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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边区银行相对于财政的独立性的同时，陈云还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关系，整理边币，使其重占流通市场。
虽然边区政府早在1941年就明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但法币实际上并没有退出边区，反而一直在同边币争夺边区流通市场。
由于边币一度发行过快过猛，信用受到严重损害，银行当时已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紧缩边币。这样虽然有利于控制物价，但事实上等于拱手将市场让给了法币，以短期利益牺牲了长远利益和财经大局。陈云很快意识到这一点。5月4日，陈云同朱德、贾拓夫、黄亚光等人谈稳定金融问题，指出：目前既不提高边币牌价又不发行边币是不行的，这样下去边币流通量会一天天缩小。
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由于没有弄清边币与法币的关系，边区财经部门在工作中吃了很多苦头。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还批评了“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的现象。
第一部分 黄土高原上的 “红色掌柜”第2节 开展贸易斗争
陈云认真总结了几年来金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缕清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找到了解开边币死结的金钥匙。
5月10日，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他说是“偷梁换柱”的解决办法。
陈云考虑到，既要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达到一比一，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但由于通货膨胀，边币的信用受损，如果发行新票子，政治上会有不良影响。公开允许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由于法币腿长，还会继续出现法币挤压边币的现象。因此他建议：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一比一，而与边币一比九，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渐收回边币，达到预想程度时，再以边币收回盐业流通券。这样既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一比一，驱逐法币，又不至于扰乱市面金融。
陈云的建议被接受了。5月23日，陈云出席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实践证明了陈云的认识是正确的。由于有足够的法币准备金，并辅以相当数量的重要物资，商业流通券发行后稳定了金融。
反封锁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陈云足智多谋，连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官兵也成了边区的运输队。
虽然边区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但边区经济规模很小，单凭边区经济自身的力量并不能完全做到自给自足。许多重要物资，还是要依赖从国民党统治区的进口。边区的土特产品，也需要到国统区去找市场。因此，稳定边区金融物价的斗争，除了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外，另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贸易斗争，打破封锁。
由于边区经济规模与国统区相比处于弱势，要在经济斗争中取得主动权，就对财经部门的领导艺术提出了很高要求。但以往边区对区外贸易管理上掌握得不是太好，吃亏上当的事不少，连年入超，工作显得很被动。
陈云上任后，大大加强了边区对区外贸易的管理，积极扩大外贸范围，主动展开贸易斗争。边区不仅与出入口商人、脚夫建立经济统一战线，还利用国民党内部各种矛盾，进行公开的、秘密的、上层的、下层的多种形式的斗争，建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积极主动地向边区周围发展贸易关系，扩大贸易范围，突破封锁。同时，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经济情况，研究各种经济斗争规律，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机动灵活、针锋相对的贸易斗争，很快结束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了贸易斗争的主动权。
当时，盐是边区出口的最大宗物资，1944年仅此一项占出口额37。16％；棉花是边区进口的最大宗的物资，1944年棉及棉织品占进口额68。58％。两者对边区物价影响极大。国民党封锁，紧紧抓住这两项物资，对边区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边区运盐多的季节，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把持市场的优势，动不动提高盐税、压低盐价、统制运输，限制甚至禁止国统区的盐商到边区贩运食盐，企图压垮边区盐业运销。食盐是边区财经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大部分食盐都要外销到西安等国民党统治地区去。压价太低，对边区经济影响很大。
陈云主张要争取主动。这年春天开始，国统区受战事影响，海盐来路受阻。陈云指示边区盐业部门，要趁着国统区缺盐的时候提高盐价。6月24日，他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说，盐的销售关键在于对国民党区域出口时能否提高盐价，要进行囤盐提价斗争。现在每斤盐卖一万三千元只是保本，将来要提高到一万四千元至一万六千元。
国民党顽固派不说自己封锁对边区造成的损害，却立即大肆诬蔑边区政府的食盐涨价行为。为抵制边区盐价上涨，故意不到边区来买盐，而利用手头的存盐供应市场。
陈云下令边区盐业公司把盐价提高20％。要囤盐就得有资金，又不能增发太多货币，陈云决定把贸易公司贩卖土产收得，用于囤盐。
消息传出去，没几天就有盐商找上门来，要求按原价买边区的盐。但边区盐业部门态度很坚决，怎么说也不同意。盐商们一看没有办法，心里头一核计，即使边区食盐涨了价，贩运出去也比到青海贩盐合算，还是趁早买，省得盐价再涨。
不出两个月，盐商们蜂拥而至。边区食盐在提价中实现持续旺销，完全掌握了市场主动权。国民党顽固派在食盐对抗中占不了上风，只得依从边区的食盐价格，这以后对食盐的封锁也不得不放松，一些口岸出现明封锁暗不封锁的局面。
10月13日，陈云高兴地向西北局常委会报告了斗争情况，说5个月里共提了9次盐价，在出口上实现了等价交换。以后在盐销政策上，将以国计民生第一，不吃亏第二，不少赚第三。
12月3日，陈云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财经问题报告时，又专门就食盐运销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边区经济的阴谋，回击他们的诬蔑。
在食盐反封锁斗争取得胜利之际，棉花收购季节来临了。1944年九十月间，关中新花上市。国民党一面向棉农催收贷款，一面压低价格强迫征购。
边区要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棉花封锁，必须想办法争取棉农、棉商。为此，陈云领导财经部门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高价招远客。
那时，国民党区域棉花征购价仅每斤1100元。边区以2800元收买，差价高达1700元。棉农和棉商一看边区棉花收购价这么高，想方设法突破封锁，向边区贩运棉花。
在边区棉花收购价格高企的吸引下，国统区棉花源源不断流向边区。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军，连排长们带着整连整排的士兵去背花，有的一夜就跑3趟。仅两个月时间，边区就争取进口棉花百余万斤，成功地打破了封锁。
等国民党顽固派醒过味来，已经迟了，不久后国民党统治区花价上涨4倍多，强迫收购60万担棉花的计划破产了。这样，边区一开始的高价收棉不仅没有吃亏，最后还占了大便宜。由于收到了足够的棉花，当年边区不但能保证自用，还有余力支援其他根据地。第二年抗战胜利后，大批干部由延安出发上前线时，都发了里外全新的棉衣。
总结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陈云告诫大家：要当掌柜，不要当出纳。出色的财经才干，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由于以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的成效，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的增加，加上贸易、金融管理的改善，经过一年的努力，边区金融和物价基本稳定。在这种好转的形势面前 ，一些干部难免产生松懈。各单位都伸手向边区政府要物资，而且拿得多，拿得快。
陈云十分警惕。1944年11月25日，陈云在西北局座谈会上说：要避免在明年一二月份发生金融波动。在大公与小公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小公绝对服从大公的原则。财经办事处要有不做“好人”做“恶人”的精神，就是不能让大家随便拿。
这年10月和11月间，由于边区一些机关、部队“小公”的生产经营，使边区财政垫支法币4万万元，折合边币34万万元。陈云马上指示，停发他们的经费，并指示盐业公司停止屯盐，借以收缩边币，稳定金融。停发经费就得准备挨骂，陈云说：这不要怕。天下大乱，不如天下小乱，这样金融才得以稳定。
财经工作是一种事务性非常强的工作，陈云并没有沉缅于事务中。他是一个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的人。为了进一步做好财经工作，陈云认真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经验。1945年2月1日，他就此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作了报告。
陈云首先实事求是地指出，“财政厅及各局的同志是努力的，工作是做得好的。”但另一方面，他指出，财政工作还有问题，就是工作比较被动。这有三个原因：一是有盲目性；二是存在实际困难；三是主动性不够。第一条是主要的。
陈云认为，要真正克服工作中这些缺点，摆脱被动状态，就有一个对待工作的态度问题、责任心问题。他说：
“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由于正确安排了边区的财政、金融、贸易，边区金融物价继续保持了稳定，生产继续保持大发展势头，积累起了相当雄厚的家底。这种情形，与前几年边区金融物价不断波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与国统区物价飞涨、经济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陈云的财经才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中国革命走的是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到中共七大，中央已经考虑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
5月9日，陈云在中共七大作大会发言，提出一个建议：现在我们快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了。陕甘宁边区有的部队出发时，把一些东西糟蹋了，浪费了。这些东西是我们劳动创造的。将来进城时，要把农村家务保持好，还要保存好城市机器。那时的城市是经过八年抗战、经过大反攻、破坏相当严重的城市。同志们到了城里，千万别把机器搞坏了，没有机器，恢复经济会很困难。
陈云的意见，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陈云懂经济。5月24日，他向大会报告七大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时说，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