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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邓小平在南巡讲话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精彩，这句话在纸媒上我没有看到，但是在关于小平同志的电视纪录片中放了这句话，他说我们的改革其实在1975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叫〃整顿〃，大家经过1975年这段时间的人大概都知道，1975年的整顿根本就没有任何市场的色彩，所谓〃整顿〃就是把文革废除了的那些马钢宪法的那些内容恢复了一部分，也就是说把命令经济放弃了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一些苏联式的管理模式。但是，就这么一点动作，中国的经济在1975年前后就有了很大的转机，这种优势只有中国才有，东欧国家是绝不可能从这方面得益的，因为他们在理性计划经济方面已经走得非常之极端了，已经可以说是理性得不能再理性了，那么放弃理性，他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们不管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都经历过一个市场（计划）调节失灵了，计划经济（市场机制）又没有健全，那么样一个（混乱）时期，但是我们不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因为我们在运动经济时代就是一个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时代，所以不需要经过这样一个时期，这是在效率方面。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理性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在可放弃性问题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么第二点我们都知道，肯尼斯·阿罗、斯蒂格利茨，很多人都曾经提到，历史上的经济转轨过程，实际上是个契约转换过程，就是人们从一种约定，过渡到另外一种约定，什么叫做约定呢？大家知道，我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不光是计划经济，包括中世纪的那些农村公社，各种各样的一种束缚性体制，都有这样的问题。一个束缚性的共同体，它如果要稳定的存在，它必须在束缚功能之外，具有相应的保护功能。也就是说，我接受你的束缚，我接受这个体制的束缚，是以我得到这个体制的保护作为对应的，可是在共同体的束缚保护机制的对应性方面，亚洲的转轨国家和欧洲的转轨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像中国和俄国在开始集体化的时候，这个集体化主要都是起到一个提供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作用，那个时候是不太讲什么保障的，但是，把农民束缚得很厉害。但是，俄国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它最终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到了六十年代以后，俄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这样一个阶段。
大家知道，我们的农村改革的过程，和大中国企的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农民发动农村改革的时候是非常主动的，但是，在大中国企的改革中，一般来说，工人都处于被动的局面，是缺少主动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处境和农民不同，他们摆脱束缚是要失去保护的，而且通常摆脱的束缚不多，失去的保护很不少。那么俄国的农民，他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而东欧的一些国家的农民又不同。像波兰、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在剧变以前，在前计划经济条件下就没有搞集体化，这些国家基本上还是独立小农制度。应该说，他们的农民仍然基本上来说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当然他们受到的束缚并不多。但是他们的国家在七十年代，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也是基于他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有这个实力，仍然由国家出钱，给他们提供了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那么因此，对于苏联的农民来说，他们摆脱束缚，是需要失去保护的，而对于波兰、南斯拉夫的农民来说，他们在变革过程中，没有摆脱什么束缚，但是却失去了很多保护，所以，很容易理解。波兰的农民，在1991年以后，最早起来抗议经济转轨的就是波兰的农民，比工人的不满要大得多。但是中国的农民就恰好相反，中国的农民在改革中，他们摆脱了很多的束缚，但是基本上没有失去什么保护，因为这个体制原来就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保护。那么在这个改革中，他们可以说是摆脱了锁链，但是他们没有失去什么东西。因此，大家知道，中国的农民在投入改革的过程中是非常积极的，而大家知道，中国的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80％以上，那么80％以上的人们，无代价地、主动地发起了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改革，这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秦晖：大家知道，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帕雷托过程，说这个帕雷托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得益，只是得益的多少问题，有的人益多，有的人益少，但是没有人受害的。那么一种比较好的经济过程，就是要使这个改变具有帕雷托过程的性质，但是这是很难做到的。也就是说原来多数人得益，少数人受损，现在改变它，很可能就导致少数人得益，多数人受损。反过来也是一样。但是如果有一种机制，使所有的人都受损的，只是受损的程度有区别，那么这种过程我把它称之为负帕雷托过程，那么这个负帕雷托过程的脱离过程，本身就是帕雷托过程。也就是说，走出负帕雷托过程的过程就是帕雷托过程，而走出非帕雷托过程的过程，仍然是（另一种）非帕雷托过程，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容易理解，这也是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不需要支付很多代价的一个原因。中国的改革，应该说在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帕雷托过程。这是第二，可以说是涉及到改革的公平方面。
因为人们对改革过程中，往往有一种公平与否的观念，这种公平与否的观念，往往并不是直接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收入分配的平均与否，我们经常议论的基尼系数，往往未见得和基尼系数给人的主观感觉是一样的，因为人们对一种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不均，人们恐怕最容易引起的反应，并不在于不均的程度，而在于不均产生的机制。就转轨而言，如果人们觉得在这个转轨过程中，人们获得的机会与付出的代价相应，也就是说，他们摆脱的束缚和失去的保护相应，那么人们也许就会觉得，就会有一种平衡的感觉。而如果人们摆脱了很多束缚，但是实际上没有失去什么保护，人们就觉得这个改革很不错，是公平的。而如果人们没有摆脱什么束缚，但是原来的保护都失去了，没有获得什么机会，但是付出了大量的代价，人们就会觉得不公平。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可以说有保障，无束缚的波兰式体制，当然这里指的是农业，和保障和束缚相应的苏联式体制，走出这两种体制，要实现公平的增加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对于一种有束缚而没有保护的体制而言，走出去要实现公平的增加，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大家知道，九十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就管理水平而言，要比六十年代不知道要强多少，但是中国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要比六十年代严重得多。这就是说，通过加强理性计划的途径，来取得增益的这样一个过程，使我们的命令经济，就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通过〃整顿〃就可以实现改进，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到了九十年代已经发挥得差不多了。
那么，无论是就命令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还是就人民公社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到了九十年代，都发挥得差不多了。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亚洲转轨国家的经济与东欧的这些国家相比，又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东欧的这些国家，不管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基本上他们都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的。而在一些亚洲的转轨国家，因为这个秩序正好相反，就是在亚洲型的转轨国家中，用铁腕的手段可以做成很多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可以说极大地减少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大家知道，现在的经济学中，交易成本成了一个最核心的概念，交易成本或者说交易费用。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国家的不少经济学家也还是这么说的，说整个转轨过程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减少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那么，减少交易费用，应该说，铁腕手段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所有的人都不能讨价还价，很多事情，民主制下的东欧人做不成的，在亚洲国家就可以做到，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大家知道，1996年的时候，我们从头到尾地看了江浙一带，以及苏南一带的乡镇企业改革，应该说那个改革是相当成功的。我们就知道当时的很多企业，由于原来是二国营状态，大家知道，原来苏南的乡镇企业很多都是乡镇办的，是二国营的，所以比较讲排场，很多企业都买了很豪华的小汽车，转制以后，我们看到的两三个企业都有这种动作，就是把小轿车给卖掉了，把这个钱投入生产周转，投入流动资金周转，但是这个过程的公正性当然就值得怀疑了。我们大家知道，在2000年，中国在一些地区还搞过一个很有名的模式，叫长沙模式，这个改革也是很惊人的，就是采取政府发一个文件，三号文件，来界定产权，既不是卖，也不是分，而是〃界定〃。那么一〃界定〃，就把百分之百的国有资产，界定为国资只占20％，80％被界定为企业内部人资产。然后这20％，再来个内部人购买优惠50％，最后的结果就是（国资）只剩下6％了。
那么这个过程，这种政策如果在东欧是出不了台的。当然，换句话说，如果是偷偷地搞，非法地搞，作为一个违法犯罪，东欧也非常之多，就是偷偷瓜分国有资产，这个事情在东欧也有。但是作为一个政府的政策来堂而皇之地推出，那没有任何一个东欧国家能够这么干的。
那么这个过程，的确可以说，就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的这个过程，如果用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说，的确是极大的增加了这个制度变迁中的交易费用，因此也就使得这个新体制和旧体制的接轨变得很困难，也延长了这些国家的过渡期。
但是我认为，如果从长远观点看，这样一个过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那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正是由于有了比较充分的讨价还价，这些讨价还价，老实说，我们看着挺惊人的，比如说罗马尼亚有一个日乌河谷，日乌河谷是罗马尼亚最大的煤田，这个煤田早在齐奥塞斯库时代就是属于资源枯竭型企业，当时就要关闭，但是齐奥塞斯库要关没关了，那时候的工人都起来反抗，当时的日乌河谷的工人，他们也知道日乌河谷的煤矿是无法经营的，但是要离开企业，他们的条件是必须每个人给八万美元、二十公顷土地，否则就不走。他这个要求，我想大概不管左派政府还是右派政府都很难答应的，八万美元这好像还好说，每个人给二十公顷土地，上哪儿找去啊？但是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我觉得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好处，就是在这样一种充分的博弈下，在这样一种各阶层的讨价还价能够充分地进行的条件下，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