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左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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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脸-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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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熊思肥真好,熊思肥让我觉得暖洋洋的,陌生的文庙中学、大名鼎鼎的文庙中学,一下子也变得像熊思肥的果冻一样,是甜蜜的也是亲切的了。文庙中学是卧虎藏龙的地方,院士就出过十三个。几年前,翁也夫先生第一次来文庙中学颁奖,曾经开了一句玩笑,“联合国的核查小组跑到伊拉克瞎忙什么呢,伊拉克能弄出什么来?文庙中学才是真正的核武库。”当然,翁也夫先生很慈祥地拍拍自家的脑门,他说我说的核武库,是说你们的脑子里都装满了核燃料。文庙中学的校园,是从前的文庙。文庙就是祭祀孔子的场所,大概有两百年了,也可能是两千年了,谁晓得呢,反正校园里有一条青砖墁的道路,通向一座红墙黄瓦的老屋。孔子是大成至圣,所以老屋的气象就很像紫禁城的宫殿。后来盖起来的宿舍和教学楼,都一圈圈环绕着文庙,如同大大小小的儿孙,绕在一个老太爷的膝前。翁也夫先生每一次来文庙中学,都要在文庙给孔子磕头。有一次我亲耳听他叹息,文庙中学的文脉,都藏在这儿了。校长、老师频频点头,是很诚恳也很感动的样子。我听了,却是半懂半不懂的。我们是作为各年级的前十名接受也夫先生接见的。也就是说,全市有几十万中学生,能够进文庙中学的只有一千人。而有幸和也夫先生一同磕头的,只是一千人中的六十人。    
    我回家给父母说了,母亲用带碱味的手抚摸着我的手,她说,“好好念书,有力。”父亲用干裂的嘴唇咂着酒杯,他说,“你真的要好好念书,有力。”是啊,我不好好念书,千辛万苦考上文庙中学,为的什么呢?在文庙的后边,有一块水塘,塘里植满了莲藕,夏天是荷叶和莲花,冬天都干了,耷了脑袋,像是在睡觉。但我更愿意想象它们其实在思考。在文庙中学,所有沉默的东西,一棵树,一块砖头,我都愿意想象它们是在思考着。思考难题,思考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或者呢,默记英语单词,默记圆周率到小数点后边一百位……任何事物都不是偶然的,不思考,这些沉默的东西为什么恰好是在文庙中学呢?    
    水塘边立着一块巨大的鹅卵石,真像鹅蛋一样光光滑滑的,上边凿着两个大字是“方塘”,“方塘”下边刻着朱熹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那块鹅卵石的边上,还立着一排宣传栏,宣传栏里贴着文庙中学出身的十三个院士的照片。每天我很早就到学校了,我经过院士们深刻的眼光,经过朱熹深刻的诗句,诵读着英语、圆周率和各种各样的等式、不等式……。我觉得泡桐树中学离我很遥远了,韩韩也离我很遥远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我十九岁的这一年,终于获得也夫金奖的当天,也就是我离高考只有三个月的时候,我居然又被他撞到了。我的冤家,真他妈的——Shit!


第一章天塌下来有高个儿撑着

    韩韩把我的金牌抢走之后,我靠着那棵黄桷树发了半天的愣,就返回学校去找熊思肥。熊思肥还在排练厅排练《北京喜讯到边寨》,我透过窗户寻找她,她却先看到我了,支起唢呐朝着我亲热地叫了几声,嘟嘟﹑嘟嘟,那么洪亮又那么厚实,就像是熊思肥的声音一样,一下子让我觉得有了依靠了。我是理科实验班,她是文科班,但她却常在课间跑来找我问数学,一天要来好多回。她在我们教室门口一探头,同学们就嚷起来,“何有力、何有力,你的肥肥妹妹来看你了!“我的脸立刻就烧乎乎的,然后慢吞吞地站起来,埋了头,做得若无其事地样子走出去。我当然不会让她进教室,我就靠在走廊的栏杆上,给她讲解难题。她的难题哪是什么难题啊,豆芽小菜,我瞟一眼什么都明白了,可我怎么讲她还是不明白。    
    熊思肥越长越胖了,胖得就像是一颗大果冻,但又胖得很结实,胖得很健康,胖得红通通的,就连她额头上、嘴唇上的青春疙瘩都是红通通的呢。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热气一直冲到我的脸上。我往往一边说话一边退,但她总也一边点头一边进,我后来抵住一根柱子,再也退不动了,只好可怜巴巴地看着她。她就笑,“但愿你别犯了高材生通病,和女孩子相处能力差。”我真是有点害怕她。她曾邀请我去她家听唢呐,说唢呐也会发嗲的,可我哪有时间听?我的书包都已经超过了20斤,每天要解多少题!我说,“唢呐又不能当饭吃,唢呐发嗲你也发嗲,你们就能双双考上重点大学了?”熊思肥还是笑,但已经变成了冷笑。熊思肥哼了一声,“何有力,你太愚蠢了。你以为世界全装在你的书包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熊思肥冷笑呢。冷笑让这个面团般的女孩子,忽然变得来很结实、很强大。不晓得为什么,我是喜欢看见熊思肥冷笑的样子的。真的,我觉得自己很虚弱,而熊思肥比我更强大。    
    我给熊思肥说着金牌被抢的事,眼泪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说,“熊思肥熊思肥,我父母还等着看我的金牌呢,妈妈说金牌一定很沉吧,爸爸就说妈妈土,金牌又不是金锅魁。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呢,可他们哪晓得,自家的儿子连自家的金牌都没能守得住。”    
    但是熊思肥并不安慰我,她用一块黄手帕慢慢擦完了唢呐,反问我,“何有力,你是文庙中学的高材生是吧?”我犹豫一下,点点头。她说,“你有一米八十了吧?”我说,“是一米七十九。”她说,“哦,是一米七十九,也够高的了。在家你是最高吧?在班上你也是最高之一吧?你也该算个真正的高个了吧?”我含含糊糊点点头。熊思肥忽然哼了一声,“全世界的人都晓得,天塌下来有高个儿撑着。天塌下来你撑得住吗?掉下来一个韩韩就把你打蔫了,你还能撑得住天?”我咬咬牙,说,“你是要我去把金牌讨回来?你知道韩韩住那儿吗?”我当然晓得韩韩住哪儿,可我只想等她说管他住哪儿呢,我陪着你一块去。但她只是说,“应该还是剧院街。”    
    我说,“嗯,好象是剧院街,可我从没有去过那条街。”熊思肥说,“大剧院多有名啊,找到大剧院,就能找到剧院街,是不是?我再给你一点提示吧,剧院街在大剧院的后边呢,一片坡地上,到了那儿就像到了乡镇上。”我说,“那,你晓得,门牌号是几号吗?”她说,“67号。你进了67号的大门,一问都晓得的。韩韩的家,谁都应该晓得的,对不对?”我说,“那我改天一定去,我一定要把金牌讨回来。”熊思肥的冷笑变成了亲切的微笑,笑得青春小疙瘩都在发着光。她说,“为什么是改天呢,你今天就去,现在就去吧。你爸爸妈妈还等着看儿子的金牌呢。再说,我也想看看啊,摸摸啊,金牌真的很沉吧?”    
    我叹口气,闭着嘴把气全叹在了肚子里。我说,“好吧,我就去把金牌讨回来。”我瞪着熊思肥,我想她应该明白,我真的是装了一肚皮的鸟气啊。熊思肥好象根本不晓得我在想什么,她从口袋里边掏出两样东西递给我:一只淡蓝色的新口罩,和一把“喜之郎”果冻。


第二章我就像一个枪手在点门牌

    我换乘了三路公交车,才磨磨蹭蹭磨到了剧院街。    
    省人艺的大剧院,是一座五十年代的苏式奶黄色建筑,仿佛是砖石的城堡,门上有浮雕和涡轮,门前有很粗的柱子还有很高的台阶,台阶下是小小的广场和烙花的栅栏。在人们还爱看话剧的时候,这儿是繁华过,但那已是遥远的往事了。大剧院不演话剧多年了;后来演电影,可电影也没几个人看了,就被录像代替了。VCD和DVD普及之后,就连录像也停了。大剧院还被用来搞过商贸会、小吃节,但人艺的老艺术家们投书晚报,痛斥这是金钱对艺术的欺凌……大剧院再后来就什么也没做过了。门窗总是关着,墙面邋里邋遢,如同一个邋遢的破落贵族还带着扑粉的发套。我在大剧院门口下了公交车,栅栏外已经摆满了冷淡杯和烧烤摊。走在这个又热闹又破败的地方,我恍如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当然,对这个城市来说,我也基本是一个陌生人,因为熟悉的地方,从来只有家和学校这两点。    
    剧院街在大剧院的后边,而且是在一块舒缓的坡地上,街灯正在东一盏、西一盏,慢吞吞地亮起来。我在廊檐下数着门牌寻找“67”。爆疙蚤树开了花,又芬芳又忧伤。我伸出手指数着门牌,我听着心口在咚咚地跳着,好象一个枪手用枪点着门牌,一个一个地点。门牌的号码顺着梯坎在提高,我点到了66,忽然有些气紧,类似高原反应那种气紧。吸一口气,再点上去,66上边却是68。我也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左边看了、右边看了,的确是66和68。我长长呼出一口长气来,没有67号,是的,没有67号,我到哪儿去找韩韩啊?    
    我忽然对自己有了一个交待了,我来了,找过他,但他胆怯地消失了。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来过,我在66号和68号之间又徘徊了一小会,然后做得满心失望地走开了。    
    我磨磨蹭蹭地往回走。二十斤的书包背在背上,不知不觉变轻了。我走得很轻松,甚至感觉是饿了。妈妈每天给我三毛钱的零花钱,我舍不得用,一点点地攒起来,希望能够买到一件雪白的、海蓝的,耐克牌子的体恤衫。我很想在六月的高考时,穿着耐克体恤进考场。耐克那个小勾多漂亮,就像十二年来,我作业本上飘满的小勾勾。可现在我饿了,我要犒劳我自己。绕回大剧院的栅栏外,我嗅到了一股焦糊糊的香味:街对面,立着一架卖烤红苕的三轮车,还插着一面标语牌:“防萨尔氏,烤红苕。”已经有两个顾客在等候着,一男一女,是两个情侣的样子,都戴着蓝色的口罩。    
    我问卖红苕的大爷,“大爷大爷,红苕真的可以防萨尔氏?”老头嘿了一声,他说,“高温杀菌,一匹马都烤得死,还烤不死‘杀死’么?”“老头把萨尔氏说成是“杀死”,平平淡淡的语气,就多了一点杀气。他咽了一口干唾沫,他说,“其实人都是被自己吓死的,对不对,小朋友?”我不是他的什么小朋友,可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我决定用口袋里的三毛钱买上一只烤红苕。三轮车后边是一家小小的冷酒馆,挤满了不要命的老百姓,碰杯的声音,划拳的声音,乱糟糟的,灯光却是屁亮屁不亮,活像一个疑似萨尔氏的病人 。    
    我在火炉边等了一分钟,四月的晚上还是凉嗖嗖的,但是火炉把我烤得很暖和。红苕出炉了,两个情侣隔着口罩亲了一下嘴,嘴巴在口罩下边扑哧哧地笑,然后就手牵手地走掉了。后来我把红苕捧在手上,红苕烫得不得了,我用两只手反复地拍打着它,躲闪着红苕的烫,也吸收着红苕的烫,我觉得真有说不出的舒服来。我把烤得发硬发黑的壳小心翼翼地剥离开,里边就缓缓地淌出一线红色的苕心来。我伸出舌尖舔一口,是焦糊糊的香味,焦糊糊的甜味,然而又是嫩得不能说。我就站在火炉边,舔了一口,又舔了一口,一直舔到手里只剩下两瓣黑黢黢的红苕壳。    
    我把红苕舔得只剩下两瓣黑黢黢的壳,滚烫的苕心把我的舌头都舔木了,我还舍不得似地接着舔。突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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