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有许多望古遥集的学者或收藏家，不是说三代以下的文章不足观，便是说史汉以下无好文章，他们甚至以为唐碑不算古碑，唐代的遗物不算古物；鲁迅先生是受过近代科学训练的人，对于某一时代的爱憎，丝毫没有这种不合理的偏见。
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
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
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霖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除此以外，先生曾和我谈过许多片段计划，但我现在都说不上来了。所感到缺憾的只是鲁迅先生还须到西安去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计划完成以后，久久没有动笔，原因就在这里。
恰巧西安讲学的机会来了。鲁迅先生那时几已十年没有旅行，又因本有体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计划，所以即刻答应了西北大学的邀请。
我们以火车为交通工具，起于北平止于陕州，以后便是一天旅行数十里至多一百里的黄河船了。我们在黄河船上望见灵宝城，濯濯的邱陵上现出一丛绿树。我已经受了感动，对鲁迅先生说：
“宜乎美人出生在这里了。”
鲁迅先生静静的望着，没有什么表示。我知道先生的脾气，没有表示或者是大有所感，或者是毫无所感，决不是有了平平常常的感想。
到了西安以后，我们发见了一种极平凡的植物，为数实在可观，几乎家家园子里都有的，便是白色的木槿花。木槿花本是极平凡的植物，但在别处只看见一株两株，而且是红色的居多，从未有像西安的木槿花那样白色的一片。我也已经受了感动，对鲁迅先生说：
“将来《杨贵妃》的背景中，应该有一片白色木槿花。”
鲁迅先生静静的望着我，没有什么表示。这时候我渐渐有了警觉，担心着《杨贵妃》的计划难免会有根本的变动了。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在我已觉得相当满意，但一叩问鲁迅先生的意见，果然在我意中也出我意外地答复我说：
“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
鲁迅先生少与实际社会往还，也少与真正自然接近，许多印象都从白纸黑字得来。在先生给我的几封信中，尝谈到这一点。
从白纸黑字中所得的材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第一印象；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也由白纸黑字中得来，这个第二印象一定有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但是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来自真正自然或实际社会，那么它的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或者要大大的减低，甚至会大大的破坏第一印象的完美也是可能的。
对于鲁迅先生的失望，我想第一步或者可以适用这样一个解释。
鲁迅先生怕看《黛玉葬花》这一类戏，他对我说过，就为的不愿破坏他那从白纸黑字得来的完美的第一印象。那么真实的灵宝城等等，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
其次，那时的西安也的确残破得可以。残破还不要紧，其间因为人事有所未尽而呈现着复杂、颓唐、零乱等等征象，耳目所接触的几无一不是这些，又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
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完全决定无意再写《杨贵妃》了。所以严格的说：《杨贵妃》并不是未完稿，实在只是一个腹稿。这个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动笔的意思，或者可以说，因到西安而被破坏的印象仍有复归完美的事实，那么《杨贵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长时间内，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可见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坏一定是相当厉害的了。［3］
鲁迅先生在西安，没有得到什么新的刺激。我们都想找一点新花样来提起大家的兴趣。那时西安的鸦片不但没有禁绝，而且还相当的通行。鲁迅先生忽然愿意尝一尝异味。原来前辈的诗人如波特来尔［4］，并世的文人如柯克多，都曾用麻醉剂来获得灵感，因此灵感而写出好的诗文。鲁迅先生对于医药有研究，常说鸦片原是极有价值的药品，不济的人都拿来当饭吃，自然只有死路一条。他为获得灵感，也为尝尝异味，于是决定访求。
同学张辛南兄在省署任秘书，西安方言读秘书曰“密夫”，他的交游是四通八达的，有的军官家里据说常常有三四套烟具，我于是托“张密夫”设法。鲁迅先生说他幼时曾在尊长的烟具旁盘桓过，但始终没有尝过烟味，我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都抱有好奇的心理。
那一天我是完全失败了，我觉得烟嘴太大，与纸烟雪茄过分悬殊，吸着极不方便，浅尝以后便放下了。鲁迅先生吸得还算顺利，吸完以后静静的等候灵感的来临，不料竟像扶乩一样，那一天灵感没有降坛。我问先生结果怎样，先生却失望地答复我说：
“有些苦味！”
我知道鲁迅先生也失败了。
万一那一天我们居然成功，那么《杨贵妃》也许早就问世了。
注释
二十年代初，鲁迅曾想写一部历史小说《杨贵妃》，为此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并已作了一番构思。这件事他曾向一些朋友谈及过，其中包括孙伏园。不过孙伏园听到的是鲁迅曾想写一部《杨贵妃》的剧本，本文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指冯雪峰1937年写的《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
［3］1934年1月11日鲁迅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也曾提及此行，“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
［4］波特来尔（1821—1867），通译波德莱尔，法国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恶之华》、《巴黎的忧郁》等。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鲁迅先生开列的中国文学门书十二部（1）
孙伏园
鲁迅先生很少给人开列书目，对人说这些书是该读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两个人各开了一个所谓“国学书目”。梁任公的一个叫做“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胡适之的一个叫做“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两个书目都说是为将要出国留学的青年们开的，但每个书目都包括了将近二百部书。两个人还互相批评，说对方的书目开得不好，实际上，出国留学的青年们决不会带着二百部线装书出国，也决不会等待读完了二百部线装书才出国的。所以这两个书目对于当时的青年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鲁迅先生平常是不随便为青年开列书目的。但个别的青年、在个别的题目中，去请求他指示，他还是不吝指示的。为许世瑛［2］开列的一个中国文学入门书目便是例子。
许世瑛是许寿裳先生的儿子。后者是鲁迅先生幼年的同学和毕生的好友。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九四七年上海峨嵋出版社初版）中，第二十三节是《和我的友谊》，作者许寿裳先生叙述许世瑛和鲁迅先生的师生关系。
“吾越乡风，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书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3］，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
如果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是在十八岁，那么鲁迅先生这个书目大约开在一九二七年，那一年他正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辞了教职以后，也住在广州。
这一书目很简单，只包含着十二部书，下面就是许先生抄录鲁迅先生的原书单：
一、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
二、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只有木活字单行本）。
三、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四、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五、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六、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
七、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八、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九、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十、抱朴子外篇，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十一、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十二、今世说，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许寿裳先生在书目后面说：“以上所列书目，虽仅寥寥几部，实在是初学文学者所必需翻阅之书，他的说解也简明扼要。”
我们现在必需注意几点：第一，这个书目开列于大约在二十五年以前，鲁迅先生去世以前大约十年；第二，这个书目是为一个极熟的子侄辈开的，写的相当随便，从“一”到“十二”的十二个数码是我加上去的，标点也是我加上去的，原来只是空格；第三，写的时候可能相当匆促，这从下列几点上看得出来：
甲、从第一部到第六部都是著者姓名在前，书名在后，第七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可以不写著者姓名，第八部以后到第十二部都是著者姓名在后，书名在前。
乙、次序的排列，并不是著者时代的先后，也不是内容时代的先后、很像是并没有腹稿，而只是想到一部开列一部的。
丙、丁福保编的一部《全……诗》原是配严可均的一部《全……文》的，书名应该是《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而最容易被严可均的一部所混，成为《全上古……诗》，这可能是许先生的抄误，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