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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石块大概不是来自外部的物体在推进故事情节的时间里，淳平明白了这一点。关健在于她自身内部存在的什么，是她心中的什么激活了呈肾脏形状的黑色石块。它还希望她采取某种具体行动，为此不断发送信号，以夜夜移位这一形式。
淳平一面写小说一面考虑贵理惠。感觉是她（或者她身上的什么）在把故事推向前进。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没有写这种超现实故事的打算。淳平脑袋里事先粗线条地构筑的是更为表谧的、心理小说性质的故事框架。在那里，石块并不是随便移来移去的。
女医生的心恐怕要从有妻室的外科医生情人身上离开淳平预想或者开始怨恨他也有可能。她大概下意识地希求那样。
如此整体轮廓出现以后，往下编写故事就比较容易了。淳平一边用低音量反复听着马勒（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1860…1911）。）的歌曲，一边对着电脑，以就他来说的速度把小说的结尾部分写完。她决心外科医生情人分手，告诉对方自己再也不能见他了。他问没有商量余地了么，她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没有。休息日她乘上东京湾的渡轮，从甲板上把肾脏石扔到海里。石块朝着又深又暗的海底、朝地球核心笔直地下沉。她决意重新开始新的人生。扔掉石块，她觉得自己身体轻快了许多。
然而，第二天早晨到医院上班时，那石块正在桌上等她。它隐隐地待在原来位置，黑漆漆、沉甸甸，以肾脏的形状。
写罢小说，立即给贵理惠打去电话。想必她很想看脱稿的作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是她写的作品。电话没有接通，里面传出录音带的声音：“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请确认一遍重打。”淳平重打了好几次，但结果一样。电话无法接通。他想，也许她的插秧机号码出了什么问题。
淳平尽可能不出家门，等待贵理惠联系，然而没有联系。如此一个月过去。一个月变成两个月，两个月变成三个月。季节变成冬天，不久新来临。他写的短篇小说刊发在一家文学杂志的二月号上。报纸广告的杂志目录印出淳平的名字和小说篇名“天天移动的肾形石。”贵理惠看见广告，买下阅读作品，为述说感想而跟自己联系他期待这一可能性，查结果却是惟有沉默在不断叠积。
她的存在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之后，淳平的心感觉到的疼痛比原来预想的剧烈得多。贵理惠留下的失落感摇晃着他。如果现在她在这里该有多好他一天之中要这样想好几次。贵理惠的微笑、她出口的话语、相互搂抱时的肌肤感触无不让他怀念。喜欢的音乐，心仪的作家的新著，都安慰不了他的心，感觉上一切都那么遥远、那么生疏。
贵理惠有可能是第二个女人，淳平想道。
淳平再次遇到贵理惠，是在初春的一个先后。不，准确说来并非遇到，而是听到贵理惠的声音。
淳平那时坐在出租车上。路面拥挤。出租车年轻司机打开短波广播节目，她的声音从那里传来。起初淳平不太敢确定，只是觉得声音有些相似，但越听越清楚那是贵理惠的声音，是她讲话的方式。抑扬有到，轻松自如，停顿方式也有其特征。
“嗳，把声音调大一点儿好么？”淳平说。
“好的。”司机应道。
那是在广播电台演播室里的采访。女主持在向她提问。
“。。。。。。就是说，您从小就喜欢高处了？”女主持问。
“是啊，”贵理惠或者声音酷似她的女子回答，“从懂事起就喜欢爬高。越高心情越放松。所以总是央求父母带到高楼大厦去。一个奇妙的孩子。”（笑）
“结果，您就开始了这样的工作？”
“最初在证券公司做分析员，但我很清楚那种工作不适合自己，所以三年就辞职了。刚开始时擦大楼玻璃窗。本来想在建筑工地当架子工什么的，但那种地方是男子汉的世界，轻易不接受女性，于是暂且干起了擦玻璃窗的临时工。”
“从证券公司分析员变成了擦窗工。”
“老实说，作为我还是这样自在。和股票不同，就算跌落，跌落的也只是自己一个。”（笑）
“说起擦窗，就是坐在吊车里，从楼顶上‘吐噜噜’往下垂放那种活计吧？”
“是的。当然安全缆是系着的。不过有的地方无论如何要把安全缆解掉。我是一点也不在乎的，地方再高也一点儿都不怕，所以相当受重视。”
“不登山吗？”
“对山几乎没有兴趣。在别人劝说下尝试了几次，但是不行。山再高也不觉得有意思。我感兴趣的仅限于垂直的人工高层建筑，什么缘故不晓得。”
“如今在城里经营专业清洁高楼玻璃窗的公司，是吧？”
“是的。”她说，“打临时工攒了钱，六年前独立开了一家小公司。当然自己也去现场干活，但基本上成了经营者。这样可以不听命于人，自己自由作出决定，方便。”
“可以随意解掉安全缆？”
“直截了当地说，是这样。”（笑）
“不喜欢系安全缆？”
“嗯，感觉上好像不是自己似的，简直就像穿了硬邦邦的紧身衣。”（笑）
“就那么喜欢高处？”
“喜欢。置身于高处是我的天职。其他职业脑海中浮现不出来。职业这东西本来应是爱的行为，不是权宜性的婚姻。”
“现在放一支歌曲，詹姆斯。泰勒唱的《屋顶上》（Up on the Roof）。”女主持说道，“之后继续走钢丝话题。”
放音乐的时间里，淳平探身问驾驶员：“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说是在高楼与高楼之间拉一根钢丝，在那上面走来走去。”司机介绍说，“拿一条保持平衡用的长竿，算是一种杂技表演吧。我这人有恐高证，乘坐玻璃电梯都胆战心惊。说是好事也行，反正有点儿与众不同。人倒好像已经不那么年轻了。”
“那是职业？”淳平问。他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失去了重量，似乎是从车顶缝隙里传来的其他什么人的语声。
“嗯，好像有很多赞助商支撑着。前不久听说在德国一个什么有名的大教堂做这个来着。本来想在更高的高楼上做的，但当局怎么也不批准。因为高到那个程度，安全网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她说要一步一步积累战绩，逐步挑战更高的地方。当然，光靠走钢丝吃不了饭，就像刚才说的，平时经营擦大楼玻璃窗的公司。同样是走钢丝，但她不愿意在马戏团那样的地方工作，说只对高层建筑感兴趣。”
“最妙不过的，是在那里可以使自己这个人完成变化。”她对采访者说，“或者说不变化就无法活下去。到了高处，那里只有我和风，其他什么都没有。风包拢着我，摇晃着我，风理解我这一存在，同时我理解风。我们决定互相接受，共同生存。惟有我和风没有他者介入的余地。我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瞬间。不不，感觉不到恐怖。一旦脚踏高处，精神整个进入高度集中状态，恐惧当即消失。我们置身于亲密无间的空白中，而我最最中意那样的瞬间。”
至于采访者能否理解贵理惠的谈话，淳平无从知晓。但不管怎样，反正贵理惠已经将其淡淡地说了出来。采访结束时，淳平叫出租车停下，下车走剩下的那段路，时而仰望高楼大厦，仰望流云。他明白了，风和她之间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入的。他从中感觉到的是汹涌而来的嫉妒。可到底嫉妒什么呢？风？到底有谁会嫉妒风呢？
往下和个月时间里，淳平一直等待着贵理惠跟自己联系。他想见她，想单独和她说很多很多话，关于肾形石也想说说。然而电话没有打来。她的手机依旧“无法接通”。夏季到来，连他也放弃了希望。贵理惠已无意见他。是的，没有埋怨没有争执，两人的关系平隐地结束了。回想起来，这同他长期以来与其他女性的关系毫无二致，某一天电话不再打来，一切就那么平静那么自然地偃旗息鼓了。
该不该把她算到倒读数里面去呢？能将她视为三个有意义女性中的一个么？淳平为此相当烦恼。可是得不出结论。他打算再等半年，半年后再决定好了。
这半年时间里，他集中精力写短篇小说。他一边伏案推敲语句，一边心想贵理惠此刻大概也同风一起置身高处。自己面对桌子独自写小说之间，她独自位于比谁都高的地方，并且解掉了安全缆。淳平常常想起她那句话：一旦精神进入高度集中状态，那里便没有恐怖，只有我和风。淳平觉察到了自己开始对贵理惠怀有从不曾在其他女性身上感到的特殊感情。那是轮廓清晰、可摸可触、有纵深度的感情。他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一感情，但至少不能以其他什么取而代之。纵然再也见不到贵理惠，这一情思也将永远留在他的心间或骨髓那样的地方，他将在身体某处不断感觉着贵理惠不在所造成的怅惘。
临近年底的时候，淳平下了决心：把她作为第二个好了。贵理惠对于他乃是“真正有意义”的女性之一。第二个好球。往下只剩一个。但她心中已没有恐怖。重要的不是数字。倒记数毫无意义。重要的是被害人容纳某一个人的心情，那总是最初，又总是、也必须是最后。
大体与此同时，呈肾脏开头的黑色石块从女医生的桌子上消失了。一天早上，她发觉石块不在那里。它再也不会回来了，这点她心里清楚。
品川猴
她时不时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大多是在突然被人问起名字的情况下，例如在小型专卖店买连衣裙要个性袖口尺寸，店员问道“对不起，您叫什么名字”便是这样的场合。或者是打工作电话，该说的大体说完了，最后对方问“能再说一遍您的名字么”的时候，记忆会陡然消失，不晓得自己是谁。因此，她必须为想起自己的名字而掏钱夹、看驾驶证。不用说，对方会露出费解的神情，或电话另一端由于一下子出现时间空当而觉得蹊跷。
自己主动报出名字时不会发生这种“忘名”现象。若有相应的心理准备，倒是可以好好管理记忆的，但在慌慌张张或毫不提防的时候突然被对方问起名字，那么简直就像电闸“嗵”一声落下，脑袋里一片空白。越是寻找线索，她越是被吞入没有轮廓的空白中。
想不起来的仅仅限于自己的名字。周围人的名字一般不会忘记。自己的住址、电话号码、生日和护照号码也不会忘记，好友的电话号码和工作方面的重要电话号码也几乎都能脱口而出。记忆力不比往日差。单单自己的名字无从想起。忘记名字大约始于一年之前，那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
她的名字叫安藤瑞纪，婚前叫“大泽瑞纪”。两个都很难说是多么有创意的名字，也没什么戏剧性。话虽这么说，但也不至于就该在纷纷扰扰的日常生活中被记忆整个抛弃。毕竟那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名字。
她变成“安藤瑞纪”是在三年前的春天。她同一个叫“安藤隆史”的男子结了婚，结果名字就成了“安藤瑞纪”。最初她很难习惯安藤瑞纪这个名字，无论字形还是发音，感觉上都欠沉稳。但在多次出口和反复签名之间，她慢慢觉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