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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后被赶出报社“自谋生活”，反而又有了逛旧书店的“自由”，当然这得在干完劳动挣得日食之后。这时的古旧书店，经过“全行业改造”，已经成为新华书店下属的门市部，全长沙市只剩下黄兴南路一处，而且线装刻本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但民国时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铅印本还相当多，我所读的胡适和周作人的书，便差不多全是从这里的架子上找得的，平均人民币二角到三角钱一本。我初到街道工厂拖板车时，月工资只有二十八元，一家数口，拿出两三角钱并不容易。后来学会了绘图做模型，收入逐步增加，两元四角钱十本的《四部丛刊》连史纸本《高太史大全集》才能买得。
最值得一说的是“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初版”的饶述一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为一九六一年秋天，正在“苦日子”里。当我在古旧书店架上发现了这本久闻其名的书时，却被旁边另一位顾客先伸手拿着。一时急中生智，也顾不得许多，便一把从他手中将书夺了过来。他勃然变色，欲和我理论，我却以和颜悦色对之曰：“莫急，莫急，我只拿这本书问一个小小的问题。”一面迅速走向柜台向店员道：
“你们收购旧书，不看证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凭工作证，居民凭户口本，学生凭学生证。”（其实我早就从张贴在店堂里的告白上看到了这些规定，乃是明知故问。）
“学生怎么能拿书来卖，还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书。这本书便是我儿子偷出来卖的，我要收回。”
“这不行。对店里有意见可以提，书不能带走，——你也应该教育自己的小孩子呀！”
“好罢，意见请你向店领导转达。这本书就按你们的标价，一块钱，由我买回去，算是我没有教育儿子的报应好了。不过你们也确实不该收购小学生拿出来的书，是吗？”
店员原以为我要强行拿走书，作好了应战的准备；结果却是我按标价买走这本书，店里无丝毫损失，自然毫无异议表示赞成，立刻收款开发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便属于我了。
先伸手拿书的那位顾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许他本来无意购买，只是随便看看；也许他比我还穷，口袋里连一块钱也拿不出来），到这时便废然离去了。
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为是自己买旧书的一次奇遇和“战绩”。二十多年之后，我在岳麓书社工作时，因为岳麓是古籍出版社不便出新译本，便将此书拿给湖南人民出版社去出（索要的“报酬”是给我一百本书送人），结果酿成滔天大祸，连累人家受处分。有位从旁听过我夸口的老同事，便写材料举报我，标题是“如此总编辑，如此巧取豪夺的专家”，以为可以把我推到枪口上去，结果却失算了。因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毕竟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并非淫秽读物，出版社错只错在“不听招呼”，扩大了发行范围。而买书时的我也不过是街道工厂一搬运工，并非甚么总编辑和专家，“巧取”则有之，“豪夺”则根本谈不上也。
如今我仍然不是甚么专家，总编辑更早就没有当了，不过旧书有时还是要去看一看，翻一翻的。古旧书店早已名存实亡，古旧书便散到了清水塘、宝南街等处的地摊上。二十多年来陆续翻得的，有《梅欧阁诗录》，是张謇在南通开更俗剧场，建梅欧阁，请梅兰芳欧阳予倩前往演出的纪念诗集，线装白棉纸本，卷首有照片十九帧，非卖品，以一元五角购得。有《杜氏家祠落成纪念册》，是民国二十年杜月笙在浦东高桥修家祠举行盛大庆典时，由上海中国仿古印书局承印，赠给来宾作纪念的，线装上下二册，由杨度编辑（名义是“文书处主任”），章士钊为作后记（题作《杜祠观礼记》），有蒋中正、于右任等多人题词，价三元。还有一册“光绪十一年乙酉八月刊刻”的《杨忠愍公集》，为张宜人“请代夫死”的奏疏所感动，以为这是从另一角度对专制政治残酷黑暗的揭露，花二元四角钱买了下来。本亦只以普通旧书视之，可是今年五月十三日报纸上登出了准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单”，上列第十项“明代谏臣杨继盛遗书及后人题词”，正是区区此本。虽然那该是真迹，此只是刻本，但一百一十八年前的刻本，在今天也弥足珍贵了。
我所拣得的旧书都很便宜，但也有贵的，而且是越来越贵了。一月前在清水塘地摊上，见有《新湖南报反右斗争专刊》合订本一册，第一期便是蓝岗揭露唐荫荪、钟叔河“同人报右派集团“的材料，薄薄十几页索价高达五十元，几经讨价还价，才以二十五元得之。假如没有自己这三个字还有朱纯的两个字在上头，我还真的舍不得当这一回“二百五”呢！
（2003。9。1）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兰德、丘吉尔和裴度
生、老、病、死，是为“四苦”。生而会老，会病，会死，连秦始皇斯大林也无法例外，所以苦也。
凡人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条件去求不死药，通常只希望慢一点老，少一点病，晚一点死。殊不知生物的生老病死，十之七八决定于种性遗传，十之二三才决定于生活方式，而最合理的生活方式便是顺其自然——勿倒行逆施以促其死，亦勿胡思乱想妄图长生。渊明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且不说希望过高失望更苦，就是早晨四五点钟起来到马路去白跑也是自寻苦累也。
我今年五月游美国红木（Redwood）国家公园，见那里一连好几十哩参天蔽日的红杉，树龄至少在二千年以上，有的树干上凿了个大洞过汽车，仍然枝繁叶茂。而朝生暮死的蜉蝣，即使幼虫时全喂它核糖核酸球蛋白，羽化后也绝对活不到第二天。
既然如此，既然老、病、死反正要来，何不像五七年六月八日读《人民日报》社论后那样，就在这里等着“工人说话”来问“这是为什么”好了；在等待期间，想吃还是吃，想玩还是玩，顺其自然，不亦可乎。杨绛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兰德（不知是不是Ayn Rand）的诗：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说得多么平静，多么旷达啊！此即是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还有领导英国人民打赢了二战的丘吉尔，九十高龄时有人问他对死持什么态度，他答得更干脆：
酒店打烊我就走。
真是警句，无怪乎他拿的诺贝尔奖是文学奖。唐人赵璘的《因话录》中，也有一节写裴度（裴晋公）的，谓度不信术数，不求服食，每语人曰：
鸡猪鱼蒜，逢着便吃；
生老病死，时至则行。
“时至则行”，翻译成白话便是“到了时候就起身”，这和丘吉尔、兰德的话，意思和情调岂不都是一样么？裴度却要比他们这两位早生一千多年，所以更加难得了。而“鸡猪鱼蒜，逢着便吃”，比起现在有些老同志为了多活几天（其实这亦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白咽口水那幅可怜相来，不仅态度潇洒可以加分，也着实多享了不少口福。
裴度为中唐第一名臣，史书说其“用不用常为天下重轻”，曾率师平定吴元济叛乱。曾国藩受命统帅四省时写信给弟弟道：“东南大局，须用如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乃可挽回，非一二战将所可了也。”足以说明裴度在曾国藩心中和历史上的地位。他和丘吉尔一样是打过大仗看透了生死的人，故深知生老病死喊来就来，唯一明智的态度只有“时至则行”。酒店要关门了，炉火要灭了，不走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顺其自然，“鸡猪鱼蒜，逢着便吃”为好，这实在是最潇洒，最省事，也最少受苦的办法。裴度活了七十六岁，死时“神识清明”，不仅比秦始皇斯大林死得晚，也死得有尊严和舒服得多，这便是最有力的证明了。
（2003。11。19）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记得青山那一边
少年时崇拜革命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都十分崇高。我以为，伟大的革命家应该和克鲁泡特金一样，同时又是伟大的道德家，而不应该是韩非、李斯、马基雅维里的信徒，更不应该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克氏《我的自传》和《互助论》，是我高中时代最爱读的书。《我的自传》的译者巴金，也就成了我所感谢的文学家。
那时在学生中有一种传说，说“巴金”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而取的，这也增加了我对巴金的好感。
但真正使我从内心感谢巴金的，却是他翻译的德国作家斯托姆（这是一九四三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的译名，一九九七年《巴金译文集》的辑封上改称斯笃姆，《中国大百科全书》上又改为施托姆了）的小说《蜂湖》。这是《迟开的蔷薇》集中的一篇，巴金在后记中写道：十年前学习德文时，曾背诵过斯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的《迟开的蔷薇》，后来又读了他的《蜂湖》。《蜂湖》的中译本即郭沫若先生译的《茵梦湖》倒是二十年前在老家里读过的。我不会写斯托姆的文章，不过我喜欢他的文笔……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能给少许安慰罢。
巴金说他喜欢斯托姆的文笔，认为它可以给劳瘁的心灵以安慰，可是又“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这是为什么，中学生的我当然不明白。但也用不着明白，只要“这清丽的文笔，纯真的感情”，给了我年少易感的心以温存和慰抚，便足以使我感谢了。
《蜂湖》的故事的确很简单。儿时的来因哈德和伊利沙白是很好的玩伴，又是同学。他为她在一本老书册空白处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这时“年轻的诗人眼里含着泪水”。这些诗渐渐加多，开始他还守着秘密，当她终于看到了时，不禁十分高兴，便送了一朵石南花让他夹在书页中。后来他到外地读书，两人便分开了，但她依然是“他的青春时期中一切可爱的和神奇的事物的象征”。再后来，伊利沙白的母亲却把她嫁给了另一个有许多处田庄（蜂湖便是其中的一处）的同学埃利克。埃利克也是来因哈德的朋友，并不知道来因哈德和伊利沙白之间曾有过含蓄的初恋，几年之后邀请来因哈德来家中作客。于是这两人便在和他们少年游钓之地只隔一道青山的蜂湖上重逢了。
重逢在两人心里漾起了波澜。这里面有留恋，有悔恨，有复苏的萌动，更多的则是无可奈何的克制。斯托姆和巴金用哀婉的笔墨，描写了两人单独在一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