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广东巡抚年希尧兼海关监督一职。年希尧是雍正皇帝私家的包衣奴才，也是皇上的大舅子。他的弟弟，就是有名的年羹尧。但是年希尧的官声一直不好，也不算能干。海关事务，都在他的家人手中，以至外洋船的大班们，无不知道海关监督大人之家人的重要性。家人有放肆的，加上书办胥役，一应官府之人，竟将这外洋贸易，当作了大饱私囊之天赐良机，敲诈勒索的本事，可谓机智奇巧，层出不穷。
海关监督大人不谋其政，推动外洋船贸易的动力，便成了大大小小的红包。任何事情，只要红包一到，就顺风顺水；红包不到，任何事情也敢叫你办不成。雍正元年，海关监督那山任上，外洋船大班居然通过行商陈寿观，用一个七百二十五两银子的红包，打通关节，向两广总督上书，走了一个大大的后门。红包之威力，不言而喻。这是雍正四年以前的情况。
雍正三年，名臣田文镜手下的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升为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杨文乾是重臣杨宗仁之子，向来有能干的名声；本人既当过一省的按察使，又当过布政使，熟知刑名和钱粮，和前任的那些满洲将军比，自然作风和方法大大不同。雍正三年至七年，杨文乾在任上三载多时间，也是第一任居官超过一年以上的海关监督，任上所出的政令又多，所以他这个“抚院海部”的名头，在外洋大班当中，十分响亮。
雍正年间，广州贸易的通用语言，乃是一种特殊的英语，即最早的所谓洋泾浜英语。这种英语，虽然词汇还是以英语为主，但是吸收了大量葡萄牙语的词汇，却以广东话作为语法基础。奇妙的是，广东话的语法和英语的语法并无很大差别，所以这种英语也大为流行，行商、通译、买办，也有个别衙门里的胥役，都用洋泾浜英语和洋人交流。
之所以是洋泾浜英语，乃是因为语法简单，词汇量少，简单而通用。比如海关监督衙门发的部票，无论是引水持的红票，允许卸货的货票，还是最后放关的部票，一律称为Chop。对于洋人来说，Chop最是重要，代表官府的许可。以此引申，重要和快，也都称为Chop，比如Chop Chop，就是“快，快”进行催促的意思。以讹传讹，筷子也变成了Chopsticks，在英语中使用至今。这是题外之话。
再说海关监督。“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的全名经过简化，到了洋泾浜英语那里，就变成了Hoppo，中文再翻译回来，勉强是“海部”这两个字。研究广东十三行历史的，多受梁嘉彬等人之误导，把Hoppo说成是“河伯”，甚谬矣。这个名词一发明，在洋泾浜英语里面，使用的范围和频率非常之高。海部既指海关监督大人，也指海关监督衙门，甚至一切和海关有关的人和物，都称为海部。比如“海部的人”Hoppoman指的是海关的胥役，“海部船”就是海关衙门的官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海部大人的名字，和洋货行的字号和行商名字一样，洋人大班自然是不耐烦记的，海关监督，一律都称海部；万一要加以区别，就加上个前缀，基本上和称呼行商的办法是一样的。杨文乾的称呼，就是“抚院海部”，（FouyenHoppo 或GovernorHoppo）。其实兼署粤海关监督的巡抚甚多，只是杨文乾独得了此名，可见他对广州的外洋贸易，影响巨大。
海部大人抚院海部杨文乾的改革，“规礼”和“缴送”
上文说过，杨文乾是个大大的能员，颇得雍正之器重。上任伊始，从洋货行当中选出六家，任为行头，专责为外洋船担保。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洋货行的行商要为外洋船承担责任，既要担保行为准则，又要担保外洋船按例纳税。衙门的责任减轻不少，行商们分成了两等。这项改革，尚算温和，得罪的人并不多。行商们甚至大有实惠。
据说任命为“行头”的行商当中，可以从海关监督衙门借官银一万两，用作资本，在外洋船未到黄埔之前，从内地采购大量的茶叶瓷器。这样一来，行商的资本和实力大增，外洋船到，也有足够的货物可以购买，对于促进广州的外洋贸易，自然是功劳不小。但是杨文乾把官银借给行商经营，实属胆大无比，此后对他的诸多攻讦，也有许多由此而起。
杨文乾的第二项改革，乃是把各种名目繁多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规礼”，合银一千九百五十两，统一上缴海关监督衙门。上缴海关之后，再予以分派，其中一千零八十九两许作为关税收入，五百十六两许分派给守关的绿营军队，一百二十五两许转给粮道衙门，余下的作为通译的报酬和其他费用；粤海关官吏上下人等，私人口袋里却一钱银子也不见了。
本来，沿前朝之例，丈量船只仪式结束之后，中外双方互送礼物，基本原则是价值对等。但是关务管理松弛，天长日久，那些家人胥役的敲诈勒索变成了规矩：好比引水的红包多少，查验枪炮的红包多少，准许卸货的红包多少，花样繁多，统统落入私人口袋。想来那些把守关口的绿营官兵和相关的粮道、盐运使、布政使衙门，官吏上下也各有妙法，杨文乾任之前，皆大欢喜。
雍正四年，杨文乾这一改革，可以说是把广州城翻了个天。把这许多官吏的私人好处统统夺走，而且严令此后不许敲诈勒索，引发的矛盾和怨恨，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官吏们彼时杀了杨文乾的心都有。官场上下，登时串通一气，设法要把杨文乾扳倒。雍正四年五月，广东按察使官达首当其冲，上疏参奏杨文乾营私舞弊，贪墨税银。《文献丛编》，广东按察使官达疏。其他的官吏，也纷纷上疏参他。这是官面上的一个方面。
在外洋船的大班方面，一点也不领杨文乾的这个情。敲诈勒索变成了统一的“规例”，临到办事情的时候，该要被勒索的还是要被勒索，事情有了困难，没有红包这样美妙的东西去润滑一下，何以解决？所以杨文乾这样一来，等于凭空又多了一千九百五十两的费用，而且是上交衙门，一点人情也买不到。这还不算是最大的问题，最刻薄的，是这位抚院海部，居然规定将所有的番银加一征收。
康熙四十七年，粤海关出台新的政策，对外洋船带来的货物加收百分之六的附加税。洋人大班们虽然非常不满，但是也无可奈何，何况带来的货物毕竟是在少数。一个主权国家的海关，对进口货物加收百分之六的进口附加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杨文乾的第三项改革的内容，却是把这项附加税增加到百分之十，并且适用于外洋船带来的所有银元。这就是著名的所谓将“番银加一征收”案。
附加税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带来的银元加一征收。前文说过，一条像蓝旗国首次到港的二等外洋船，带来的银元之数，就合纹银八万两之多；而更大些的船，所带的银元要合到十四五万两。平均说来，每条外洋船带来用于购买货物的银元当在十一二万两左右。这样一笔巨大的数目，一下子要上交百分之十，影响十分巨大。
番银加一征收，名曰“缴送”，对洋人大班来说，实在是官府对外洋船的巧取豪夺，忍无可忍。所以外洋船的大班们也和广州的上下官吏一样，对杨文乾恨之入骨。雍正四年开始，洋人抵制这个“加一征收”税的行动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凡是能够告状伸冤的机会，从不放过。雍正四年开始，在企图扳倒杨文乾的浪潮中，洋人大班们也出了一份大力。
官吏和洋人对杨文乾切齿痛恨，洋货行的行商们夹在中间，日子也并不好过。本来和外洋船之贸易，用红包进行润滑，效果很好。虽然粤海关税银收入很少，但是贸易上却有行云流水之感，十分顺畅，外洋到港之船，也逐年增多。大清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并不过于关心外洋船贸易事务。家人敲诈勒索来的银子，兴许也少不得先给海部大人奉上，这海部大人也乐得在一年的任期当中，眼开眼闭，顺便捞上一票。偏偏这个对皇上忠心不二的杨文乾，弄出了这些要命的名堂。
眼下官吏上下和外洋大班两相怨气冲天，中间没有任何润滑剂的作用，摩擦起来，倒霉的肯定是行商。因为收缴这新设之税银，责任就落在行商的头上。外洋大班如果不肯缴纳，行商就要给拉到衙门吃苦头，轻则痛骂，重则拿老大的竹板子打屁股。至于六家“行头”之外的其他洋货行，痛恨杨文乾的心思，必定也不小于官吏等人。所以大多数行商们，也和官吏、洋人大班站在一起，反对杨文乾的改革。
海部大人杨文乾得到雍正皇帝的支持，却暴病身亡
广州官民和外洋大班一致要扳倒杨文乾，杨文乾得到雍正皇帝的支持，却暴病身亡
却说雍正四年始，广州城内外，一片要扳倒杨文乾的呼声。如此到第二年，杨文乾就有点顶不住了。年初的时候，杨文乾找了一个借口，上疏向皇上请假，回籍葬父。乞假葬父，当然是个借口，因为其父杨宗仁在杨文乾当上广东巡抚不久就得病身亡，上谕杨文乾在任守制。《清史稿•；列传七十九•；杨宗仁子文乾》。在任守制，自然也不用再有葬父之举。事隔将近两年之后，却乞假葬父，当是吃不消这官民上下的切齿痛恨，暂避锋芒。
杨文乾虽然暂时避开了是非之地，但是广州官民要扳倒杨文乾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杨文乾请假期间，广州的众人罗织好杨文乾的罪名，居然说动了福建巡抚常赉出面，向雍正皇帝狠狠地参了他一本。奏折上说，杨文乾设了六家专门的洋货行为“行头”，私下得银二十余万；贪污粤海关羡余银五万余两；放纵绸缎出洋，得银万余；番银加一征收，得银四万余两；选外洋船上的奇巧之物入署，让“行头”代卖，又得银二万余两，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不能不让雍正皇帝重视起来。
这一本，参得的确厉害：贪墨的总数加起来，达三十多万两银子，超过粤海关当时一年的关税收入数倍之多。如果所参属实，杨文乾的脑袋必定不保。但是雍正皇帝对杨文乾十分信任，收到这样的奏折，一不派钦差调查落实，二不下旨查办，居然只是上谕把杨文乾臭骂了一顿，“令愧悔痛改”。如此而已。
皇上这样处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可见雍正皇帝对广州的情况，十分了解，甚至有可能是他出的主意，却让忠心不二的杨文乾来担这么一个恶名。把杨文乾臭骂一顿，也是安慰一下广州城的官民而已，该收的规礼和缴送，一文不少，还是照收不误。终雍正一朝，对外洋船带来的番银加一征收，都没有废止，却在乾隆元年，由乾隆皇帝下旨罢收。可见这件事情，多少和雍正皇帝有直接关系，也有可能是君臣联手，演出的一场双簧戏。
却说皇上把杨文乾骂了一顿以后，又立即委派他到福建当钦差大臣，查办仓库亏空之事。参奏杨文乾的福建巡抚常赉，调任广东巡抚，去接手广州城内外的这个烫手山芋。杨文乾对于查办仓库亏空之类的事情，想来是拿手好戏，未几就有了结果。皇上又把杨文乾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