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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信息化战争的观念过度损伤法理难容
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非常简单，飞行员一按按钮导弹就自动寻找目标，飞行员可以掉头返回，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是，这种简单的背后，却面临越来越复杂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讲，武器的命中精度提高1倍，其对目标的毁伤力将提高为原来的4倍。因此，以最小的破坏达成最大的效果，以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效能成为人们追逐的一个目标。武器实现精确打击之后，在作战使用方面反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主要表现在目标区分和任务计划上，需要慎重考虑的相关因素增多。过去的战争，基本上是打打杀杀，战役指挥员很少考虑战略、政治、文化、外交等相关要素。信息时代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政治行动。不管是否愿意，战争必须接受全球媒体的公开监督。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在战争中如果因为摧毁某个军事目标而使用不当的暴力手段，将受到谴责、抗议甚至会招惹更多的麻烦。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火烧油井、倾泄原油的做法，美军使用贫铀弹造成放射性污染的做法，科索沃战争中武器试验造成南欧持续高温的行为等，都曾惹起很大的民愤。由于公众对精确制导武器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精确制导武器已经成为进行完美战争的标志性武器，普通百姓会以为这样的武器已经精确到“点穴式”攻击，已经达到百步穿杨的程度，所以不可能造成误杀误伤。而实际上，武器的使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世界上没有一种绝对可靠、绝对准确的武器。尽管如此，误炸之后的麻烦，总是难以让人轻松。美军是世界上误炸最多的国家，它曾经击落过伊朗的民航飞机，也曾经多次误炸过自己的直升机和装甲车。所有这些事件都让美国很难堪，不仅是军队，政府和总统都没有脸面。
信息化战争中的这些特征，要求作战指挥人员和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人员，不仅要考虑如何摧毁目标，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在众多目标中如何选择打击目标并按照重要程度和价值提出目标清单？拟打击目标是否具有战略价值？摧毁该目标是否会造成附带损伤？如果附带损伤后果超出摧毁目标的实际效能，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对该目标进行摧毁？
1999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科索沃战争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重创了科索沃的（塞族）军队，摧毁了超过50％的大炮和三分之一的装甲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希尔顿上将则宣布，北约空军炸毁了“约120辆坦克”，“约220辆装甲运兵车”和“450门大炮和迫击炮”。然而，经过一年的调查取证，2000年5月5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的题为《掩盖科索沃真相》的文章却披露了与之大相径庭的结论。一份空军报告显示，可以证实的被摧毁的目标数字为：“14辆坦克而不是120辆，18辆装甲运兵车而不是220辆，20门大炮而不是450门。在744次打击中，只有58次有迹可查。”前后数字出现如此大的悬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是谁掩盖了事实真相？究竟为什么要掩盖这样的事实真相？精确制导武器为何总是打不准？这些神秘的结论还有待于人们去分析和揣摩。
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许多媒体把发生在伊拉克针对美国人的一些炸弹自杀或人肉炸弹等极端行为统统称为恐怖主义。关于恐怖主义，国际法没有明确的定义，因此，各国都在按照自己的解释去界定。美国坚持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是国际恐怖主义。结果，战争结束之后快一年了也没有搜查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还认为，萨达姆与拉登相互勾结，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后台老板。结果，从萨达姆那里缴获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两人不仅没有任何联系，相反，却是对头，互不信任。这一切说明，如果战争的基础建立在一些没有确凿证据的主观臆断上面是多么危险！当前，真正的危险还不止于此，最危险的倾向是把一切反美行动都界定为恐怖主义袭击。
按照国际法基本原则，恐怖主义主要是指把无辜的平民百姓当作攻击目标进行袭击，或者针对军民不分的目标进行袭击，因为任何袭击和武力行动都不能殃及普通老百姓。如果在袭击中直接针对美国军人，或者在袭击中的直接目标是坦克、直升机和军营这样的纯军事目标，这样的袭击就不能算是恐怖主义。所以，一定要把恐怖主义行动与正当的武力反抗区分开来。在伊拉克人民看来，美国人进入了他们的国家，美国人在战争中有很多滥杀无辜的现象，他们的亲人或朋友可能就是在这样的附带损伤中死去的，所以他们就要利用一切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对美军进行报复。这种行为怎么可以算是恐怖主义呢？如果把这个也列为恐怖主义，我们怎么理解美国动用武装力量去占领一个主权国家？怎么理解美军在战争中使用国际法明令禁止使用的集束炸弹附带损伤那些无辜的平民百姓？怎么理解海湾战争中在阿米尼亚防空洞中死去的数百名普通市民和儿童？难道这不是国家恐怖主义、军事恐怖主义吗？如果强权政治被认为是合法的，弱肉强食者的反抗都是恐怖主义，如果这样的舆论成为时代主流，总有一天世界各国都会饱受国际恐怖主义之苦。
第三篇 信息化军队的建设信息化战争的启示思考
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回溯历史总会找到一些规律性特征。我们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忽略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不仅是时代转变的里程碑，也是强国与弱国走向两个极端的分水岭。在第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从繁荣走向衰败，美国从低谷走向巅峰；在第二个历史时期，苏联从世界超级大国走向崩溃，美国一超独霸，从一个巅峰走向另一个巅峰。
2002年美国提出“先发制人”的新战略，根据这个战略理论，美国将以国际恐怖势力和“邪恶轴心”国家为主要作战对象，以信息化战争为主要手段，主动出击，进行预防性干预作战，将可能的威胁消灭在萌芽之中。
“先发制人”战略体现了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不管国际舆论赞成还是反对，不管国际法禁止还是允许，不管盟国支持还是反对，不管联合国授权还是不授权，不管有确凿证据还是仅凭怀疑和猜测，美国一旦认准了威胁对象，就毫不犹豫地单方面采取坚决的战争措施，以消除威胁源。阿富汗战争为这个新战略进行了酝酿，伊拉克战争首次进行了试验，预计今后类似的战争将会层出不穷，战争的随意性将越来越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军先后对格林纳达、利比亚、巴拿马、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等发动过战争，从这些战争的诱因来看，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推翻“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权。美国认为，战争的危险更多地存在于“非民主”国家之中，因而有必要在全世界建立一种西方民主式的新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文明，才能避免战争和冲突。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理论的翻版；二是人权高于主权，霸权高于国权。美国认为，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的国家疆土概念和因此而形成的国家主权概念已经淡漠，相对于国家主权而言，人权更为重要，更应值得尊重。所以，如果一国内出现独裁，如果独裁者对内进行镇压，美国将有权以战争方式消除该国的独裁统治，建立一种文明的社会秩序。科索沃战争是这种理论的首次验证；三是反美暴力极为恐怖，恐怖就意味着战争。美国认为，苏联解体之后，世界上没有与之相匹敌的公开对手。但是，躲藏在暗处的恐怖分子却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新的威胁。因此，只要是反美的暴力行动，就被定义为恐怖袭击行动，反恐高于主权，反恐高于一切，美国就有必要使用战争方式对恐怖势力或为恐怖势力提供支持的国家进行武力打击。
美国以信息化战争为手段，大力推行“先发制人”战略的根本目的：一是维持霸权地位，打压一切挑战者。美国非敌即友、以我划界的冷战思维作怪，不顾国际舆论和国际法规，完全以美国的喜好为判断依据，以美国的利益为标准，谁影响了美国利益，谁对其构成挑战和威胁，就对谁率先发动战争，消除这种威胁和挑战；二是推行强权政治，维持军事优势。美国把联合国及北约盟国作为其政治扩张的工具，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对我有利就使用，对我不利就一脚踢开。在国家关系中盛气凌人，倚强欺弱，打压利诱，顺者昌、逆者亡，使许多国家产生了恐惧心理。把信息化战争作为敲山震虎的工具，以“精确闪击战”和“快速决定性作战”方式作为“震慑”理论的基础，肆无忌惮地对别国进行武力威胁；三是控制战略资源，发展自己，遏制对手。发达国家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演进，发展中国家从农业时代向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都对资源和能源提出更多的要求，因而战略资源和能源越来越成为制约国家发展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加速自我发展，遏制包括西方盟友在内所有竞争对手的快速发展，美国以“反恐”为名，以信息化战争为手段，不断发动战争，对战略资源和能源进行控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四场战争的胜利，使美国滋长了妄自尊大的习气，加之国际社会、国际法和大国势力缺乏对美制衡力量，从而导致其野心膨胀，因而将具有更大的进攻性、冒险性和威胁性。四场战争的失败，使那些可能成为美国打击对象的国家，将放弃幻想，准备斗争，致力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已经遭受美国打击的国家，将积蓄力量，以恐怖袭击或游击战的方式，与美展开长期较量。美国的敌人日益增多，而且遍布全球，这将对美国构成长期牵制和威胁。四场战争的实践，在许多方面违反了国际法的限制，冲破了战争法的框架，打乱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惯例，不仅对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课题：如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关于战争性质问题、关于战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问题、关于侵略战争与战争中自卫反击作战问题、关于战争中目标区分原则问题、关于战争结束问题、关于战争犯罪及惩处问题，等等。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为遏制中国，制止挑战，必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