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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坐上朱由检坐的宝座，把大顺政府由西安迁到北京。明政府的那些只知贪赃弄权的误国官僚把〃忠孝〃二字抛在一边，一窝蜂地向新政权投降，跪在李自成面前，歌颂他的英勇无敌，并争先恐后地贡献扫荡明政府残余势力的计策。大顺政府的反应大出他们的意外，农民新贵把他们全部投入监狱苦刑拷打，追缴他们在明政府时代贪污所得的赃款。
大顺政府在陷入狂欢的追赃行动中时，不能冷静下来考虑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大顺政府虽然占领了首都北京，把皇帝赶下了台，但事实上他们只控制了华北的一部分，离统一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大顺帝国当时仍然强敌环伺，主要的威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明政府的城防军虽然覆没，但明政府的一只最强劲的边防军，由蓟辽兵团司令官吴三桂率领，从他的防地宁远向北京驰援，前锋已抵达距北京一百五十公里的丰润。吴三桂勇武善战，是大顺兵团真正的劲敌。二是北方象巨魔一样兴起的后金汗国对中国虎视耽耽，张开的血盆大口随时准备把华北的任何汉人政权吞没。三是明政府的中央政权虽然垮台，但明政府的残余势力在南京另立新政权，整个南中国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积极整军备战以对抗大顺政权。因此大顺政府的处境并不轻松，所面临的情势还相当严重，新政权的当务之际是乘胜追击，把明政府的残余势力扫荡干净，尤其是首先要解决吴三桂这个燃眉之急；同时还要调集重兵防御后金汗国对新政权趁火打劫。要从根子上铲除明政府的武装力量，除了继续使用武力外，能招抚的尽量招抚，促使明政府从内部分崩离析，大大缩短明政府最后瓦解的时间。要想很好地发挥招抚的力量，最便捷的途径是利用明政府的降臣，只有善待这些降臣才能使他们死心塌地为新政权卖命。如果急功近利向他们追赃派饷，这些人不但不会对新政权效力，相反那些想投降的明臣也会吸取前车之鉴而顽
抗到底。总之，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争取一切可争取的力量巩固政权，而不是日后才着手的社会公正，那些明政府的赃官能利用的就要利用，等到天下大定之后再找这帮人算帐也不迟，但现在不能，否则就会招致坚强的抵抗。
除了李信、宋献策等廖若晨星的智慧人物外，大顺政权的决策人物对当时的情势一无所知，这些不懂地理的农民新贵，天真地认为控制了首都就是控制了中国，迫不及待地想坐下来享受享受了。他们看不到四周那些虎视耽耽的强敌，因而也看不到明政府降臣的利用价值，急不可待地想在他们身上清算旧帐。他们从拷掠第一个贪官起，就重蹈九世纪时变民领袖黄巢所犯过的错误，那些饥民出身的新官僚在使人眼花撩乱的金银珠宝之前，几乎是一霎时就把最初起事时的精神丧失殆尽。在宦官和宫女包围的皇宫中，李自成无法跟往常一样同他的高级干部生活在一起，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和臣民隔绝开来。刘宗敏、李过等高级将领则竞相闯入大户人家抢夺美女珍宝；士兵没有将领约束，也在首都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大顺政府虽然为部队制定出了二十一条军规，但进入北京后并没认真执行，军队纪律空前败坏，李信虽然在朝中一再强调军纪，但他一个人的声音太微弱了，引不起大顺政府的重视。才几天功夫，北京市民就对新政权极度失望，从心底诅咒这个强盗政权早一点垮台。
李自成在李信等人的劝说下，终于意识到吴三桂的重要，派人持他父亲吴襄的亲笔信到军前劝他归降。吴三桂给说动了，决心归顺新政权，形势本来对李自成很有利，可大将刘宗敏却让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刘宗敏从进入北京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过美酒和艳妇，除了李自成按指标他分给他的宫女外，他还自行去名门望族强抢豪夺，最后居然闯入吴三桂的府中，把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给抢去了。
吴三桂在率军归降大顺政权的途中，得到父亲被拷掠追赃和陈圆圆被刘宗敏抢去的噩耗，当即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掉转方向，回师山海关，同时命士兵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白色丧服，誓言为朱由检报仇。他知道不能两面作战，于是转过脸来，向昨天还是敌人的清帝国投降，请求清帝国派遣军队入关，联合计划李自成集团。
李自成亲率大军讨划吴三桂，两军在山海关前决战。数量占绝对优势的顺兵团因被旧王朝腐败病菌侵蚀的缘故，战斗力大不如前，在阵前讨不到半点便宜。当战斗成胶着状态，两军斗成了强弩之末时，八旗军投入战斗，李自成不能抵抗，象海潮一样溃退下来，并且一溃不可收拾。吴三桂穷追猛打，李自成在北京不能立足，不得不离开那个才坐了一个月的宝座，向西安撤退。这时李自成仍拥有山西、陕西和鄂豫西部的广大地盘，实力依旧很强大，如果李自成听信李信的建议，固守三川，经略河南，联合南明政权以对抗主要的敌人清帝国，大顺帝国仍有东山再起的希望，纵不能迅速统一中国，也可称雄割据一方。但李自成却听信器小易盈的牛金星的谗言，把李信冤杀了，拆毁了大顺帝国最后的一段长城。顺兵团自此兵败如山倒，丢弃了山西、河南，一直退到西安，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弃城向东南逃亡，在九江掉入了吴三桂的口袋，顺兵团全军覆没，刘宗敏被吴山桂擒获砍头。李自成率领二十余骑逃往湖北通城，在通过九宫山时遭到当地村民的围攻。曾经力敌万夫的李自成也许是被宫女淘空了身子的缘故，竟变得如此软弱无力，居然被没有任何武功和战斗经验的村民杀死。当噩耗传到李自成的漏网部属耳中时，他们拒绝相信这一事实，因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李自成不是几个村民奈何得了的，他们 连接近他都不可能，就更不用说杀死他了。如是他们坚信李自成没有死，而是悄悄地离开了现场，去某个寺院作了和尚，准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就象当初在商辂山里隐居一样。一代枭雄李自成的生命就这样完结了，距他登基当皇帝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溃败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四、农民起义若干问题探讨
（一）、农民起义爆发的条件
1、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是引发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没有哪一次农民起义不是因为政治黑暗和官吏贪暴引发的，政治清明的国家和政府永远也不可能爆发农民起义。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本份也最没有激情的一个群体，不会因为人权、主权等涉及人姓尊严的问题向执政府讨还公道，只有他们的最基本权利生命权受到威胁时，他们才会闭上眼睛往深渊中一跳，挺而走险反抗政府。当国家政权的核心是为极少数当权人物的特权服务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成为被奴役压榨的对象。为了供给权贵人物无止境的挥霍浪费，满足他们的贪欲，各级政府只有增加税收，巧立名目搜括民脂民膏，农民就会不胜负荷。税收和摊派增加到一定程度，农民的主要生计耕田种地就会成为不能赢利甚至亏本的营生，农民的耕种积极性就会大受伤害，田地会因此大片荒芜，农民的税负能力会大大降低。当苛捐杂税超过农民的支付能力时，农民就会被动抗税，官府自然不能容忍这一现象滋长，会针锋相对地动用合法暴力征税。在暴力威胁下仍然交不起税的农民除了反抗或逃亡外没有别的出路，当反抗逃亡的农民达到一定数量时，农民起义就不可避免。陈胜、黄巢、李自成等农民领袖都是因为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才揭杆而起的，李自成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如果当初姓艾的乡绅不把他拷在太阳下暴晒，如果事后官府不出兵讨伐他们，李自成也许永远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传奇式的农民英雄。
2、政府管理机器出现薄弱环节是爆发农民起义的必要条件。
如果仅仅是农民不堪重负，而政府管理机器仍运转正常，国家统治力量依旧强大有力，饥饿不满的农民也不可能走上起义一途。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不是发生在暴君统治的时代，而是发生在昏君统治的时代。暴君虽然鱼肉百姓，残害生灵，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满，但暴君多半是强有力的人物，手中掌握有强大的统治机器，农民虽然痛苦不堪但不敢聚众举义，即使起义也很快被扑灭。如秦始皇嬴政是有名的暴君，对农民横征暴敛，人民自感生不如死，但因嬴政英明勤奋，拥有强大的军队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农民宁愿选择自杀或劳累而死也不选择造反。只有昏君嬴胡亥即位后，有能力有责任心的官吏被逐出了政府，朝野上下全是阿谀奉迎的庸碌之辈，政府管理机器运转不灵，出现了许多薄弱环节，对人民的统治力量大为消弱，陈胜等人才会在大泽乡行饶幸之事。如果当时嬴政仍然在位，我敢说陈胜、吴广宁愿去渔阳领受军法处置也不会起造反之心。
3、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是农民起义的催化剂。
很多农民起义的发生都有自然灾害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其中起推动作用。在政治腐败，官吏贪暴的黑暗年代里，如果再发生大面积的水、旱、蝗灾，那些只知贪污弄权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的烂污官吏不能担当赈济灾民的重任，大规模的饥馑就会在灾区迅速蔓延。当饥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如果不想活活饿死就只有犯上作乱，用暴力向官府和富户夺取食物。这时若碰上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分散的农民暴力就会集中起来，汇合成威胁政府统治地位的暴力集团，形成冲击政府统治秩序的农民大起义。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都是在旱灾的中心地带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则是黄河水患奉献给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志士的圣战礼品。
4、社会上出现大批流民是酝酿农民起义的最好温床。
中国农民都是安土重迁的，家乡观念特浓，除了不得已的原因是不会背井离乡的。农民若不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再英明的组织者也很难鼓动他们抛妻别子从事殊连九族的谋反壮举。事实上不少农民在生活不下去时宁可在家乡附近用一根绳子上吊，也没有拿起武器向官府讨活路的胆识。因此当农民都被土地和家庭绊住时，农民起义是不容易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没多少人响应。只有社会上出现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时，农民领袖才会大有作为，武装群众也会得到无尽的兵源。下述三种情况容易在社会上造就大批流民：一是大面积自然灾害，人民为了生存而远离家乡土地逃荒乞讨，如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
义；二是政府法律严苛，犯罪的人太多，罪犯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而逃亡，如陈胜、吴广起义；三是社会经济结构转轨，有很多职业被淘汰，靠这些职业为生的人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妥善安置，就会失业成为流民，如洪秀全起义。
5、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农民起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算上面的四个条件都具备，但没有杰出的组织都和领导者从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