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点文章，但是不多。因为在香港写文章跟在内地写不一样，影响力大大不一样。当然，我这么做也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媒体关系，还有一点就是跟香港的整体文化有关，香港人觉得，一个人经常露面，是很威风的，至于你说的是什么，他们倒不是很关心，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香港媒体约我采访，我已经尽量推掉。但是很清楚的是，香港媒体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兴趣和了解程度，是肯定不如内地严肃媒体的。
陆：好像刚才美国之音要采访你，你也在尽量推辞。
郎：是的，因为他们又是要我谈国企改革，我已经写了那么多文章了，他们自己看就可以了。我是学者，又不是娱乐人物，不需要就一个话题不断重复类似的内容。我现在回香港，就是休息，充电和做研究，其他应酬，一律可免则免。
案例研究有科学方法
第四部分：香港的两次出击深入案例超过五十个（2）
陆：这样来说，你到香港之后，学术研究是否也经历了一个调整适应改变的过程？
郎：对，而且这个过程还比较长，也相当艰苦。1997年我已经开始进行案例分析，但是那时候水平还是比较普通，因为企业的案例需要积累，一开始也没有找到其中的逻辑关系和思路，因此花了三四年的时间不断积累才找到感觉。
陆：还记得你写的第一个亚洲企业案例研究是什么嘛？大概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真正找到了解读内地企业的案例的钥匙？
郎：记得，那是写香港的瑞菱国际，那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香港企业收购失误的例子，牵涉到很多财务安排，所以比较适合我来发挥，当然，到了后来这家公司已经没有了。这篇研究还是不够深入，基本上只能是就事论事，把相关的财务过程重说一遍，没有后来案例分析做得这么透彻。
我这套分析思路和工具的真正成熟，大约是在2001年下半年，因为接触中国的企业比较多，慢慢的研究我就感到有了突破，这几年再进行内地大企业的分析研究时候，就已经比较得心应手了。
陆：你现在专注在内地的企业案例研究，除了你对中国强烈的兴趣和感情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考虑？
郎：一方面是中国的公司很特别，全世界的公司治理专家还没有进行很多的研究。所以这是个挑战，但是也比较有发挥。其实，亚洲的大公司研究，都做过一轮了，欧洲的大企业我也做完了一轮研究，结论是亚洲的剥削最厉害，欧洲的少很多。至于香港的大型企业集团都研究过了。对台湾企业我兴趣不大，也没有时间兼顾。
陆：很多读者感兴趣的是，你有很多重量级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的经济刊物上，最近是否因为关注内地企业而停止了写作其他 论文，请陆新之你是否打算将关于内地企业的案例研究论文发表在这些刊物上？
郎：这几年都有几篇论文在美国的学术期刊上面发表，不过研究的是美国公司的股权和公司治理结构，不是内地企业的。因为美国的学术论文的基本取向，还是在于大样本的调研，起码要有六七十个公司作为分析对象，然后总结出其中的公司运营规律。但是在中国目前比较尴尬的一点是我上面提到的，很多企业的存在和运营的出发点是很不一样的，经常难以找到比较多的同类，因此每个企业案例研究的特色都不一样。所以我暂时还是集中在做案例研究，估计要等到中国企业发展再稳定成熟一些，出现共性东西比较多的时候，才能写作欧美学术期刊需要的那一类型论文。
陆：一直以来，你都是在从事这样大量的研究工作，能不能说你享受工作的乐趣？
郎：研究工作恐怕不能用有趣无趣来形容。因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需要出了的是大量枯燥沉闷的数字，需要翻阅大量信息，把厚厚的财务资料一点点地琢磨分析，个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
陆：有人说，郎咸平教授对于企业案例的分析拆解，就像是在进行一桩推理破案。看上去很刺激很过瘾，但是会不会不准确，欠科学？
郎：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财务学的逻辑就是数学逻辑，每一步推演都是非常严谨的，只要你用相同的数据进行推导分析，得出来的结果是会和我一样的。当然，要根据浩如烟海的公开披露信息之中，找出这个公司的真正意图，这是非常困难的，期间很可能有很多次试错，最后找到正确的方向和角度。不过一旦我们研究做完了，大家就明白了，普通读者都能明白结论。就像一个难解的谜一样，谜底公开之后，就一点都不神秘了。但是没有解出来之前，大多数人是不明白的。
陆：我理解，你的方法，或者说专业强项，就是根据公开披露的数据信息，能够推导出企业这些财务活动背后的意图来，
郎：是的。
陆：企业的活动很多，加上每个企业不同时间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会不会其中很多过程反复，干扰到了财务研究的准确性？
郎：虽然企业很可能有很多无序和反复的活动，但是根据一段时间最后的结果来分析，还是能推导出来企业的大方向大趋势，对形成我们判断不会有什么大影响。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按照科学和严谨的方式进行分析，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步步合理往前推演，只要数据是这些，结论就是能够反复得到验证的。
陆：那么说，如果是你的同行，他可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完全能够读懂你的研究报告，并且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
郎：是这样的。
陆：你对于自己的论文研究一向充满信心，请问一下，你的思考逻辑一般是怎么样的，特别是，为什么会经常盯着内地一些知名企业的问题？
郎：每一个领域，都会出很多论文。但是好的学术论文必须有原创性和突破性，寻找不同的切入角度，别人没有看过的角度。1990年，我在写企业破产的论文时，注意到96％的企业先和银行谈判，私了，于是就从为什么私了为切入点写了一篇论文。1994年，大家都没有谈到公司不能进行多元化经营，我就写了多元化有多元化的折扣，价值小于企业分拆上市的价值，股民不认可企业的多元化。用市场价值的折扣来说明股民不喜欢多元化。
目前国内情况是，对于企业，媒体也好学者也好，都是正面谈论企业，我发现有很多实际之中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会'揭底'，我的内地公司案例研究想给股民带来一些帮助，就是扮演一个反面的角色，让大家能够全面地了解一个企业。
第五部分：追问郎咸平追问郎咸平（1）
陆：有人说，在中国做事，要有适应中国的做法，郎咸平的观点可能很对，但是方式太过张扬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去年，或者以后，你改变一下表达方式，更加温和一些，锋芒不要那么锐利，会不会对弘扬你的学术观点更加有益？
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中国现在只能包容那些为了功名利禄而去适应或巴结这个制度的人，那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我认为我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我二十多年的学术积累，这个前提是不容妥协的。而且知识分子的气节就要表现在这里，我相信这也是百姓对我的期望。我如果谈论什么话题不能够纯粹的从经济理论角度出发，而夹杂着太多为自己好的私心，我相信我迟早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的。如果仅仅是因为我的表达方式不是中国传统的方式而遭到挫折，我将无所畏惧，因为我早已经有了林觉民的心理素质。
陆：你现在的学术研究水平很高，人所共知，你觉得自己未来在学术的那些领域还能有更深的造诣？案例研究方面，有没有到一定程度就停止的可能？你估计自己在学术上面的成就，还能够去到那个程度？是否能够成为世界最顶尖的财务学或者金融学家？
郎：金融学家的学术研究是非常专业，而且技术性也很强的。我曾经花了二十几年的努力才有了我目前的国际学术地位，因此我不会放弃的，而且会继续努力。但是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些金融学常识，例如我最近常常谈的〃新法治主义〃就和金融学无关，而这是我几十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术积累所得出的结论，我未来在这方面仍然会继续努力钻研。事实上，真正对这个社会有影响的还是理念性的大问题，例如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就是一个代表。但是它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正是目前中国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所戮力奉行的圭臬。事实上国内专家对于他的理念是理解不够的。他这个主义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法治化建设已经完成，因此推行新自由主义才可行。如果没有先行推行法治化的建设，新自由主义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如同菲律宾，拉美和苏联的改革困境。针对他这个理论的缺失，我提出了〃新法治主义〃的思维，希望能成为主导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思维。只有完成了法治建设之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才能推行。因此我不希望我被简单的定义为金融学家，我想我应该被定义为经济思想家比较符合我的理念。我未来的努力目标是成为世界最顶尖的经济思想家，我还不想只是顶尖的金融学家而已，那目标太低了，虽然目前我在金融学界已有了这个光环。
陆：教学生涯目前能够给你相当好的回报，所以你能够采取独立研究的方式坚持。有没有设想过，如果有一天，可能教学的回报减少了，不一定你能够获得现在数额的收入，那时候，你会不会略为妥协？或者说，你像90年代一样，虽然收入不多，但是仍然能够安于独立研究？
郎：由于整个社会对我有着特殊的期望，因此我一定会坚持保有我的独立和中立性，这点我可以向关心我的读者做出保证。如果真的像你不幸言中收入大减的话，我也希望关心我的读者赏我一口饭吃，（大笑）究竟我是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妻儿嗷嗷待哺。但是我多年积累的独立和中立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我发现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整个产权改革大讨论，从开始到现在，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们这个民族基本是追求卓越的民族，它追求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反腐败，绝对的卓越，这是我最大的感触，最大的支持。〃
陆：有人说你一直向公众说话，向广大社会呼吁支持，是要挟民意，是对经济学界的颠覆和破坏。你能告诉大家你不断公开发言的目的是什么嘛？
郎：我不会轻慢任何人。你其实应该了解，我始终对争论的对手给予尊重，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没有看不起，你看我，从来没有反唇相讥，纠缠语气和情绪。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告诉他们，甚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从来不需要强迫他们接受我的观点，因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作判断。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我学公司治理，我作为专业学者，一生所戮力追求的就是这一点，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中小股民利益，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