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历史上，他可能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是，假若他写的作品是好作品的话，为什么因为作者问题便扼杀了作品呢？这不是因人废言吗？多么伟大的人物的话，也不是“句句是真理”。同样的道理，即使一个人有问题，也不见得他的所有的话就都是“毒”，他的作品就一定坏。道理是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多年来我们却干着这样的糊涂事。
以上这段话，事实上较我在前文中所提出的作者艺术视界的观点更进了一步，把对作家的评论与对其作品艺术分析分开，并提高了作品的地位。换言之，这封致《文艺报》编者的公开信，非但呼吁尊重作家，而且更应尊重作品。文中又说：
要有好的作品问世，要想真正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就根本不能有什么“标准”的卡尺放在那儿，由少数人坐在那儿“量”。而首先应让作品问世，让其与广大读者见面，接受实践的检验，让时间来考验，由读者来鉴别。
由此可见，这篇文章非但提高了作品的地位，而且也并没有忽视读者，事实上更尊重读者的鉴赏力。
以上所举的例子，不外想证明一个很浅显的看法：如要好的文学，必须尊重作家和作品，而不能把作家看做一个“文艺”工厂中的“工人”，把作品看成“货品”。劳动是神圣的，精神、艺术上的创造也是神圣的，二者可以相提并论，同等看待，但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也是一种极“机械”、极“庸俗”的看法。
从以上这一个文学史的看法来反顾现在并展望将来，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第一，我认为“五四”文学初期的浪漫遗产应该重新鉴定，今后的作家应该扬弃它的情绪冲动，甚至伤感的一面，也应该反对“五四”文人的那一种“文如其人”——因而就“因人废文”或“因人捧文”——的作风，鼓励作家凭一己的艺术良心去写作，作品的价值应该更重于作家。但我们也应该肯定“五四”浪漫精神里面尊重个人的传统。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集体化”，使得“个人”和“个性”的价值全盘扫地，特别是十年浩劫之后，我们更应该拯救国人的人性，目前唯有从重新肯定个人的价值着手。
第二，我认为对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精神，必须有一种全面的认识。30年代的文学，不是一种狭义的社会主义文学，也不是听命于政治的“左”的文学，而是从作家个人的社会情操和主观的艺术视界来描写社会的文学。我期望大陆当代文坛会出现几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把大陆人民在“文革”期间心灵上的“古拉格群岛”表达出来，为中国历史提供文学上的见证，这才是真正发挥了30年代文学的精神。
第三，应该重新肯定文学作品的艺术本质，而不再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我觉得中国作家绝不能再重蹈覆辙，文学创作应该以文化、思想为基础，以个人的社会和艺术良心为准则，进而取得一种更广阔的视野，绝不能闭关自守，没有这种视野，只能够写出好文学，却写不出伟大的文学。
以上各点，当然是我个人——一个在文学研究上有历史癖的人——的一些偏见，目的无他，仅为从事文艺创作的朋友和以后继往开来的新作家提供一个参考，也许可以因此而“激”出几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那才是所有热爱中国文学的人内心中最殷切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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