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段述茶客们谈论夏瑜的案子。人物有康大叔，他是替华家帮忙接洽购买血馒头的人，他知道夏瑜一案的底细；有花白胡子，有二十多岁的人，有驼背五少爷，三人只是一般的茶客，连康大叔所讲也不大明白了解。康大叔讲到的人物有夏三爷，他是夏瑜的叔叔，因为首先去告官，得了二十五两赏银；有红眼睛阿义，是“管牢的”狱卒，他想向夏瑜去“盘盘底细”，并“榨一点油水”，不料夏瑜竟劝他造反，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阿义“便给他两个嘴巴”。
第四段述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去上夏瑜的坟，小栓的母亲华大妈也去上小栓的坟，在坟场相遇，两人都是花白头发，但是谁也不知道谁的儿子曾经吃过谁的儿子的血。只是夏瑜的坟上有一圈红白花，使夏四奶奶发愣，也使华大妈发愣，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
《药》的内容是这样一个叫人窒息的悲剧；而有一幅广大的幕，笼罩这全部悲剧的，便是群众的愚昧。
一个大时代的来临，只有孤孤单单的一个夏瑜看出来，喊出来，做出来了。四周却弥漫着愚昧，愚昧，愚昧。
夏四奶奶虽然生得出一个革命者的儿子，她却了解不了一个革命者的儿子。她因为慈爱自己的儿子，所以她会说：“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可是她把坟上的花环误认为夏瑜显灵，她希望乌鸦飞上夏瑜的坟顶，她依然免不了慈爱的愚昧。
华氏老夫妇也是慈爱的愚昧：他们相信人血馒头可以医治他们儿子的肺痨，他们不知道这个革命者的血是为他们的幸福而流的，但是他们对于儿子是够慈爱的了，这不是慈爱的愚昧是什么？
夏三爷，红眼睛阿义，康大叔，是一类。夏三爷不了解侄子的行为，却把侄子的生命换了二十五两银子；红眼睛阿义不接受夏瑜的宣传，却打夏瑜两个嘴巴；康大叔称赞“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他骂夏瑜“那个小家伙不要命，不要就是了。……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这三个人都是凶狠的愚昧。
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驼背五少爷，是一类。他们三个人对于“红眼睛阿义打了夏瑜两个嘴巴，而夏瑜还说红眼睛阿义可怜”这一件事，自始至终没有法子了解；结果有一个人提出“疯了！”的答案来，大家都心满意足了。这无以名之，名之曰茫漠的愚昧。
夏瑜便在这用种种愚昧织成的幕下牺牲了。
四
夏瑜两个字显然是从先烈秋瑾这名字来的。刑场在有四个黯淡的金字的破匾的丁字街头，也显然就是秋先烈殉难的绍兴“古轩亭口”［2］。不过鲁迅先生描写的往往是类型，绝不粘着一件事物。所以夏瑜“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吗？”，忽然由女子化为男身了。老栓小栓这类名字，显然是北方人的，一点没有江浙的色彩。国语文学由鲁迅先生奠了基；因为是国语文学，所以描写类型的作品，往往是中国的而不是某一地方的，用到中国的无论哪一部分都可以通。
瑜儿坟上的一个花环，鲁迅先生本来不主张放。他在《呐喊》的自序上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事实上，一个革命者的坟头有着瞻仰礼拜的人也很合理。如果我们把夏瑜认作秋先烈，那么，吴芝瑛［3］、徐寄尘［4］几位先生似乎都去过，各地学生也有偷偷结队前往的，我自己那时虽只十三岁，也曾到府山脚下［5］来瞻礼过秋先烈的白木棺材。如果花环只是象征也有亲属以外的人上坟，那么我敢相信，夏瑜的坟头祭扫者决不会只有夏四奶奶一人。鲁迅先生虽然以为“用了曲笔平空添上”这花环，只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我则以为有了花环也还是很自然，愚昧的群众中往往有极少数极少数比较清醒，各各他地方的耶稣十字架下还不是跪着一堆人吗！
五
鲁迅先生和我说过，在西洋文艺中，也有和《药》相类的作品。例如俄国的安特来夫［6］，有一篇《齿痛》（原名Ben Tobit），描写耶稣在各各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个商人患着齿痛。他也和老栓小栓们一样，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的冤死来，重要得多多。
《齿痛》的主人翁般妥别忒，当齿痛的时候，“有好几次，小孩们跑到他身边，用急促的声音，对他讲拿撒勒的耶稣的事。般妥别忒立定，暂时听他们的话，歪着脸，但他便即发怒顿脚，将他们赶走。他是一个和善的人，很爱小孩的，但现在因为他们用这样小事来烦扰他，他所以生气了。”把耶稣钉死的事当作“这样小事”，这和小茶店里的茶客们谈论夏瑜，真是如出一辙。
《齿痛》从头到尾描写齿痛对于般妥别忒的重要，而把耶稣的钉死轻轻带起几笔。《药》也有相像的作风，更加厉害的是众人对于夏瑜的轻蔑、奚落和唾骂。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谈《药》（2）
还有俄国的屠尔介涅夫［7］五十首散文诗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仿佛的。白手的人是一个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至于牺牲的人。他的手因为带了多时的刑具，没有血色了，所以成了白手。他是往刑场去被绞死的。可是俄国乡间有一种迷信，以为绞死人的绳子可以治病，正如绍兴有一种迷信，以为人血馒头可以治肺痨一样，所以有的工人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场去，想得到一截绳子来治病。不知不觉中，革命者为了群众的幸福而牺牲，而愚昧的群众却享用这牺牲了！
六
对于群众的愚昧，我个人的看法，以为一则不必否认而乐观，再则不必是认而悲观。许多不乐观的人，以为群众的力量如何如何伟大，或以为“群众一点也不愚昧，只有我们才真愚昧”；这在我看来觉得不近事实。有的太悲观的人，以为群众永远是这样愚昧下去，先知先觉的人永远是这样被误解下去，那在我看来，也觉得不近事实。
群众是可以教育的。群众蕴蓄着无限的可能性。愚昧是一时的现象，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我们希望因为教育的缘故，群众的智慧一天一天的能和先知先觉者的智慧减少距离；先知先觉者因群众的愚昧而牺牲的事也一天一天的减少；国家的法律对于特异的思想和言论，一天一天的能有更多的容忍；政治上有地位，社会上有势力，思想界有贡献的权威们，对于一个或多个鲁莽的青年们的言论举动，一天一天的能有一番考虑，能设身处地的加以一番原谅，还能自己问自己会不会有意无意的成了《药》中的康大叔，夏三爷，红眼睛阿义，或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二十多岁的人，有眼不识泰山，轻轻地把夏瑜放过，让他冤沉海底，永远懊悔不过来。冤沉海底是没有再起来的希望的，死后的铜像，祀典，史传，抚恤，都不能赎回当初的愚昧。
教育的力量不是谁能教谁或是谁必须受教的问题，而是群众的对于知识的信赖，对于情感的制抑，对于仁爱的培养的一个总态度的造成的问题。我相信群众的这个态度一定能逐渐的造成，就是距离愚昧一定能日远一日。
我还是相信鲁迅先生的花环放的合理。
注释
本文末尾曾注有以下内容：“本文却酬。同时登载《民间》半月刊。”
［2］“古轩亭口”，在绍兴城内大街（现在叫解放北路）与府横街相交的丁字街口。清代，这是是绍兴的闹市区，又是刑场之一。1907年；秋瑾就在这里英勇就义。
［3］吴芝瑛，字兰若，安徽桐城人，是1903年秋瑾居住北京时的邻居，由于共同倾向进步，成为秋瑾的诤友。
［4］徐寄尘，名自华，字寄尘，浙江石门人，吴兴南浔镇浔溪女学校长。
［5］1907年农历六月初六秋瑾在古轩亭口被杀害后，烈士遗骸惨遭暴尸月余。后有大通学堂工友阿金、阿寒、莫敌和沈小毛等人，约同秋瑾大哥秋誉章，于夜深人静之际，出运烈士灵柩至绍兴水偏门附近的严家潭殡舍暂厝。后又近迁于卧龙山（即府山）西麓，同年农历十月底，又将灵柩护送至杭，葬于杭州西冷桥畔。
［6］安特莱夫（1871—1919），通译安德列耶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往芬兰。著有中篇小说《红笑》等，作品多描写人生的阴暗面，有悲观主义气息。
［7］屠尔介涅夫（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父与子》等。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一件小事》（1）
孙伏园
《呐喊》四小品中，《兔和猫》与《鸭的喜剧》可以说是姊妹篇，《一件小事》与《头发的故事》也几乎可以说是姊妹篇，虽然创作的时间相差三个月，内容与形式也很少相似处，但两篇同样有议论，意见很明显，而且据我的记忆，发表的时间也在同一天——北平《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同为双十节特刊征文，《头发的故事》登在《时事新报》特刊中；《一件小事》登在《晨报》特刊中。
《一件小事》在《呐喊》四小品中，篇幅是最小的。就通行的《呐喊》版本说，它只占了三面零两行。论字数，如只计文字，不计标点与空格，我曾数过一次，只八百七十九字。
篇幅虽然小，内涵的问题却不小，在作者思想的进展上所占的地位颇大；所以《一件小事》的“小”字，只有文艺的真实性，没有客观的真实性。
如果把“小”字当作简单解那末故事倒确是简单极了：主角是人力车夫与“我”，配角是一个老妇人与一个警察，一共只有四个人物。
作者用八百七十九字叙述出来的简单故事，如果要把它叙述得再简单一点，那末就是——
冬天一大早，人力车夫拉了“我”刚近S门，一个衣服破烂的老妇人在车把旁边慢慢地倒下来，破棉背心正好兜着车把。车夫很有避开的可能与理由，岂知他不但不避开，反而扶起老妇人，搀着她的臂膀，一步一步走向分驻所。“我”正觉着车夫伟大而自己藐小的时候，一个警察从分驻所出来，告“我”自己雇车，车夫不能拉“我”了。这时“我”的反应是将一大把铜元托警察交给车夫。后来“我”自己想，“我”还配奖励或裁判车夫吗？
平常论人的好坏，最容易为人的外表（服装与仪容）所蒙蔽，次之也容易为人的知识所蒙蔽。“只认衣衫不认人”，这种论人的方法，与狗相距不远了，但我们往往不自知地犯了这种错误。衣衫以外则有仪容：气宇轩昂者自由出入，精神委顿者加以拦阻，太不中用的司阍者常有这种行事，也与狗相距不远了，但我们也往往不自知地犯了这种错误。
自然，外表确也是论人的标准之一，凭借外表论人，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