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则不然，选民是上帝，政治家把老百姓奉为衣食父母，哪里敢对之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每次总统竞选，挑战现任总统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党，说的话都是一个模式： 我们是美国人，所以应生活得比现在更好；现在之所以有种种问题，全是因为这个现任总统把事情搞坏了。美国的政治话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你有问题不怪你自己。我们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美国人造成的，而是别人的原因。主权在民，责任却不在民。
此一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不承认上面的权威。老百姓听惯了奉承，听不得批评，更不用说教训了。但是，教育没有权威却不行。最近发生在美国一地方高中的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发现她高二班上的二十几位学生的学期报告，全是一模一样地从一个网站抄袭而来。老师照章办事，给了这些学生不及格。不想惹怒了家长，事情被告到校董事会那里，最后校方当众宣布老师的打分无效。那位可怜的老师觉得自己丧失了一个教师的基本权威，无颜再回教室上课，只好辞职。家长的理由是： 我们的孩子不懂什么是抄袭，不该受此惩罚。那位教师反唇相讥： 高二还不懂为什么不能在作业和考试中抄袭，你还有资格上高二吗？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不管老师多么有理，她肯定是要输的。美国高中的经费是老百姓纳税提供的，谁敢说纳税人一句不是？这些“衣食父母”会说： 难道我们纳税办教育，就是花钱让你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不及格吗？他们带着这样的成绩，怎么申请大学？
不仅中学如此，许多质量平平的大学中，学生的学期报告或论文也常常是网上下载而来。这些学生说不得，惹不起，教授最好是给他们一个好成绩买个清静。精英大学虽然有所谓分数膨胀，学生却认真得多。但是在对待学生时，也要十分小心。笔者在耶鲁当助教已有几年，有一次判学生的期中考试，近一半的学生都拿了90分以上，标准不能说太高。可有一位实在不像话，我怎么高抬贵手，也只能给他62分。在他卷子后面的批语中，我这样写道：“你似乎并不理解你所讨论的问题，你需要稍微用功一些。”不想教授看后立即把我叫到办公室中，说我的批语完全无法让人接受。他告诫我这个外国人：“这是美国，这种批语是在侮辱学生。你可以说他哪里错了，你的打分也无可非议，但你不能说人家不懂，不用功。”对于计划在美国谋教职的笔者而言，这番教导无疑是可贵的一课。但事后一想： 我判了36份考卷，只给这么一个学生写了这样的批语。他表现如此之差，谁都知道这不是智力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难道作为老师，不应该警告他一下吗？
在美国，政治家不能对选民指手画脚，老师不可对学生说三道四，“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束缚了教育者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告诉学生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于是高二的孩子，还不懂什么是抄袭，家长却在那里振振有词。如此下去，教育的基本水准如何可以维持？
不过，这并不是说无法维持基本水准的美国教育，也无法造就高水平的人才。道理很简单，好学生不用督促也会用功，而且美国给他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习条件。更重要的是，多元、自由的教育制度给优异之士提供了最充分的发展空间，使他们能够掌握卓越的技能来应付异常复杂的社会。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注意学生在种族、文化、经济等背景上的多元搭配，并不仅仅盯着分数。这一政策，也不仅仅是照顾黑人、穷人的问题，而确实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记得刚进耶鲁时，笔者上一个讨论班，阅读的是一篇民国时期上海妓女的研究。同班的大多是些连黄河、长江都不知道的本科生，中国的事情实在不知从何跟他们讲起。可是一讨论，就发现不仅是笔者本人，连教授也处于下风。一位不足20岁的女孩问大家如何理解妓女的价值观念、阶层意识，没人能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她告诉大家她从小就是和妓女们一起长大的，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观察，听得笔者顿开茅塞。这样的多元性，在东亚很少见。你若观察日本那些单靠分数录取的大学生，就会发现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比美国学生狭窄简单得多。
美国的大学生一般在头两年不用决定自己的专业，甚至高年级时的专业也与自己未来的事业无直接关系。我当年的一个同班同学本科读的是历史，毕业后却上了医学院。其实，他早在选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时，就已想好将来读医学院，并不是临时改变专业。这样的例子，在校园里司空见惯，没有人会感到一点惊异。在中国人看来，这么读书，简直是浪费，只能使学生博而不专。然而，你若有些实际的生活体会，就会觉得这种教育是多么可贵。
一次，妻子去看病。医生见面先自我介绍，聊聊家常，当知道她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学日本文学时，马上和她讨论起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让你感到双方有许多共同语言，病人与医生之间，一下子就有了信赖感。再看看东亚又如何呢？中国的大夫不用说了，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你去医院从来别指望医生会主动和你握手，更不用说聊家常了。在美国，大家平等，医生对病人并没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你必须自己去赢得病人的信赖。有些人文训练，不仅能使你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对你和病人打交道也有帮助。而日本的医生，常常让人想起电影里的宪兵队长，你不过是他权威之下的一个有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我两岁的女儿，在美国一路过医院就喊着要进去看看她的医生；可是在日本，她一见医生就哭，乃至有了些心理问题。以美国的标准看，你若是连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的信赖都无法赢得，还当什么大夫！
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零件”、“螺丝钉”所构筑。教育要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布什当年在清华讲“大学不仅是培养技术人员，更要培养公民”，正好道出了美国教育的精神，对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精英”，是很恰当的一课。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
第二部分 美丽的资本主义？第17节 异军突起的耶鲁商学院（1）
如果你在阿富汗的山洞里过了几年，出来后突然听到有人称耶鲁商学院是全美商学院中的“五大名校”之一，你也许会吃惊得从椅子上摔下来。就是在几年前，耶鲁商学院还被视为一个不伦不类、去向不明而只会靠着耶鲁大学这块牌子撑门面的二流学院。如今，在美国商业界和教育界，已没有人可以不正视耶鲁商学院的崛起。
耶鲁商学院（SchoolofManagement）简称SOM，创建于1976年，校龄不及有300年历史的耶鲁大学的十分之一，在强手如林的美国各大商学院中，也不过是个刚学走路的孩子。作为一个后进要与传统悠久的学校竞争，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办出特色，而不是简单地在众多的商学院中再加一个；一是如何建立传统，使本校能在同行中形成一股势力。
不幸的是，在开始阶段，这两个问题解决得都不好。为了办出特色，创建者别出心裁，立意要为公共事业和私人企业两方面培养人才。这样，一方面可以与只顾为私营企业培养人才的传统商学院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少一点铜臭气，与一向强调人文学科的耶鲁大学显得更和谐一些。当时的校名是组织与管理学院（SchoolofOrganizationandManagement，这也是SOM这一简称的来源。在耶鲁提起商学院，没人会说BusinessSchool，大家只说SOM），授予的学位是MasterinPublicandPrivateManagement（简称MPPM），目的是强调对非营利性机构和公共部门的服务。
然而，这一独树一帜之举实在有些立意太高，不切实际，使SOM独特到了怪异的地步。SOM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商界，被视为缺乏必要的商业训练，难以应付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到了非营利部门，则被视为铜臭气太浓。在１９80年代，有人干脆把SOM戏称为SchoolofDisorganizationandMismanagement（乱组织胡经营学院）。1994年，校名中的Organization不得不被去掉，成为现在的SchoolofManagement。
特点创不出来，建立传统就更是无米之炊了。传统是靠年头堆出来的，刚刚建立的学校怎么可能有传统呢？但传统对于一个学校的成败又至关重要。传统长的学校毕业生多，校友的捐助就多。更重要的是，校友们在生意场上形成势力和网络后，会提携后进，使日后的毕业生好找工作。几年前，一位在华尔街拿到工作的耶鲁学生对笔者诉苦，说耶鲁在美国政界、司法界权力赫赫，唯独在生意场上关系不多。先不说商学院办得太晚，目前没有什么校友得势，大学本科的相关专业，也只有经济学这么一门，太宽泛，太理论化，不像有些学校有金融、管理等许多具体专业，结果自然影响耶鲁学生在生意场上的运气。总之，学校没有特色和传统，学生打不出去，这么一个弱学院在耶鲁这一精英大学中的合法性就会动摇。1996年，耶鲁校长RichardLevin明确了他的最后通牒：“SOM要么成为一流的学校，要么就不要这样苟延残喘。”
所幸的是，1995年JeffreyE．Garten成为SOM的第８任院长，这一任命改变了SOM的命运。此公在克林顿政府中曾出任负责国际贸易的商业部副部长，并且是一位在华尔街从事国际投资的银行家。他首先把SOM的学位从古怪的MPPM改成传统的商学院学位MBA。他强调：“我们是响当当、硬碰硬的商学院，97％的毕业生都要进入商业界。不过我们依旧与众不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来会在某个时期服务于公共与非营利机构。我们会为他们向这方面发展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我们要为未来的企业界和社会两方面培养领袖。”换句话说，要先加强基本的商业技能的训练，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特点。
本着这一精神，他主持了对课程的全面修整，重点加强会计、市场、金融、战略、管理等几个传统基础课程，同时招兵买马，加强师资力量。几年内，SOM的师资力量扩大了42％，实力大增。有9位资深教授最近离开哈佛、康奈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CarnegieMellon这样的一流商学院而加盟SOM。最近从哈佛挖来的大名鼎鼎的FlorencioLopezdeSilanes说，他之所以决定离开哈佛而拒绝其他名校许诺的教职而来到耶鲁，主要是SOM已经是美国商学院中的五大顶尖学校之一，而SOM的师资已足以和哈佛与斯坦福抗衡。GeneralGeorgeRogersClark讲座教授DickWittink在康奈尔干了17年后也加盟SOM，理由是耶鲁的综合优势和SOM对研究的重视。
在耶鲁校方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