边缘策略。战争边缘策略就是打擦边球。既遵守战争规则，又不拘泥于战争规则，在有限的范围内大胆采取军事行动，向敌人发动强劲的军事威慑，威慑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拟的。手中的大棒经常是高高举起，但又不轻易落下；该出手时就果断出手，但必须做到稳、准、狠，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军事威慑的作用在于其有效性，威慑一旦失效则变得毫无意义。要想达成有效性，就必须善于用谋，长于用兵。善用围而不打，看似大打实则小打，看似真打实则假打，声东击西，瞒天过海之类的谋略。应多在惩罚式打击和准军事行动方面围绕战争边缘策略多创新一些战法。抓住时机，果断决策，速战速决，让对方确实感觉到战争离自己并不遥远，战争就在自己身边，使之不敢再越雷池半步。俄罗斯叫嚷要对支持车臣非法武装的阿富汗塔利班恐怖分子基地进行导弹打击，2003年美国在对伊军事威慑的同时经常对南北禁飞区进行打击等，都是这种战争边缘政策的实践性运用。
人类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即便是从新石器时代或农业时代算起，也有数千年的时间。此间，斗转星移，潮起潮落，人类经历过太多的沧桑巨变，军事变革更是层出不迭。从大机器工业中匆匆走来的20世纪，仅仅度过了半个世纪，就开始探索信息时代的端倪，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正在把人类社会从资源经济带向知识经济，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正在向我们招手。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变，战争文化和战争理念也随之产生了巨变。虽然战争狂人依然存在，虽然战争仍将不可避免，但日益高涨的世界反战浪潮，迅猛增长的爱好和平的力量，以及日趋完善的国际法规，将对战争进行多方位的约束和限制。
信息技术发展促使地球变成一个小村庄，网络技术发展促使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全世界共同拥有一个地球，维护地球的洁净和可持续发展，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现代文明的一个新战略。同一地球村和同一屋檐下的共同安全观念，致使文明国家在战争范围的控制、战争工具的选择、战争目标的摧毁等方面，更加清醒、更加理智。二次大战那样的历史悲剧没有上演，广岛和长崎那样的悲剧也难以重复，生化武器的使用者意识到可能的后果和罪行，致使国际合作机制增强。在新的国际安全观念中，武力不再是解决冲突的首要手段。因为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或推行强权政治都不利于争端的解决，相反可能导致战火的蔓延和扩展。每个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都应平等协商和相互尊重各自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动辄把自己的观念、意志和做法强加于人。
战争是对世界和平的亵渎。冤冤相报何时了？维护世界和平一定要使用战争的方式吗？是否能够通过谈判、协商、法律等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国际间的争端呢？信息时代网络的迅猛发展，促使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巨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地球村的人民同在一个屋檐下，有必要动辄就兵戎相见吗？这些新的文明和战争文化观念，正在逐渐成为信息时代的主导思潮。
第二篇 信息化战争的观念信息化战争的法制观念
国际法是16、17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种独立的法律体系，它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并被各国所公认的、具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制度和习惯的总称。国际法从时间上大致分为三大类：古代国际法、近代国际法和现代国际法。其中现代国际法是从20世纪以后开始的。从内容上来看，国际法一部分是平时法规，一部分是战时法规，军用法规通常称为战争法。战争法现在改称为武装冲突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属于战时国际法。它主要是调整战争时期国家之间的关系，规范和限制某些战争行为的有关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战争法中又分为海战法、空战法和陆战法等一些具体的法规。国际法、战争法和国内法，都对战争行为产生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第二篇 信息化战争的观念信息化战争挑战国家主权
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许多中小国家纷纷反对外国殖民主义统治，寻求独立自主。独立之后的这些中小国家，在长期冷战过程中，纷纷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利诱，所以除少数保持中立的国家外，多数国家都分别依附于美苏。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原华沙条约国家及部分独联体国家纷纷倒向西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空前壮大。这种一超独霸的状况造成了军事实力的严重失衡，失衡的最终结果就是弱肉强食和强权政治，一切用实力说话，一切靠武力发言。只要是与美国闹对立的国家，都没有好下场，南联盟1999年首开先河，继而是塔利班，接下来便是伊拉克。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传统的以攻城掠地为主的战争诱因逐渐过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寻求新的挑起战争和武装干涉的诱因，超越国家主权干涉一国内政逐渐成为信息化战争的新诱因。这种诱因，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进行了尝试，战争结果令北约极为满意。在此基础上，2003年伊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开始以萨达姆推行独裁统治、参与国际恐怖主义和隐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旨在颠覆伊拉克合法政权的信息化战争。伊拉克是一个合法国家，在联合国有合法的席位，是联合国成员国，萨达姆本人是一个民选的合法总统。美国在未经联合国授权、在未获取任何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确凿证据以及与国际恐怖势力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就使用武力手段推翻伊拉克政权并占领了这个国家，在战争性质上是非法的，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是对现行国际法的明显挑战。国际法如果认可美国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就先发制人的战略，世界可能重回19世纪那种弱肉强食、强权政治的帝国主义战争年代。如果严格按照现行国际法规办事，美国不仅在许多方面难以自圆其说，搞不好可能会被送上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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