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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坎贝尔自己在雍正四年到广州的时候，得以熟悉的洋货行，一共两家，一家是陈汀观的崇义行，另一家是张族观的裕源行。坎贝尔自认是张族观的老朋友，对张族观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所有行商里面，属于比较诚信的。尤其让坎贝尔感到得意的是，那条最早遇到瑞典外洋船，并且在台风到来之前为他们带过路的中国帆船，先行回到广州。他们也不知是用什么方法，告诉了张族观，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大班，带船而来。张族观闻讯，竟派人前去澳门等候。坎贝尔记录中说，在澳门上岸投讯的大副，没有暴露身份，所以没有相认。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坎贝尔这话，也不能全信。但是比较明确的问题是，这个张族观固然是个好人，而且对首席大班坎贝尔先生相当热情，但是张族观的洋货行，一是规模不大，二是不靠江边。洋货行不靠江边，等于没有路通往黄埔。因为所有的货物，在镇上购买以后，都要通过平底船驳运到黄埔锚地，这样一来，岂非大费周折？所以张族观这个选择，也被否决。
雍正四年，坎贝尔和他的兄弟在一条港脚船上当大班，当时就以陈汀观的崇义行作保，而且就住在崇义行中。坎贝尔知道，崇义行规模不小，也正好依江而建，行里有十分便利的驳口。何况坎贝尔觉得陈汀观这个人，为人沉稳，性情很好，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能为欧洲人做好服务。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坎贝尔和其他大班们一起，轻车熟路地划着舢板，过总巡口，到了陈汀观的崇义行。
广州城外的贸易镇洋货行行商为外洋船作保的规矩
早上从黄埔出发，中午时分到了陈汀观的崇义行。十几里的水路，竟也花了半晌的时间，也许过海关总巡口的时候，查验身份等事情，多少有点耽搁。瑞典公司的大班一到，而且为首的首席大班坎贝尔又是老熟人，行商陈汀观自然是热情欢迎。广州城外的贸易镇上，洋货
行之间，向来竞争激烈，蓝旗国外洋船的大班突然找上门来，对于崇义行的老板陈汀观来说，几乎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美事，自然是喜出望外。
雍正十年，外洋船到，必须找一家洋货行作保，这是铁打的规矩。因为没有作保的保商，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史上，保商这个概念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外洋船到，洋货行的行商进行担保，是为保商；另一种是要充任洋货行的行商，必须有其他的行商担保，也称为保商。两者名称一致，意义却完全不同，应该予以区分。海关监督衙门就不予丈量船只，这样外洋船大班也就不能开展贸易。到雍正十年，这规矩已经有了五六年的历史。从广州贸易的总体情况看，官府向来不希望洋人直接到衙门办事，所以外洋船到以后，申请丈量船只，征收关税这类事情，都要找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既能和外商打交道，又熟悉外贸业务，而且身家殷实，出了事情受罚得起，自然非洋货行的行商莫属。
雍正十年，给外洋船充当保商，基本上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是因为当时有资格充当保商的，过数家实力雄厚的洋货行而已，并非所有的洋货行都可以充当保商。二是当了保商，就有眼前利益。一般说来，外洋船选定保商之后，必定要在该家洋货行内，租用夷馆。虽然外洋船的大班，可以向所有登记在案的洋货行购买货物，但是既然请了保商，甚至住在这家洋货行内，近水楼台先得月，少不得要向当保商的这家洋货行多买些货物。
话反过来，官府既然不愿洋人直接和衙门打交道，所以设了这保商的规矩：外洋船在广州，和官府之间的重大事情，都由保商一手操办。显然，外洋船的大班们也是不愿得罪保商的。比如缴纳货税，到衙门领取各种放关的部票等等，也必定要行商代办；保商要制约外洋船，应该是相当容易。也许正因为保商容易制约外洋船，所以官府对洋人的管理，也一体交给保商办理。出了事情，唯保商是问。
雍正十年的时候，这一制度对洋货行的行商，要求不高。二十多年以后，随着官府对行商的管制日益加强，外洋船到广州以后，找一家保商就显得十分困难。比如乾隆十九年，瑞典公司有两条外洋船，“卡尔王子”号和“弗里德利希•；阿道尔夫”号到港，当时就难以找到保商，陈寿观的广顺行等，拒绝充任保商。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后来勉强找到同文行的潘振成充任保商，估计还得倒贴银洋。歇尔博格认为，瑞典公司为此向保商支付工资。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雍正十年，广州外的贸易镇上，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风暴是风暴，生意还是要做下去，所以陈汀观还是欣然充当了瑞典公司的保商。另一方面，陈汀观也寄希望于这家新来的欧洲公司，年年来华，岁岁在广州做生意，这样能够长久地和这家公司建立生意关系，自然是财源兴隆，绵延流长了。
广州城外的贸易镇洋货行里的夷馆，外洋船的贸易办事处
崇义行的行商陈汀观，热情地接待了来自蓝旗国的外洋船大班，并且答应成为该公司的保商。老朋友寒暄之外，主要是讨论充当保商之后，马上需要着手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一是由保商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明已经充任保商。这是外洋船的大班们，到了广州城外这个镇上，可以开始贸易的第一步。第二件大事，就是要设立夷馆。
设立夷馆，就是要把这些外洋船大班们安顿下来。所谓夷馆，洋人向来称为Factory。Factory当然不是现代英语当中“工厂”的意思。从英语Factory的古老意义上理解，Factory等于是Factor的行馆意思；而这个Factor，则是代理人或者代办的意思，所以这样理解起来，夷馆就等于现在的外商办事处。
雍正年间的外商办事处，自然和当代的办事处不同。这个办事处，需要安顿大班们的住宿和生活，需要办公，也需要仓储；因为洋行的大班们收了货物，先要有个地方放起来，然后再用平底船驳运到黄埔的岸上仓库。除了功能以外，还有两个因素，决定这种夷馆的形式：一是货物贵重，必须便于看守；二是清朝的对外政策很明确，所谓中外之大防，不能让洋人和中国人混杂，至少不能住在一起。
这些因素加起来，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夷馆的形式，属于洋货行里面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既是洋货行的一个部分，又相对独立，便于守卫和同普通的中国人隔离。雍正十年，这种夷馆是不固定的，外洋船到，选好保商，照例在保商的行里租赁一个夷馆。这样，保商和夷馆，合二而为一。这也就是为什么，瑞典大班们在选择保商的时候，要事先考虑到，这个行商的洋货行里，是否有靠江的驳口。因为有驳口的话，再将货物运送到黄埔去，十分便利。
雍正十年，崇义行的陈汀观，从规模和实力上看，仅次于广顺行的陈寿观，所以崇义行的规模也堪称庞大。行里专门建有不止一栋专门的建筑，出租给外洋船的大班们。雍正十年，陈汀观不光给瑞典公司当保商，也给荷兰公司做保商。想来荷兰公司也在崇义行内，租了一栋专门的建筑，当作他们的夷馆，或者说办事处。
中国人把外洋船的广州办事处，称为夷馆，大抵也很有道理。夷馆虽然是中国人造的，拥有者也是中国的洋货行的行商，但是其外观和格局与普通的中国建筑区别明显。想来这是那些熟稔外贸业务的行商们，针对外洋船大班的需求，又多少根据自己的理解，特意为洋人造的。既然是专门为洋人造的，风格又有点特别，所以称之为夷馆，也算妥帖。
当时的中国建筑，一般的民居和商行，想来都是平房，但是所有的夷馆，一律都是两层楼。夷馆通常造得比一般的房子要好，而且都是两层楼。大概是因为这类夷馆，算是新生事物，所以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房子造得好：外墙用的是青砖和龙骨砖，楼板用的是木头，屋顶上的瓦片，则和西班牙建筑的西洋瓦片相仿佛。潘•；乌斯贝克（Pehr Osbeck）是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的学生，1750年至1752年作为随船牧师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船，远航广州。乌斯贝克提到，建筑用的砖头，里面有木棍做的芯，这比较符合中国南方的那种空心龙骨砖的形状。更加明显的特征是，这种夷馆，通常向江岸上伸出一个大阳台；阳台下面，石柱直接打入水面。这看上去，既像中国的水榭，却又是露天的，想来是比较特别的一种形式。
乾隆十五年左右，蓝旗国的洋人描述的夷馆，规模已经相当齐整。显然，夷馆是个独立的院子，进门有照壁，可以挡住外面的视线；大门一侧，建有一个门房，门房门口，挂着竹编的灯笼。夷馆里面，是两栋平行的两层楼建筑，两层楼中间，用长条形的石板铺出一个庭院；庭院的石板上还有排水孔，下雨天雨水就通过排水孔排出到阴沟，再直接排往珠江。这样的图景描绘出来，洋货行的办事处，还是相当不错的。雍正十年，坎贝尔等人租用的夷馆，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不得而知。乾隆十三年，另一位瑞典公司的大班在日记中说，这些夷馆的格局，基本上是一样的。想来当年广州城外，专门有一家建筑行，为洋货行建造这
样的标准夷馆。所以雍正十年的夷馆，基本格局和形状，应该和十多年以后的这种夷馆一样。
从功能上讲，夷馆主要用于生活、办公和仓储。所以夷馆的两层楼，特别具有使用上的功能性。楼下的空间，主要是用作仓库，但是在楼梯口，都设有厨房。楼上则是大班们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有趣的是，夷馆一旦租下，从名义上讲，就不再称为洋货行的夷馆了，而是称为某国的夷馆，比如法兰西夷馆、红毛国夷馆和蓝旗国夷馆，等等。这和当代办事处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广州城外的贸易镇设立夷馆和夷馆买办
造几座功能齐全，甚至堪称漂亮的夷馆，在雍正十年前后的广州，既是洋货行招揽外
洋船的手段，也是行商们的生意经：夷馆功能齐全，出入方便，收货和发货快捷，甚至有个伸出江面的大阳台，然会吸引外商前来租用；租用和担保一体，这家外国公司的生意，大多落到这家保商手中，这也是洋货行的外商互相竞争的一种手段。
从夷馆本身来讲，出租给外洋船的大班，也是一桩生意经。夷馆造起来的时候，虽然耗资不菲，要花好几千两纹银，但是出租给洋人，收入自也不少。雍正十年前后，这等夷馆一个贸易季节的租金，以面积、条件等不同，当在五百两至一千两纹银之间。乾隆十九年，瑞典公司的“卡尔王子”号船先到广州，花了八百两银子租了广顺行的一座夷馆；几天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