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秉圭送往宫中“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这等大块玻璃，万里迢迢来自欧洲，再由陆路小心运到京城，倒也实在是不可多得之物。皇上见到祖秉圭懂得孝敬，龙心不禁大悦，这也不在话下。
哄好了皇上，这官就能做得四平八稳。有史以来，粤海关监督的官，从来也没有像祖秉圭这么长的任期，想来皇上是给哄得极好的。雍正十年如果不出那场变故，祖秉圭的官恐怕还能继续当下去，何况从官声上讲，祖秉圭也不算差。自祖秉圭署理粤海关以来，关税银的收入稳步增长，雍正七年，是二十二万余两，八年升至二十八万余两，雍正九年，更是破天荒地达到了三十七万多两，见梁廷枏《粤海关志》前引书。具体数据为：1729年（雍正七年），222 116855两，1730年（雍正八年），280 903734两，1731年（雍正九年），374 453233两，雍正十年无数据。这和雍正初年，粤海关的关税银收入仅有几万两的情形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粤海关关税银收入大增，其实是杨文乾打下的基础。可惜杨文乾拼着恶名播下种子，却由祖秉圭来收割庄稼。祖秉圭于关务上面，却是典型的照虎画猫，照的是杨文乾这头老虎，画出来的猫，倒也像模像样。杨文乾任用六家“行头”，乃是将官府的责任，推到洋货行头上，这样的好办法，祖秉圭自然是照做不误。他也任用了五家规模较大的洋货行，作为外洋船到港以后的保商，只是改了一个名称，称为总商，听上去更加文雅好听些。
名称好听，实质还是一样：行商们一要负责洋人的行为，二须承担外洋船缴纳关银的事项，三要帮助海关监督大人顺利完成一年四节的贡礼，四是大人辛辛苦苦来广州当海关监督，俸禄又不十分高，多少也要让大人的私人钱包有点面子。这是行商的责任，而那些总商则是首当其冲，责无旁贷。
海部大人洋人在广州贸易环境宽松自由
祖秉圭对洋人大班谦和礼貌；洋人在广州贸易环境宽松自由
祖秉圭为人大概是谦和的，特别是和性格狷介、爱钻牛角尖的杨文乾比较起来，可谓天壤之别。作为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国政府最高官员，性格沉稳谦和，倒是非常妥帖的一桩事情。雍正十年，蓝旗国外洋船的大班们受到他的接见，事后说起来，对祖秉圭的印象很好，说他是既文明，又客气。这样的评语，对于清初的满洲大员来说，也算是十分难得。
为人谦和是一方面，处事并不十分迂腐是另一方面。康熙朝对外洋远夷，甚是器重，固然不假，但是满洲大员当中，大端架子，看不起汉族同僚的顽固之人，也不在少数。对于洋人，特别是外洋远夷，或视为洪水猛兽，或自视天皇贵胄，不屑与之打交道，或格外苛刻，百般限制，把所谓中外之大防，看得比女子贞操还要严重，种种迷信和无知，殊为可笑。与此相比，祖秉圭算是相当落拓，从不拘谨苛刻。
洋人大班同上一任的“抚院海部”杨文乾交恶，均有怨恨之心。祖秉圭到任，基本上是采取绥靖安抚的政策：该交的船钞、规礼和缴送是一文不能少，但是其他方面，一是办事效率甚高，洋人也算满意，二是对洋人限制很少。做生意固然自由，洋人可以和任何一家洋货行签约购货，广州城外贸易镇和黄埔锚地，也任由洋人自由活动；洋人在中国店铺买酒，放枪作乐，爬上高塔鸟瞰广州城，不是特殊情况，都由得他们。
洋人大班最敏感的一点，乃是祖秉圭在礼节上，充分尊重这些贸易者，也就是以己度人，对领导整个贸易的大班们，以“绅士”相待。这里所谓的绅士，也就是中国概念中的大人。贵为二品正堂的祖秉圭大人，中国的老百姓一见面就要跪下磕头，但是祖秉圭却十分尊重这些洋人大班：接见的时候，设座奉茶，并送一点象征性的小礼物。洋人大班们自然感觉很好，对祖秉圭也多有溢美之词。
尊重和客气，甚至小恩小惠，当然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于洋人大班们关于“规礼”和“缴送”的抱怨，从来是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洋人大班自雍正四年起，一直觉得抚院海部规定的“规礼”和“缴送”，是让洋人蒙受了“冤枉”（Grievance），皇上肯定是不知道他们的冤情的，所以他们也千方百计要在大人面前喊冤。祖秉圭到任，这种冤枉也不知听到了多少，但是这位海部大人一律装得听不见。
洋人大班并不知道，加征“规礼”和“缴送”，本来就是雍正皇帝和杨文乾之间有默契的事情，因此，这份冤枉，就是喊破了天，也绝无昭雪之可能。祖秉圭装聋作哑，当然是上上之策，不会再进一步得罪这些洋人大班，至少使得贸易能顺利进行下去，粤海关税银不断增加，奇珍异宝源源送进宫里去。这是他当官的唯一关注。
祖秉圭虽然落拓，对洋人远夷的态度也堪称平等尊重，但是仍然脱不出中华上国故步自封的老套。雍正年间，广州对外贸易规模已经十分巨大，每年贸易总量超过数百万两白银；海关监督大人受命于皇上，是和外洋远夷直接打交道的最高官员，何况对前来广州的洋人大班平等相待，本来有一个十足的好机会，了解世界，和其他国家相互交流。尤其是对欧洲国家，这是第一个知彼知己的机会。
广州城的大小官员，很多是两榜进士出身，祖秉圭是否是科场出身，查无凭据。但是毕竟和老一辈的满洲贵胄一刀一枪博得的功名不同，应该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祖秉圭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就是对外洋国家的国情不感兴趣。那些行商们，虽然能操熟练的洋泾浜英语，和外洋大班的私交很好。人之常情谓之好奇，肯定了解了一肚皮欧洲国家的情形，可惜他们一不是知识分子，二没有功名地位，皇上那里，没有任何话语权。
这是非常脱节的一种情形：一方面对外贸易进行得热火朝天，过程繁复之极，中外之间沟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上至朝廷，下到海关监督和地方官员，对外洋诸国丝毫不感兴趣，因此对于欧洲的国情，基本上是无知无识。对外洋来船，除了以旗色加之区别外，向来视为一体；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红毛远夷，不予细加区别。
再者，朝廷从来也没有把其他国家，置于和中国对等的地位：外洋船到港，仍然要搞这劳什子的丈量仪式，好像都还是来朝贡一样；瑞典国外洋船到，祖秉圭接见货真价实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根本也是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好生让这满心要和中华帝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的国家失望。
雍正乾隆年间，广州民间和瑞典人的交往很多，既有和瑞典人交朋友的，也有生意往来十分密切的，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证据。洋货行的行商对瑞典的认识应该已经比较清楚，签订合同的时候，明白地写作“（口）瑞国”。乾隆四年，坎贝尔帮广顺行的陈寿观把一些丝绸带到欧洲卖掉，再帮他买好呢绒布带回来，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GUB，SOKA，H22∶3C，第55页。可见双方互相信任，关系亲密；坎贝尔回去之后，就托其他的外洋船给陈寿观带礼物，包括几瓶洋酒和一箱葡萄牙鼻烟。美国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尔斯•；爱尔温档案，1740年2月10日，编号1740~31a。
民间交流这么多，但是官方对瑞典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在瑞典船的故事发生将近一百年之后，中文典籍当中，才第一次出现关于瑞典的简单介绍。双目失明的通译谢清高，在朋友的帮助下写了一本《海录》，里面有关于瑞典的语焉不详的几段话，这本书写作的年代大概在一八二零年。可惜的是，瑞典船的故事中，祖秉圭没有这番心思，而对欧洲各国比如瑞典已经有了相当了解的行商们，也没有能够留下片言只语，否则，我们今天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语焉不详”和“无从考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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