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地藏王菩萨有只神兽叫谛听，它能听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但是却不敢说，只能将祸水东流，指引两人去找如来审判长解决纠纷。听谛兽这么做，自然有它的苦衷，因为它怕受害人事后的打击报复。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号称公平合理的地府，其实也是个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八字衙门！什么“阎王要你三更死，绝不留你到五更”，不就是在孙悟空的高压政策下破产了么？
所以说，当时的天宫是腐败的，地府也是腐败的，更不消说人间和四海。普天之下，无有净土，大概也只有西天如来那里干净一点，但我不敢说有多干净，君不见如来身边的阿傩、伽叶两大尊者不也学会了伸手要好处费么？
也许，这天下，也只有花果山水帘洞是真正干净的，六耳猕猴，或者说是孙悟空的幻觉，也许会象柳湘莲所说：“整个贾府，也只有这门口的两只石狮子是干净的！”所以他要以一己之力，去改变那个腐败的现状，去还世界一个清明！
然而，当孙悟空再次面对如来的时候，那种英雄气概顿时打了个折扣，他还是退缩了，回到了保唐僧的老路上来。六耳猕猴死了，死在孙悟空的棍下，实际上，宣告了孙悟空立场的彻底决定，再也不会起异心。此后的故事中，不论唐僧怎么喝骂冤枉，孙悟空学会了逆来顺受，学会了装聋作哑，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打破旧格局的齐天大圣，只有唯唯诺诺的孙行者。六耳猕猴的故事，如同梁山好汉全伙受招安，末路的英雄被腐朽的体制阉割了，再也不复当年英雄气概。千载之下读来，心中犹是不平。
六耳猕猴实际上是孙悟空内心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心魔”，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理想，孙悟空反映了吴承恩的精神寄托。吴承恩生活在明代中后期，吏治腐败、民生凋蔽，他希望改变格局一扫颓势，但自己无能为力，于是他借古讽今，效仿施耐庵写《水浒传》。但是他和施先生一样，最后为了保护自己、扩大书籍影响，孙悟空和梁山好汉都被统治阶级招安了。
从六耳猕猴的故事以后，孙悟空老实了很多，再也不会去造反，以后遇见的强力妖怪，他学会了投机取巧，随时上天搬救兵。整本《西游记》，实际上也宣告了结束。世人皆把《西游记》当作四大名著中最一般的小说，认为很多情节相对重复，但实际上小说里隐藏的悲剧，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感同身受？
关于六耳猕候的故事，我的朋友“醒着的和梦着的”认为，西天取经代表团五个成员，都是戴罪立功之身，所以他们都是上界指定的人选，但六耳猕猴不是，他只是自告奋勇，所以为那个时代的制度所不容许，最终也可怜地成为棍下亡魂。这个观点也讲的很独特，顺手列出供列位参考。
六耳猕猴的故事告诉我们：
1， 和腐朽的势力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能够取而代之固然最好，如若不能，成为其下级也未免不是一条出路，顽抗到底的往往只有死路一条。
2， 面对选择，往往一念之差能够改变整个人生的面貌，选择好正确的方向是何等的重要！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接受语文老师的启蒙教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全是在明清时代得到出版发行。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写小说的，都不能称呼为“作家”，充其量也就是类似郭德纲一样的文艺工作者，供人茶余饭后权作谈资而已。中国传统文学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儒家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对于小说，封建御用文人出于维护阶级统治的目的，污蔑她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乃引车卖浆之徒之所操”，即上不得台面的下里巴人。
但小说的生命力是顽强的，获得上至名士鸿儒下至贩夫走卒的广泛喜爱，由此而来派生出戏剧、评书、评话、快板、评弹等一系列的文艺衍生物，为她的推广和普及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小说虽然获得了轰动效应，但作者却未必高兴，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承认，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把一肚子的牢骚寄托在自己的如椽大笔上借古讽今。四大名著中，我最喜欢的《水浒传》是最愤青的，曾令朱元璋龙颜大怒，所以数度被查封追缴，她的作者是否确定是施耐庵，至今还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西游记》也有影射成份，但篇幅不多，而且假托神怪小说，比较容易蒙混过关；《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前者基本接近史实，统治阶级无从下手，后者涉及言情小说，而且文字相当阳春白雪，因此这两本书幸运地躲过一劫。
在《西游记》中，有三个小故事，分别影射了明代两个皇帝、一个权奸。这三个小故事按照出场次序分别是：比丘国、灭法国和玉华县，而暗喻的三人分别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明太祖朱元璋、青词“宰相”严嵩。
这三个故事里，由于灭法国的线索最明显，我首先开篇说明；而比丘国和玉华县分别比喻了嘉靖和他的弄臣严嵩，下回我们结合起来一起评述。
放牛娃朱元璋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草根开国皇帝，他当过和尚，讨过饭，当过造反小头目。当他顺利扫清暴元和其他竞争者以后，富贵显达了，变得非常不愿意面对过去，这正是列代封建帝王可以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阴暗一面。明朝开国元勋中，除了汤和等寥寥几人幸免于难，大多数人都不得善终：徐达发背痈吃蒸鹅而死；常遇春病故早亡，躲过一劫；刘伯温据说被胡惟庸授令毒死；但胡惟庸自己也没有得意多久，不久就被主子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的罪名处死，遭受牵连者多达三万余人，朱元璋甚至在胡死后十年，还给他安插了一个“通倭谋反”的十恶不赦罪名，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胡惟庸案”。胡的死，造成了终明朝一代没有宰相一职，从此自秦汉以来建立的宰相制度，在此宣告寿终正寝，明朝以后的清朝，只有口称“奴才”的所谓“大学士”而没有铁骨铮铮为民请命的魏征、文天祥等宰相，不得不说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胡惟庸死了没多久，又爆发了“蓝玉案”，胡案是对文官下手，蓝案可是对武将动刀。作为开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战功显赫的凉国公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起来，恰好此时朱元璋年仅三十八岁的太子朱标病故身亡，为了避免自己死后，年幼的皇孙朱允炆被能臣宿将欺负，上演北宋“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翻版，朱元璋不得不对大将军蓝玉下手，为自己的孙子扫清障碍。蓝玉“谋反”案涉及人数也不少，一万五千人。胡蓝二案一出，整个开国元勋体系，竟然十去其九，以至于后来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夺自己侄子的江山，建文帝朱允炆纵观文武百官，竟无可用之帅去率兵抵挡，兵败后不知所踪，至今其下落仍是个谜。朱元璋原本想巩固孙子的江山，不料却间接将接班人建文帝送上不归路，想必起朱洪武于地下，也当哀叹自己苦心经营却适得其反，实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罢？
朱元璋由于其极度自卑的心理，对于“僧”、“贼”、“光”、“秃”等挖苦他过去历史疮疤的字眼，变得相当敏感，因此明初的文字狱绝不比清康乾年间逊色：这场始于洪武十七年，终于洪武二十九年的长达13年的黑暗岁月，受害者不下数十万，明朝初期优秀的知识分子，因“文字狱”一案，几乎为之一空！
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到后来，越来越变本加厉，只要是上述字的同音字，都认为是通假字，居心叵测罪不容诛。于是说“为世作则（贼）”的杭州人徐一夔教授挂了；说“圣德作则（贼）”的马屁大王孟清也挂了；说“睿性生（僧）知”的常州教育局局长蒋镇挂了；说“作则（贼）垂宪”的浙江教育厅主任林元亮也挂了。更离奇的是，说“体乾法坤”是暗示“发髡”，秃子就是和尚，杀！说“拜望青门”就是站在和尚庙门口发呆，杀！“遥瞻帝扉（非）”不是恭敬地瞻仰皇宫大门，而是看热闹，八卦皇帝的是非，杀！“天下有道”就是“天下有盗”，杀！……如果冯小刚生活在那个时代，“天下无贼”是一句善祷祝福的话还是故意揭露皇帝阴私？估计很难猜测这个喜怒无常的皇帝的心理。
同样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灭法国的经历，就是暗示了朱元璋的残暴和无知。吴承恩大笔轻挥，能够直言不讳地借观音之口说：“那国王前生那世里结下冤仇，今世里无端造罪……要杀一万个和尚……如今杀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个，只缺四个就功德圆满。”
观音这么说，自然是吴承恩在影射和挖苦朱元璋的杀人无数以及大兴文字狱，吴承恩生活在明嘉靖万历年间，清楚地知道大明开国皇帝的一切功过，他痛恨朱元璋为了一己私欲滥杀无辜，但一来事情已经发生，二来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也不敢公开叫板，为死去的士子申冤。第三，在他内心，他还是承认朱元璋的平定乱世功绩，认为应该从两方面看待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灭法国的故事相当短，而且多数情节是孙悟空四人和赵寡妇客栈的老板娘打情骂俏，说一些无聊市侩的话题，真正和国王的对话交锋，也只不过是不到区区一千字。而故事的解决办法，也无非是孙悟空剃光了灭法国所有大小官员的头，国王认罪服输而已他也只能如此，不能再有大的动作。
吴承恩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虽然挖苦了朱元璋，但不敢过于刻薄和露骨，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和扩大书籍的销售量，他给自己留了一手。在小说中这一节，我们可以处处看见他维护明朝统治阶级的语句。且看：
行者道：“虽是国王无道杀僧，却倒是个真命天子，城头上有祥光喜气。”
行者（对国王）道：“你把关文换了，送我们出城，保你皇图永固，福寿长臻。”
由此看来，吴承恩对朱元璋的评价，恐怕是三七开，这个评价，和建国后国内史学家的评论大抵吻合，可见吴承恩的政治嗅觉还是相当敏锐，观察眼光也十分到位。
最有趣的是，当国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倒换关文后，求唐三藏更改国名。这一点，对于封建社会来讲，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般的皇帝能换个年号就不错了，焉能挪动立国之本？唐僧没发言，倒是孙悟空跳过领导抢答了：
行者道：“陛下‘法国’一名甚好，但只‘灭’字不通；自经我过，可改名‘钦法国’，管教你海宴河清千代胜，风调雨顺万方安。”
孙悟空为什么能跳过唐僧回答，这一点大违他的本性，其实，那只是吴承恩的转笔：唐僧是实实在在的人物，他有父母血缘关系，自然不能说无法无天的话语；而孙悟空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太岁，无父无母，既然可以大闹天宫，同样也可以说出“大逆不道”的建议来。事实上，吴承恩的本意不在于更改国名，而是希望统治阶级改变对百姓的政策，不要压迫民生，改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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