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们的证件，让他们交待虚构的人物履历。
格瓦拉偶尔也会来卡斯特罗的那一套把戏。8月初，战士们接到通知，要接受一个叫“拉蒙”的西班牙人的检阅。大伙儿暗自猜想，这个人想必就是他们行动的头头，所以列队时个个都显得很精神。没想到，走过来的不是一位穿着军服的军人，而是长相猥琐的商人“拉蒙”。眼前的这个人，穿着一套很时髦的西服，还打着领带、穿着一双油光可鉴的皮鞋。他已经完全谢顶，架着副很精巧的眼镜，嘴上叼着烟斗。战士们根本就瞧不起眼前的这个小资产阶级。
这个让人不喜欢的家伙走过来时，陪伴着他的古巴军人毕恭毕敬地问：“这就是我们的战士，您觉得怎么样？”拉蒙先生一脸不屑，说：“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群‘吃屎的’。”接着，他一脸不耐烦地与战士一一握手，大家都一肚子火，只好语带讥讽地说：“见到您真荣幸，拉蒙先生。”结果这个拉蒙又说了句：“我的看法还是没变，他们就是群‘吃屎的’。”
大家的拳头都捏得紧紧的，这时，“黄毛”突然惊叫起来：“我们真是笨蛋！他就是切！”斯斯文文的拉蒙先生戴上帽子遮住秃头，又拿下眼镜和烟斗，穿上军装，大家这才相信，眼前的人果然就是格瓦拉。这只是格瓦拉的一次试验，试验的结论是：情报部门找来的整形专家果然不赖，他连身边共事这么久的战士都能骗过去，应该不会遇到太大危险。
训练期间还有个小插曲。一天早上，一辆汽车突然来到了训练基地，传令兵通报说，格瓦拉的妻子阿莱伊达来了，就坐在车上。格瓦拉气得要命，因为前不久他还严令禁止手下的这群战士与家人告别，他坚决不让妻子下车，甚至不愿意走过去见她一面。好在这时卡斯特罗来了，打了个圆场，结果，所有人都和格瓦拉一样，特许与家人团聚5天。格瓦拉终于有机会回去看看他的几个孩子，分别是小阿莱伊达、卡米洛、塞莉亚和小埃内斯托，最大的6岁，最小的刚刚1岁。他不能见长女小伊尔达，因为这时她已经快11岁了，人们怕她会乱说话。即使是见亲生骨肉，格瓦拉还是不得不化装，妻子对孩子们说，这个人是爸爸的一位西班牙朋友，让他们喊他“拉蒙先生”。这是格瓦拉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孩子们，可是，他却无法听孩子们亲口叫他“爸爸”。临走时，格瓦拉还交给妻子一卷录音带，录音带里，他为妻子朗诵了聂鲁达的20首爱情诗和一首悲痛欲绝的诗。
他的战士们终于知道了行动的计划，并且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包括格瓦拉在内，17名古巴战士将要开赴玻利维亚。最后，只有3个人活着回到古巴。
10年过去了，格瓦拉从一个外表俊秀、乐观活泼的青年，变成沉稳而又有些愤世嫉俗的中年人。母亲去世了，有5个孩子却不敢相认，出生入死的好友卡米洛早已失踪，而他当年视为兄长的卡斯特罗已与他生疏。有一点永远不会变：他仍然相信自己将会为南美乃至全世界，带来革命的火炬。
第七部分：玻利维亚 受难曲玻利维亚：受难曲（3）…（图）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在他那本深红色封皮的大记事本里，写下一句话：“今天，一个新阶段开始了。”这不是格瓦拉一贯的文字风格，受到诸多南美诗人、尤其是聂鲁达的影响，他的日记往往热情洋溢。
距离1956年11月“格拉玛号”启航，到现在，整整10年过去了，格瓦拉已经从往日那个外表俊秀、乐观活泼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沉稳而又有些愤世嫉俗的中年人。母亲去世了，有 5个孩子却不敢相认，出生入死的好友卡米洛早已失踪，而他当年视为兄长的卡斯特罗却已经与他生疏，刚果革命失败的阴影更让他每每从噩梦中惊醒。可是，有一点永远不会变：他仍然相信自己将会为南美乃至全世界，带来革命的火炬。
这一天，格瓦拉在卫兵庞博和图马的陪伴下，进入了他们位于玻利维亚卡拉米那的战斗基地。几天后，古巴战士们也趁着深夜，分批来到了这里。虽然已经相当注意，可他们还是引起芳邻阿尔加尼亚拉斯的注意。前市长认定这里成了制造可卡因的秘密工厂，一时半会儿，他还不敢惊动眼前这群“毒品贩子”。
基地几乎与世隔绝，最近的村庄离这儿也有30公里。基地里只有一间小小的铁皮屋，周围到处都是灌木丛，如果不带把砍刀贸然进入森林，肯定得吃皮肉之苦。古巴战士们刚刚到这里，就成了饥饿的小虫子们的目标。这段时间，翻开格瓦拉的日记，跃然纸上的尽是他对当地害虫们的咒骂。11月8日，他恨恨地写道，“这里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小害虫，不是咬人，就是在人的皮下产卵，弄得奇痒难忍。”11月9日，他“从身上抓了6个扁虱之类的东西”。11月11日，格瓦拉在无奈之中，在吊床外又加上蚊帐（这是格瓦拉少校一个人的特权）。
格瓦拉做好了在这儿长期待下去的准备。很快，他与战士们把这里整修得很像那么一回事儿，搭建了基本设施，自己做了几条长凳和一张桌子，修了个厕所，将一部大型发报机藏在附近的山洞里，甚至还弄了个烘面包的烤炉。可是，他却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来基地不到一星期，庞博就建议他“练一下手艺”，偷袭玻利维亚军队的一处小军营，格瓦拉坚决制止，理由是“我们不能一开始就吃败仗”。
11月至12月间，格瓦拉兴奋地迎接一拨又一拨的新兵。11月27日，科科带来6名玻利维亚战士，包括他的哥哥因蒂，还有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乌尔塔多，以及洛洛等人。12月初，5个秘鲁士兵加盟基地。这里越来越热闹，为了防止被邻居告密，他们挖了几条坑道，将一切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比如护照、证件，甚至罐头食品都藏了起来。
人一多，管理起来就出现了种种问题。几个玻利维亚人最难缠，因为他们只服从玻共的命令。连格瓦拉的老下属也跟着起哄，帕乔和马科斯这两位少校，虽然本事确实很大，可是不服管教。
12月24日，战士们聚在一起，庆祝这个难得的平安夜，大家吃着烤肉，喝着烧酒，气氛很轻松，无线电收音机里传来了探戈舞曲。这时，格瓦拉做出了一个罕见的举动，庞博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段小故事：“切拿起了一根一米长的木棍，跳起了探戈，我们一个个都笑倒在地。”在战士们的心目中，格瓦拉一直是个不苟言笑、甚至说话有些刻薄的人，“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做这样的事。”格瓦拉还嫌场面不够热闹，“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念一首诗，最后一句诗是这样的，‘打倒淋病，青霉素万岁’。”当时，两名战士趁着还没打仗，竟然出去嫖妓，结果染上淋病，战士们原本都以为格瓦拉并不知道这件事。大伙儿一时有点紧张，可司令仍然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大家松了一口气，和衣睡去。
“军事领导是我！”格瓦拉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与玻共不欢而散将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他们将失去一切援助，无法得到战斗所必需的武器、药品和食品，所到之处，所有人都可能将他们当做敌人。
玻利维亚共产党与古巴的关系，可以说是互不信任。最大的分歧是武装斗争和领导权之争。1950年刚刚成立起来的玻共并不支持武装斗争，又不愿意得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以采取相当圆滑的策略：不加入武装斗争的路线，认为这是“鲁莽”行为；可是如果其他国家共产党需要帮助，他们也会出钱出力，前提是不要在玻利维亚境内打仗。
对于格瓦拉的游击队，玻共第一书记蒙赫早就非常不满，最不能容忍的，是一群古巴人在自己的国家买土地、建立基地，他认为这是古巴人干涉内政的阴谋。因此虽然卡斯特罗始终在力促他与格瓦拉见面，可蒙赫却避而不见，借口要去莫斯科开会。
12月31日，两人才最终碰头。一见面，蒙赫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玻共不便参加游击队，但他本人可以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加入战斗；第二，他愿意说服其他拉美国家共产党，对游击队给予支持；第三，只要战斗是在玻利维亚境内展开，他就要求取得政治和军事的双重领导权。
格瓦拉立刻感到这次的会谈将相当艰难，他对蒙赫提出的头两条意见不置可否，但对于游击队政治和军事领导权问题，他坚决不让步，毕竟蒙赫根本就没打过一次游击战，只在哈瓦那短期受训过，他对蒙赫表示：“军事领导是我，这一点绝不含糊。”谈判就此中断。第二天格瓦拉在日记中分析说：“我觉得他是抓住这一点不放，以此为借口断绝关系。”
第七部分：玻利维亚 受难曲玻利维亚：受难曲（4）…（图）
蒙赫拂袖而去，临走时，他想让玻利维亚的战士们和他一同离开，甚至对他们危言耸听地说：“当人民知道这支游击队是由一个外国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就会翻脸，不再支持你们。你们尽可以英雄地死去，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成功。”不过，玻利维亚人一个都没走，他们都责怪第一书记是“宗派主义”。晚上吃年夜饭，没有一个人愿意把饭盒借给蒙赫，最后还是古巴炊事兵解了围，将饭盒给了蒙赫，他自己却只能直接在锅里吃饭了。 格瓦拉并没有好好思考蒙赫所说的话。事实上，他没有意识到第一书记的话虽然太过教条，但至少有一半是对的：在这场战斗中，他必须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利用人民的民族情绪，否则，胜利的希望微乎其微。同时他也没有仔细想想，与玻共决裂将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他们将失去一切援助，无法得到战斗所必需的武器、药品和食品，所到之处，所有人都可能将他们当做敌人。
2月10日，农民奥诺拉托·罗哈斯用玉米招待战士们，格瓦拉坐在一截树干上，胡子头发都很长，叼着烟斗，脚上坐着罗哈斯的两个孩子。没有人想到6个月后，罗哈斯出卖了他们。
格瓦拉甚至觉得与玻共决裂算不上什么坏事，“蒙赫的态度可能延缓游击队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是好事，可以使我从政治纠葛中解脱出来。”他在营地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与战士们一起开垦了一片小菜园，还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可是这里的蚊虫实在太可怕，他们把1967年1月11命名为“扁虱日”，因为有六七个战士得了扁虱病，只能回家休养。疟疾在战士们中流行，格瓦拉也未能幸免。
1月18日，他们的芳邻阿尔加尼亚拉斯神神秘秘地跑过来，要和他们合伙经营海洛因生意，格瓦拉拒绝了他。却没有想到，这位曾经担任过市长的邻居其实是在刺探情报。第二天，警察就前来基地搜查，虽然没发现什么，但充当“户主”的洛洛的手枪却被没收了。
26日这天，又有两个玻利维亚人慕名而来。一个是矿工、玻共党员穆瓦塞·格瓦拉，在党内因为主张武装斗争而被孤立；另一个是19岁的哲学系女学生罗约拉·古斯曼，格瓦拉的崇拜者，格瓦拉让她负责游击队的财务工作。后来她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与偶像初次见面时的情形，“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竟然会见到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