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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而外，给我甚深印象的是山西。我们在黄河船上，就听见关于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黄河北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总赞成夜泊于北岸，因为北岸没有土匪，夜间可以高枕无忧。（我这次的旅行，使我改变了土匪的观念：从前以为土匪必是白狼，孙美瑶，老洋人一般的，其实北方所谓土匪，包括南方人所谓盗贼二者在内。绍兴诸嵊一带，近来也学北地时髦，时有大股土匪，掳人勒赎，有“请财神”与“请观音”之目，财神男票，观音女票，即快票也。但不把“贼骨头”计算在土匪之内。来信中所云“梁上君子”，在南边曰贼骨头，北地则亦属于土匪之一种，所谓黄河岸上之土匪者，贼而已矣。）我们本来打算从山西回来，向同乡探听路途，据谈秦豫骡车可以渡河入晋，山西骡车不肯南渡而入豫秦，盖秦豫尚系未臻治安之省份，而山西则治安省份也。山西人之摇船与赶车者，从不知有为政府当差的义务，豫陕就不及了。山西的好处，举其荦荦大者，据闻可以有三：即一，全省无一个土匪；二，全省无一株鸦片；三，禁止妇女缠足。即使政治方针上尚有可以商量之点，但这三件已经有足多了。固然，这三件在江浙人看来，也是了无价值，但因为这三件的反面，正是豫陕人的缺点，所以在豫陕人的口碑上更觉有重大意义了。后来我们回京虽不走山西，但舟经山西，特别登岸参观（舟行山西河南之间，一望便显出优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上去的是永乐县附近一个村子，住户只有几家，遍地都种花红树，主人大请我们吃花红，在树上随摘随吃，立着随吃随谈，知道本村十几户共有人口约百人，有小学校一所，村中无失学儿童，亦无游手好闲之辈。临了我们以四十铜子，买得花红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吃。夏浮筠先生说，便宜而至于白吃，新鲜而至于现摘，是生平第一次，我与鲁迅先生也都说是生平第一次。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长安道上（4）
陇海路经过洛阳，我们特地下来住了一天。早就知道，洛阳的旅店以“洛阳大旅馆”为最好，但一进去就失望，洛阳大旅馆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阳大旅馆。放下行李以后，出到街上去玩，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绩，只觉得跑来跑去的都是妓女。古董铺也有几家，但货物不及长安的多，假古董也所在多有。我们在外面吃完晚饭以后匆匆回馆。馆中的一夜更难受了。先是东拉胡琴，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组，闹的个天翻地覆。十一时余“西藏王爷”将要来馆的消息传到了。这大概是班禅喇嘛的先驱，洛阳人叫做“到吴大帅里来进贡的西藏王爷”的。从此人来人往，闹到十二点多钟，“西藏王爷”才穿了枣红宁绸红里子的夹袍翩然莅止。带来的翻译，似乎汉语也不甚高明，所以主客两面，并没有多少话。过了一会，我到窗外去偷望，见红里红外的袍子已经脱下，“西藏王爷”却御了土布白小褂裤，在床上懒懒的躺着，脚上穿的并不是怎么样的佛鞋，却是与郁达夫君等所穿的时下流行的深梁鞋子一模一样。大概是夹袍裹得太热了，外传有小病，我可证明是的确的。后来出去小便，还是由两个人扶了走的。妓女的局面静下去，王爷的局面闹了；王爷的局面刚静下，妓女的局面又闹了。这样一直到天明，简直没有睡好觉。次早匆匆的离开洛阳了，洛阳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只有“王爷”与妓女。
现在再回过头来讲“苦雨”。我在归途的京汉车上，见到久雨的痕迹，但不知怎样，我对于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觉得有什么恶感似的，正如来信所说，北方因为少雨，所以对于雨水没有多少设备，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实这样一点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饭，有何水灾之足云。我在京汉路一带，又觉得所见尽是江南景色，后来才知道遍地都长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黄色完全遮蔽，雨量即不算多，现在的问题是在对于雨水的设备。森林是要紧的，河道也是要紧的。冯军这回出了如此大力，还在那里实做“抢堵”两个字。我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水灾平定以后再做一番疏浚并沿河植树的功夫，则不但这回气力不算白花，以后可以一劳永逸了。
生平不善为文，而先生却以秦游记见勖，乃用偷懒的方法，将沿途见闻及感想，拉杂书之如右，敬请教正。
伏园一九二四年七月
注释
此文详细地记述了1924年作者陪鲁迅去西安讲学的经历。曾收入《伏园游记》一书。
［2］李宜之（1881—1938），名协，字宜之，后改名李仪祉。陕西蒲城人。二十三岁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赴德国留学，主修铁路和水利两科，后又专攻水利。曾是导淮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等水利机构的主要技术负责人。
［3］夏浮筠（1884—？），名元溧，字浮筠，浙江余杭人，夏曾佑之子。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与鲁迅同时赴西安讲学。
［4］渡东桥：在绍兴东郭门外，是横跨东环城河的一条石桥，全长15米。
［5］“圣人”指康有为。
［6］陈定谟（1889—1961），江苏昆山人。1924年任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授，与鲁迅同时赴西安讲学。
［7］张辛南，名毓桂，字辛南，河北平乡人。时任西北大学英文讲师，兼任陕西省长公署秘书，鲁迅从京入陕时，张辛南（鲁迅日记写作“星南”）曾赶到陕州迎接。鲁迅在当时的日记中提到了他。
［8］刘镇华（1883—1953），名镇华，字雪亚，河南巩县人。时任陕西省督军兼省长。［9］《越铎日报》创刊于1912年1月3日，为绍兴革命文学团体越社所创办，鲁迅曾是名誉社长；《绍兴公报》系同盟会员王子余所创办。辛亥革命后两报在绍兴同时存在，均为对开大报。
［10］王捷三（1899—1966），陕西韩城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读书时，通过王品青认识鲁迅。1924年由他建议请鲁迅到陕西讲学，并任招待。鲁迅日记中有记载。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和易俗社（1）
孙伏园
今年八月是陕西易俗社［2］成立的五十周年。一个剧社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历史时期的变迁，存在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在我国戏剧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页，也是值得纪念的一桩盛事。
我看过易俗社的几场戏，也曾和社内一部分当事人有过接触，在记忆中还留有一定的印象。但是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作为一个以演地方戏的易俗社，能在三十八年前就受到我国文化新军的旗手——鲁迅先生的关注和鼓励，就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了。
那还是在一九二四年七月，鲁迅先生等十多位教授应西北大学的邀请赴西安讲学。当时和鲁迅先生同行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桐龄［3］，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陈镜凡［4］，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定谟［5］，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瑮［6］等学者，还有北京《京报》记者王小隐和我，我是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同往西安的。那时，去西安的交通很不方便，陇海路的火车只通到河南陕州［7］，陕州下车后就坐船在黄河内溯流西上，至灵宝附近，夜间上游暴雨，黄水滚滚东流，在急流之处，犹如一泻千里，航行十分艰险。数日后始到达潼关，进入陕西境界，乃弃舟登陆，改乘汽车西行，当日即到达西安。
西安，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我们久已向往，但在同行人员之中，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古老的名城。我们住在西北大学内。在西安讲学期间，曾参观了不少文化古迹，也欣赏了当时在西北享有盛誉的秦腔剧团——陕西易俗社的演出。
陕西易俗社是以一种新型的剧团出现于西北戏曲界，以其组织之严密，编演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新戏驰名。鲁迅先生从临时政府起到一九二五年止，曾在旧教育部担任佥事、科长等职务，他主管社会教育工作（当时戏剧是在这部门的），对易俗社编演新剧早有所知，在旅途中亦曾谈起该社，所以这次来西安讲学，他是很有兴趣的要看看易俗社的演出的。
到西安后某日，鲁迅先生很风趣地带着初学来的陕西方语对我说：“张秘夫（即张秘书，长安土语把秘书的书字念作夫音）要陪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哉。”当晚，我们就去易俗社看戏，演的是《双锦衣》，上下两本，接连看了两个晚上。故事主题是宣扬爱国思想的，情节很曲折，但日子久了，详情已记不起来了。这个戏的作者是吕南仲［8］先生，他和鲁迅先生与我都是浙江绍兴籍的小同乡。这位吕南仲先生是位学者，也是易俗社当时的主事人，他是非常敬仰鲁迅先生的，加以多了一层同乡之谊，言语更为方便，因此感到格外亲切。我们看戏时他热情招待，每次看完戏后都要请鲁迅先生和大家谈谈意见。说老实话，我对秦腔唱词听不太懂，那时又没有打字幕的办法，所以听起来较费劲，说白还可以听懂六七成；可是鲁迅先生就比我强得多了，他过去喜欢戏剧，有欣赏戏曲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很感满意。他认为吕南仲先生以绍兴人从事编著秦腔剧本，并在秦腔中落户，很是难得。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好评，他感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主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那时我虽然是一个记者，可是对戏剧是外行，没有引起更大的兴趣，因此没有把鲁迅先生的原话记录成文。否则对了解鲁迅先生关于地方戏剧的看法一定会有所帮助。现在回想起来殊觉惋惜。
那期间，适逢易俗社成立的十二周年，鲁迅先生为了对易俗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亲笔题“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一块赠给易俗社，匾额上除鲁迅先生以周树人的名字署名外，还有我们同行的其他学者多人。今日看来，此匾乃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实物了。
我们在易俗社看到一金色褒状，那是一九二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奖给易俗社的。易俗社自一九一二年创办起，即以编演移风易俗的新戏为宗旨，十几年来编出了大小二三百个新剧本，这些剧本的主题都是反对封建、反对迷信、提倡读书识字、提倡婚姻自由、揭露社会黑暗等各个方面。当时鲁迅先生在社教司工作时，凡外地编演什么新的好的剧本，鲁迅先生总是要派人去看戏；如果交通不方便，派人去有困难，那末他就要剧团把剧本送到教育部审阅，以便介绍推广。易俗社自己编演的剧本曾送部很多，因此这个褒状的奖给是和鲁迅先生重视戏剧改革有关的。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当我们到西安后，难怪鲁迅先生急欲观看易俗社的演出了。
鲁迅先生等学者在西北大学讲学期间，西北大学校方招待殷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