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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刘，他向我交了底，原来农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只能是看着这些人，他们不能任意处置这些人，他们也不能随便把一个人送进去，他们也没有权利想给谁摘帽子就给谁摘帽子，他们就是奉命在这里看管右派，不能把他们留在城里，也不能治他们的罪，还得吓唬着他们老老实实。因为你不是刑事犯罪，他们可以把小偷小摸小流氓们送回公安局去受点罪，却不能把右派送到公安局去，右派毕竟不是刑事犯罪。
“你是不知道呀。”渐渐地大刘和我关系越来越近了，跟车出去干活的时候，他就在路上对我说，“从一革命，咱们就对知识分子不放心，只有不识字的人最可靠。有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执行任务时，一定要派一个不识字的人搭伴，连站岗放哨都不能同时派两个知识分子。队伍泄露了机密，先怀疑知识分子里面有没有内奸，打了败仗，也先怀疑是不是这几个知识分子动摇军心。其实上级也没发文件，也没布置精神，反正就是处处防着知识分子。如今总算把知识分子划出来了，送到农场来，也不怕扎堆儿了，留在外边的知识分子也老实了。可是也不想想，没有知识分子革命能有今天的胜利吗？”大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干部，他对革命有自己直觉的看法。
“别以为脱胎换骨这4个字是什么人发明的。”大刘也有一肚子的学问，也只有我才肯听他讲这一肚子的学问，“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都得脱胎换骨。都是参加革命，我们就不问什么动机，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先要说明是什么动机。为什么？农民就知道二亩地，革命胜利分二亩地回家种地去了，知识分子一参加革命，他这一辈子就干下去了，革命胜利只给他二亩地，他不干。所以得先说清楚，你是奔着什么来的，是不是想捞一把。再说，知识分子革命不彻底，革到半路上，一个不顺心，走了，农民革命就彻底，绝对走不了。所以，知识分子一参加革命，就得先脱胎换骨，到把他原来那些思想全放弃了，成了革命新人，和革命一心一意了，连半点三心二意也没有了，革命才放心你。可是如今又说是风吹草动，一风吹草动，知识分子又犯老毛病了。让你给党提意见，你就只说好，无论怎么动员，你也是没意见。对你说，一个政党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能没有缺点吗？你就说就是没有缺点。对你说，越是给党提意见才越是帮助党，你就说，我给党提意见就是给党提优点。明白了吗？什么叫脱胎换骨，就是把你心里的话藏起来，你就揣摸着他爱听什么，说过了头也没错，佛不打烧香嗑头的，记住了吗？”
大刘是一个农民的后代，自幼参加革命，他对革命竟然有了这样的一番理解，说来也是一种悲剧。据大刘对我说，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有的人明明识字，也装做不识字，识字的人就是这样危险，再至于像我们读过这么多书的人，那就更时时提防你可能对革命不忠诚了。
何以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不能得到信任呢？反右斗争时，知识分子扎堆儿，成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主要表现，中国革命是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没有知识分子就不可能有马列主义的传播，但是中国的这一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存有戒心，尤其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更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已，为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整肃，才要引蛇出洞，引狼入室，然后再一举围剿，把知识分子树为反面教员，以维持至高权威。
我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农场里潜心读马列的书，我更读不懂《资本论》；但在农场，我也在思考，虽然我不可能思考中国的前途，不可能思考革命的未来，但我还是能思考一些肤浅的道理，从反胡风，到反右，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思考这一场一场的运动。
第四部分 脱胎换骨十三、脱胎换骨（3）
农场里有一个右派崽儿，原来是四川大学学生，因为他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只有17岁，大学没毕业，被送到这里来了，在农场，他年龄最小，大家就叫他右派崽儿。
这个右派崽儿，总哭，想家，想回四川，在班里交代罪行，他说他是因为爱读《约翰•；克里斯朵夫》被打成右派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例外，因为读这本书打成右派的大有人在。
我自己更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最热心的读者，天津作家协会秘书长早就对我说过，那是一本有害的书。一位作家协会的秘书长，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有害，说明革命对于意识形态，有一种严格的界定。凡是按照《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的作品塑造自己的，就被革命所不容，而革命所需要的革命者，只能是革命的狂热信徒。
胡风本来是一位革命作家，但他最终被革命所不容，右派中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是一心追随革命，最终也成了革命对象，这只能说明，这一场革命已经开始疏离它原来依赖的力量，革命在寻找新的支持者了。
几年之后，一位直到现在我仍然非常尊敬的革命领导人说过，三年“灾害”，中国所以没出乱子，就是因为在此之前进行了一场反右斗争。这位革命领导人当时任南方一个大都市的市长，他自己对于反右斗争，心里也未必赞同，但他口头上也还是要说反右斗争的重大意义。这位市长明明是说，如果不把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这些人肯定要趁三年“灾害”之机出来做乱。在报上看到这段讲话，我想，这就是逻辑混乱的最高表现。如果没有前面的一场反右运动，很可能中国不至于出现那一场灾害，正因为进行了一场反右运动，才使执政党陷于盲目的狂热，言路遭封杀，才使错误走到最远，最后只能依靠我们党“总是善于发现自身缺点”的传统“改正”自身的错误了。
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如果没有1957年的反右斗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会那样“史无前例”。
正因为有了1957年知识分子的声誉扫地，才有了1966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正因为有了1957年的斗争右派，到了1966年，学生们触及知识分子灵魂和皮肉的时候才能够一点也不手软；正因为有了1957年的反面教员，才有了1966年的牛鬼蛇神；正因为有了1957年的“舆论”一律，到了1966年才有了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不是一个孤立现象，早从1955年开始，中国就注定要产生一场浩劫，而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中国知识分子把知识看得过于神圣，中国人从有知识那一天开始，就有人把知识看做是对于权力的威胁？封建主义的基础是一个“封”字，而“封”的天敌，就是独立的人格力量，独立人格力量来自知识，封建主义一是要规顺知识分子，桎梏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力量。从1957年的反右，到1966年的浩劫，中国就是沿着这一条道路滑下来的，直到人们在这条运行轨迹上束手无策，为之付出了宝贵的一切，才最后终于不得不悔悟，重新回到正确道路上来。
1957年反右运动的负面影响，远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1957年反右运动，不仅破坏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信念，还影响到中国第二代，第三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右派子女们对于社会的逆反心理，不是由他们的父辈承继来的，是他们在反思他们父辈的遭遇中异化成的。这种被异化的逆反心理，使革命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发生了根本动摇，文化大革命过后，那种迅速出现的信仰危机，不能不说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直接结果。
事情总有正反两个方面，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要一分为二的话，那就是在那场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也就是被打成右派的那些知识分子，个人迷信的毒害可能比一般知识分子要轻一些。说最老实的话，就是在全中国老百姓个人迷信达到顶峰的时候，我心里几乎没有多少个人迷信的成份。说句最通俗的话，经历过1957年的运动，许多知识分子看破了一些，他们以自己的直接经历悟彻到了一些道理。也正是这一点点直觉的悟彻，很可能就成为了后来思想解放的原始动力。
脱胎换骨使人和权力越来越远，脱胎换骨只是使人学会了伪装，而在人们的思想深处，脱胎换骨的直接结果，却是在屈从的背后，隐藏起精神上的对抗。
…………
大跃进时代，农场更是一片紧张景象，各个班里都定出了跃进计划。好在农场里倒不放卫星，因为被改造的人没有放卫星的权利。
农场大跃进，就是延长劳动时间，过去每天基本上是8小时劳动，当然特殊情况例外，大多数时间是学员们“自愿”延长劳动时间，将功赎罪的。大跃进之后，情况不同了，队部做出新规定，提前1小时出工，下工的时间由班里“掌握”，这个“掌握”，就是暗示班长不可回来得太早。于是，从此就没有固定的下工时间了，最晚的班组，有到入夜10点才从地里回来的，早回来的，就觉得自己似是做了什么坏事一样，连去河边洗脸的勇气都没有。
到这时，一般的劳动对于我来说，虽然就算是适应了，可是遇到太重的体力活，我还是感到吃力，这其中我最怕的体力活，就是弯腰拔草，插秧。在稻田里干活，我总是抢着干运秧的活，运秧最累，好歹还不弯腰，运一天秧，下工时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那种滋味，就是如今回想起来，还让人不寒而栗。
农场大跃进，是从盖土坯房开始的。
经过几年苦干，淀南饲养场已经很有一点规模了，初来时的蓬帐有些已经拆除掉了，全体学员们托坯，建起了几间土坯房，还垒起了土炕，学员们再不睡在地上，前前后后的几排土坯房，看起来也是一个“单位”了，生活自然也比初来时好多了。
大跃进年代，树立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思想基础，农场决定大建土坯房，学员们表决心，立志活到老，改造到老，劳动到老，学习到老。
建土坯房实在太累太累了，托坯历来被认为是最苦最累的农活，先运土，每一个人都有劳动定量，完不成定量，不能收工，很多人要到入夜才能回蓬帐，草草地洗洗，衣服也不脱，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早起来，立即就出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