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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九章 梭罗与爱默生（3）
在梭罗的《一周》的出版问题上，他与爱默生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似乎已经破裂。尽管两人都努力想让该书在1847年出版，但实际上直到1849年它才得以问世。这本书销量极差，更为糟糕的是，爱默生似乎对此书的缺点作过些荒唐的批评。“我有过一个朋友，”梭罗气急败坏地用过去时写道：“我写了一本书，并请我的朋友提出批评，结果除了一篇赞词之外我什么也没听到——后来朋友和我疏远了，我又因为书中的缺点被贬得一无是处。”不管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或相互之间说过什么话，梭罗这次时真的被刺痛了。“当我的朋友还是我朋友的时候，他只是恭维我，我从来听不到半点真相——而当他成为我的敌人时，他却把真相附在毒箭上向我射来。” 他们之间的疏远绝不只是因为一件偶然的小事。梭罗不能认同爱默生后来的世俗观念。他不赞成爱默生的欧洲之旅；还有，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呆在爱默生家里，爱默生的归来一定令他感到无所适从。同样，爱默生对梭罗的克己和退隐也不以为然。如果说梭罗使用过“敌人”和“毒药”之类的措辞激烈的语言，那么爱默生在他笔记中提到梭罗时也同样具有伤害性：“说到友情，梭罗和我是不同类型的人。我宁愿抓一根榆树枝，也不愿意去挽梭罗的手臂。”他们之间的分裂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 “亨利•；梭罗就像是树神，引诱了游吟诗人，把他拖入宽大而偏僻的洞穴（其典故出自《奥赛罗》），剥夺了他的记忆，剥光他的衣服，让他编着葡萄藤，手里还拿着小树枝。从城镇到树林的前几步非常诱人，但终点却是欲望和疯狂。” 爱默生并不是惟一注意到梭罗这一阴暗面的人。尽管梭罗有时也兴致勃勃，爱说笑，待人忠诚、真挚、热情，尽管他爱家恋家，也不乏追随者，在他身上却有种严肃的冷静——冷静得像坟墓。他也有种心酸的否定一切的态度，在这方面他不像爱默生。梭罗身上没有常人的热情，也没有多少常人味，对一般的人性弱点和欲望无从容忍。他内在自我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一种深厚的克己和自制的能力，一种不靠外界的能力，尤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在自己周围筑起了一座高墙。爱默生钦佩梭罗，并尊他为康科德圣人。爱默生为他辩护；他们之间的争吵最后总能归于和好，包括那些持续很久的争吵。其实他俩有一种共识，都同情某种学术的自由，就像桑塔亚纳所说的，那种学术的自由“充满光明，其盲目性包含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幸存、复活和新的开始”。然而梭罗总是那么不可接近，许多人都同爱默生一样隐约感到，梭罗身上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活力其实是有害的，因为它源于具有毁灭性的隔离之井。蒙丘尔•；康韦说他怀疑“在瓦尔登湖的深处潜伏这一个险恶的妖王之女，把梭罗的生命给勾走了”。梭罗一生中最好的信件是写给布莱克的。布莱克开始同梭罗通信正是意识到梭罗有种强烈的否定情绪。在1848年3月给梭罗的信中，布莱克说：“我上一次在康科德时，你提到要进一步远离我们的社会文明。我问你难道对社会对朋友一点依恋之情都没有吗，你的回答大概是‘没有，我微不足道’。”尽管爱默生关心梭罗，称赞他的智慧、他的作品，以及他热爱自然、热爱知识的特点，他却无法掩饰对梭罗性格的另一面。“梭罗没有食欲实在是件不幸的事，”爱默生写到，“他既不吃也不喝。一个分不清冰淇淋和白菜的味道、连白酒或啤酒都没尝过一口的人，你还指望和他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气愤不已的爱默生注意到梭罗“不喜欢平常的话题，对所有的来访者都大谈高深莫测的东西，最后把他们都贬得一钱不值”，随后。他又多少有点儿高兴“他对铁路用处的了解还不如一只鸟”。梭罗的性格中有种严厉的成分，他的学生因此称其为“教官”。这一点就像爱默生的弟弟爱德华身上的那股严厉和固执。1854年的一天，梭罗正在高谈阔论，爱默生突然感到：“他同我的弟弟爱德华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 爱默生和梭罗对彼此的期望都相当高。他们共处了许多年，难免会出现一些分歧。庆幸的是，这些分歧都没有让他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他们总能和解并保持了友情，尽管两人的亲密程度大不如从前了。那些刻薄的指称，那种彼此相互激励又相互攻击过的感觉，甚至连“敌人”这个字眼的使用，都证明了这份友情对于双方的重要性。在愤怒、无助的坦诚、痛苦和高不可及的标准之后，他们最终宽容了对方。爱默生在临终时仍然把梭罗视为他最好的朋友。而梭罗在他那篇长长的论友谊的文章末尾引述“一位东方哲人”的话说：“优秀人物之间的友谊虽然终止了，他们的原则却依然没变，正如藕断丝连。”
第三部分 梭罗与爱默生第十章 黑人入学风波（图）
普西与前任CONANT和BOK校长于1971
1848年间，在E。艾佛雷特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校方决定吸收一位名叫威廉姆斯的黑人为哈佛学生，不想这件事在不少白人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 在美国所有移入的人口中，只有非洲人是带着锁链来的。虽然奴隶制在美国渡过漫长、痛苦的历程，但从1619年“二十多个黑家伙”到达詹姆斯敦那时开始，他们就始终未曾在北方真正扎根，部分原因是因为教友会人士与早期的废奴派对此感到道德上的谴责，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北方的工厂与农场当初规模尚小，并不需要奴隶提供大量劳动力。但是当事关利润时，北方对奴隶制度和奴隶所有权的反对，也就并不积极了。很多新英格兰的财源，本来就立足于把奴隶输送和贩卖给南方港口的买主。可是即使在南方，白色的契约奴在每个殖民地，直到1700年数量上都超过黑色的奴隶。后来南方逐步地建设了大型的庄园，它们就需要大批工人了，这些人不得不在焦灼的阳光下进行艰巨的劳作。随后奴隶劳动就变成南方经济的基础了。 伊莱•；怀特尼于1793年发明轧棉机之后，南方棉花的需求量突然高涨，贩卖奴隶变成有巨利可图的生意。奴隶只要上了岸，就全凭主人的高兴任意摆布了。等待他们的是无休无止的劳作，是疾病和死亡。虽然北方各州到1804年就已全部废止了奴隶制这一“特殊制度”（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这样称呼它），但在南方一直把这制度维持到南北战争结束。1860年左右，美国的奴隶远在400万人以上。 这些黑色非洲人和他们的后裔都是性情特别活泼、富有机智的人，虽被迫长时间劳动、被禁求助于法庭，甚至于连《圣经》也不准读，以免受到神的启发而增加反抗情绪，但尽管如此，黑奴们仍然设法建立秘密教堂，创造富有非洲色彩的音乐与民歌，用千万种办法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在当时的情境下，奴隶叛乱十分罕见，少数真敢叛乱的人受到残酷镇压。白人害怕发生像1791到1803年间使海地岛受到巨大破坏的血腥暴动，就在庄园里日益加紧镇压。个别奴隶的怠工、装病、蔑视行径，倒是常有的，成千人从主人那里逃走，在沼泽地中存身或者向北方逃亡也时有发生。 1860年的自由黑人约有48。8万人左右，多半以上聚集在北方城市中。这些人主要都是从前的奴隶和其后代，也有少数没有当过奴隶的。他们通常都面对白人的敌视，因此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团体。 尽管除了六个州以外所有的州都剥夺了黑人的投票权，但黑人们还是英勇奋斗于美国的每次战争中，出版自己的报纸，建立自己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