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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如此强调的“实事”，当时究竟是个什么状况呢？陈云在发言中谈到了过去一直讳莫如深的经济工作的一些矛盾，如：粮食问题上对农村压力太大，农民喘不过气来，建国快30年了，还有讨饭的，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也紧张；工业引进项目没有循序渐进，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各省市机动财力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安排规模过大，造成材料供应紧张，等等。
既然陈云指出的矛盾是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些情况，当时“新的跃进”的条件并不存在，最紧迫任务的任务应该是调整。
陈云在发言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为此，陈云提出经济工作的五点意见：
第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
第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第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第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
第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陈云过去因为实事求是估计形势、追求可靠发展速度一再受到批评，被看作“右倾保守”。但是他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没有轻易给当时的经济工作戴帽子，而是实事求
是地指出问题，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方针和具体政策上的意见。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而当时的“洋跃进”显然是只求积极不管“稳妥”。
虽然陈云发言中谈到了当时财政体制准备进行的改革，谈到了旅游部门加快发展的计划。但总的来看，他强调的重点，是针对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陈云提出的实事求是、弄清“实事”等意见，使一些领导干部从过热的气氛中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经济工作冒进的问题。这些意见，与其他老干部反对经济工作“左”倾冒进的意见一道，汇成了总结纠正经济工作“左”倾错误的先声。
12月18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于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会议为天安门事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案件平反，确定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至1975年一定5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允许购过头粮。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一书记，重新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核心。
第三部分 忍辱负重谋大局第20节 亲自抓宝钢问题
重新主持财经工作就提出要调整，抓住宝钢上下马的难题
深入调查“解剖麻雀”，遏制冒进势头
三中全会后，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时，感到问题很多，难以确定下来。邓小平同当时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当主任，主
持全国财经工作。
李先念从50年代以来一直在财经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他对陈云是很佩服的。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教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教会我管经济。”他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说，他给陈云当助手，任副主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3月13日，陈云同李先念商讨后，第二天，陈云起草了两人联名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
第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第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
第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第四，要有两三年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第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的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5至7年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
第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封信根据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要求，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不稳的根源在于比例失调，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这样，实际上是提出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施政方针。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陈云在会议上，根据他和李先念商定的几点意见，更具体地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最好3年，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发言，表示完全支持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说，中心的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一个大方针、大政策。这次调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很大的决心是搞不成的。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能够干成。这次提三年调整非常好。邓小平还说，陈云提出2000年搞8000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了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钢多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精密的东西多，用的材料就少。钢铁工业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把钢的指标压下来，把包袱卸下来，就可以有力量去搞别的东西了。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搞得好，8000万吨钢，并不一定比2亿吨质量差，品种、规格少的钢的作用小。
1979年3月25日，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陈云走马上任，主持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
经过一段时间紧罗密鼓的筹划、组织，明确了方针，组建了机构，陈云又一次领导了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经济调整。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三几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一步为加快实现现代化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受中央委托，陈云亲自抓了宝钢问题。
宝钢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巨。而且，很多当初没有全面考虑的问题，开工后都暴露出来。公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钢铁厂需要新建配套；华东电力、用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一个宝钢就更困难；上海地质条件也是个问题，光打地基就要花不少钱，有人形容是用钞票一寸一寸垒起来的，等等。人们议论纷纷。
显然，宝钢问题，是关系调整能否真正落实的关键。陈云决心亲自处理这个问题，反映了他对此的重视。
陈云从1979年4月底5月初开始着手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那时，宝钢建设已经上马，而国内又议论纷纷，处于“骑虎难下”状况。
宝钢建设，已经同外商订了合同，日本方面行动很迅速，按照协定准备了材料，组织生产，大批引进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由于风闻中国即将全面开始经济调整，外国厂商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更是加速向中国抢远设备，货物已按协议交付，中国方面就不好说不收、不建了。已经定了合同，如果不履约，外商是要索赔的。那样的损失相当大，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声望和信誉，对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十分不利。
在国内，宝钢从1978年破土动工以来，建设工程已全面展开，高炉、焦炉、转炉和电站等主体工程基础桩都已打完，现场施工队伍已经集结了四五万人。一下子也难以停顿下来。
但是，如果宝钢照原计划建设，调整方针就会落空，进口设备要占用大量外汇，还需要有相应的国内配套设备和材料、资金，大体上是一美元需要一元人民币的物资和资金来配套，根据当时的财力物力，无论如何是配不起的。
当时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要全部下马，有的说可以部分下马，还有说下马损失太多受不了。有的说已经进口的设备先放起来，形势好转了再说；有的却说与其保存在仓库里，倒不如把它安装起来，哪怕不能开工也行。众说纷纭，谁都占理。这个决心不好下。
陈云看了宝钢上马的一些材料，又把宝钢建设规划与鞍山钢铁公司的情况对了一些对比，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宝钢工程的一、二期建设，可以适当拉开间距。
陈云认为，鞍钢1901年开始建设，日本人搞了40多年，建国后搞了30多年，前后70年，才搞到600万吨；宝钢规模相当，用7年时间建成，虽说有几十年建设经验，毕竟有些工作还有困难，这是大事，不能含糊。
他还担心，匆匆忙忙搞突击，一些问题来不及处理，积累下来，等完工了，出不来钢铁，那就不好办。对外国设备，陈云并不迷信，他认为，外国设备也是有问题的，要注意。
在一段时间里，建设周期问题是陈云考虑的主要问题。
5月9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报告，主张：主体设备引进，当然也买技术和专利，但为了增加国内自制设备的能力，将3套轧机改为同外商合作制造。二高炉及三、四号焦炉等大大增加国内分交的比重。把原计划1981年底建成一高炉系统、1983年底全部建成的进度，予以调整、推迟，不要操之过急。
5月31日，陈云为了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亲自赴上海，进行调查研究。
6月6日，陈云结束在上海的调查，回到北京。从全盘考虑，他最终考虑还是按有关部门的意见，设备要进口，也要有一部分在国内分交。技术资料要全部买下来。
1个半月之内，陈云集中考虑宝钢建设方针，三度反复，才最终拍板定案。
6月16日，陈云在中南海主持召开财经委员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