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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过去曾撰文指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 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比起欧洲、日本及东亚精英主义的社会来，美国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管经济、文化多么发达，那种不听喝墨水多的人的教训、不被高智商和高知识吓倒的野气和蛮性永远不退。布什在大学里最没有市场，但在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最受欢迎。他直来直去，善于调动低知识阶层的政治能量，压住精英的气焰，进而主宰了政治的主流。欧洲人越受不了他的粗，他在美国越得势。
杰·布什则又是一路。他比布什斯文多了，是个懂行的实干家，而不仅仅是指挥实干家为他工作的“派对大王”。在最近的经济萧条中，他治下的佛罗里达情况最好，在过去几年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其他任何州都多。但他似乎缺乏布什那种交朋友的技巧。比如，他在佛罗里达的教育体制中取消种族平权的政策，引发了在州长办公室的静坐抗议，激怒了黑人选民。但是，美国是个两党50比50的政治分裂的国家，不得罪人几乎办不了事，而这种政治分裂最集中体现在佛罗里达。所以，佛罗里达是演习全国政治的最好实验场。如果杰·布什能在那里磨炼出来，入主白宫的条件比其兄更佳。
对于布什家族来说，特别是对杰·布什来说，2008年最大的障碍是美国公众不喜欢一个家族过多地垄断政治。在美国的历史上，顶尖的政治家族一直运气不佳。JohnAdams和JohnQuincyAdams父子都是不成功的一任总统，WilliamHenryHarrison和他的孙子BenjaminHarrison也是白宫的失意客，没有获得连任。罗斯福家族也许是最成功的。西奥多·罗斯福敢向本党的既得利益集团挑战，是一位工业化过程中划时代的共和党总统。他的远房表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呆了四任，不仅从大萧条中挽救了美国，而且赢得了二战，成为最伟大的民主党总统。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们后来在州政治中都没有能出头。肯尼迪家族出了一位被暗杀掉的“烈士总统”约翰·肯尼迪，其弟罗伯特·肯尼迪和爱德华·肯尼迪虽然都对美国政治影响深远，而且都一度要问鼎白宫，但没有一个尝到了当总统的滋味。肯尼迪的下一代出了两位众议员，一位副州长。这次那位副州长KathleenKennedyTownsend竞选马里兰州长失败，肯尼迪家族雄风不再。
不过，布什已经粉碎了一系列历史的诅咒。在2000年大选中，9月劳动节时戈尔还领先。媒体宣布在历史上到劳动节时领先的候选人从来都获胜，但布什破了这个规矩。靠少数票上台的总统在历史上只会当一任，目前看来，这个神话被打破的可能要比维持的可能大得多。总统的党在中期选举中必败，这个惯例又被布什破了。你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布什还相信什么历史先例对他的束缚。
我们目前需要问的一个现实问题是： 如果杰·布什宣布竞选2008年的总统，在共和与民主两党中，谁够量级向他挑战？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4节 Ashcroft主义
２０００年年底，笔者在一位民主党的政客家过圣诞节。当时问起女主人对布什组阁的看法，她随口答道：“他找的人都很出色，只是那个司法部长JohnAshcroft非常成问题，不知将来会闹出什么事。”这个家庭属于温和的民主党，夫君曾在克林顿政府当过助理部长，自己最好的朋友却是个布什内阁的大员，可见对共和党并不一味党同伐异，但对Ashcroft这位右翼原教旨主义者却毫无信任。她的态度，不仅反映了民主党人的意见，同时也代表了中间派人士包括温和的共和党人的声音。这位Ashcroft，确有些令人恐惧的“非凡”之处：
美国的政治家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看报纸，以了解事态的最新发展；他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却是祷告，从宗教中找到一种自我正确的感觉。布什之所以顶住自由派的压力，任命这位毫不妥协的落选保守主义政治家出任司法部长，就是要给极右翼势力传达一个信息： 我没有忘记你们，我代表你们的利益！无怪乎Ashcroft上任时《纽约时报》就惊呼： 司法部不是一般的部（如交通部）可比，政治色彩极强，关键时刻甚至有左右美国政治的神通。选这样一个极右派人士出任此职，只能使国内政治进一步分裂。
果不出所料，“9·11”之后，Ashcroft一下子被推到政治的聚光点上，成为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之后最有权势的司法部长。布什政府的一系列打击恐怖主义、强化国内安全的措施，大多是通过Ashcroft来发布。Ashcroft几乎是在电视上露面最多、上各大报头版最勤的阁员。更重要的是，他颁布的许多措施，等于是在建立一套能绕开国会和最高法院的行政权力，直接挑战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原则。根据这样一套政令，政府可以将一些人无限期地拘禁在某个人所不知的地方，可以监听被告与自己的律师的谈话，甚至可以通过军事法庭将这些在法律上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被告处死！据报道，一些嫌疑犯被监禁后，他们被监禁的地点和他们的名字都不为人知。而且监禁的环境恶劣，嫌疑犯缺乏法律咨询。有的被监禁者已经开始了绝食斗争。《纽约时报》宣称，Ashcroft还在考虑放宽对FBI的管制，容许FBI监视美国国内宗教和政治组织。若按此规矩行事，当年的水门事件几乎也可算是堂堂正正的政府行为了！
而最有争议的，是布什授权建立的军事法庭。这种军事法庭与传统的军事法庭不同，更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被称为“布什法庭”。一般的军事法庭并不对公众保密，被告人有权审阅所有被用来起诉自己的证据，而且要在所有审判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被判死刑。被告不服时还可以上诉更高一级的军事法庭乃至最高法院。“布什法庭”则有自由进行秘密审判，不向被告提供证据，甚至在只有三分之二的法官同意的情况下就宣判死刑。
美国的司法制度一贯极为重视保护被告的权利，并且对被告严守在未证明有罪前即被视为无辜的原则。即使如此，错判甚至错杀无辜的事件仍时有所闻，乃至有不少人基于此而主张废除死刑。布什在得克萨斯州当州长时，该州判的死刑比全美其他各州的死刑总和还多。得州的有些为死刑犯辩护的律师，出庭时没精打采，甚至睡着了。此事在布什竞选总统时已引起全国的注意，也招来国际社会的抗议。如今这位当年的死神州长以总统之威设立这样权大无边的军事法庭，谁能保证不错判错杀呢？正因为如此，一些欧洲国家已开始对向这样的法庭引渡嫌疑犯而感到为难。
这样一系列无视三权分立的政治传统、无视个人基本权利的政令，已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引起普遍不安。国会两党议员已频频对政府的举措质疑。在12月6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一位民主党议员就特别军事法庭一事质问Ashcroft：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律师，你个人是否觉得可以仅仅根据50％的证据就把一个被告处死？Ashcroft对此竟避而不答！《纽约时报》在12月2日的社论中指出： 布什政府似乎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毫无信心，尽管这一常规的制度能够对恐怖分子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并在事实上已经成功地对在世贸中心和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使馆制造爆炸事件的恐怖主义原凶绳之以法。布什政府似乎在说服人们相信： 尽管政府的权力也许过大，但Ashcroft等执法的官员值得信任，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可惜，这并不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美国的政治制度从来不是建立在对几个好人的信任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任何当权者的不信任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美国的建国之父所设计的这一套制度，就是要给当政者制造些麻烦，使他们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那么好使。而让布什政府感到束手束脚又不便的常规司法制度，正体现了建国之父们的智慧所在。“9·11”之后，美国公众极为冲动，复仇之声响成一片，甚至有人公开主张用原子弹将阿富汗炸平。在如此的状态之下，错判错杀很难避免。比如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ThomasFriedman，本来写文章很有些自由派的作风，爱说大实话，讲道理。但如今却被阿拉伯电视台记者追问他如何证明“9·11”的袭击是一些阿拉伯人所为的问题气得火冒三丈，不仅对这一问题不作答复，反而公开在《纽约时报》撰文对Ashcroft表示同情。他声称： 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原告与被告信奉一些共同的价值的前提之上，而如今我们面临的敌人只求毁灭我们，和我们没有共同之处。言下之意，只要我们能把某些人形容成魔鬼，对他们就不必讲什么法律。但他不愿面临的事实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如今被拘禁的嫌疑犯，大多数很可能是无辜的。怎么能没有证据就说他们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而对之进行秘密审判呢？像如此以富于理性著称的政治评论家，都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一般大众更是可想而知。宪法的一大功能，就是限制民意的一时冲动，削弱多数人在行使权力时随心所欲的能力，延缓大众的冲动能够导致任何后果的时间，逼着人们先冷静下来再行动。而破坏这种宪法的制约，常常会使健康的民主制度流于暴民政治。麦卡锡主义当年就是利用公众对冷战的恐惧，仗着民意侵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如今的Ashcroft主义也是利用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利用民意的支持，破坏美国的自由。
12月6日的参议院听证会本来是国会根据宪法精神对政府实行监督的场合，但由于意识到民众对战时政府的高涨的支持率，Ashcroft面对议员们的质询表现得极为傲慢。他的有些答词简直就是对批判他的议员的训斥。他声色俱厉地宣称：“那些用失去自由来吓唬热爱和平的人们的人实际上是在帮助恐怖主义者！”然而，这位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国家安全的斗士，竟不许联邦调查局FBI调查恐怖主义嫌疑犯购买枪支的记录。理由路人皆知： 美国的枪支生产和销售业，是布什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不愿看到他们的生意受到任何打扰。更何况，“9·11”之后，惊恐万状的美国人纷纷购买枪支自卫，枪支销售量扶摇直上，政府当然乐得看着自己的“社会基础”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