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当然，也不可以达到一个接近混乱和不稳“的程度）。因为有了多原性（heterogeneity），才有进步可言。而单纯的同原性（homogeneity），对于人类的危险不亚于原子性的战争。而现代社会中文化同原化的倾向——世界性的广播和电视，一版印行几千万份的杂志和画报——其程度是异常可怕的。所以怎样抵制文化的同原化，怎样保存人类文化的差异，正是目前人类的一个生死关头的重要问题。有人主张尽量创设多数的文化焦点，尽量维持原有的许多文化传统；譬如对于若干老的大学，我们尽量保持它们的作风，以维持人类在观念和行动上的差异。（《文化的论辩》）
这真是比于不伦！徐先生好像不知道在一个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时，常会产生“适应不良”（maladjustment）的情形。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保持差异”，而是怎样解决“适应不良”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应该为了“保持差异”而不去解决“适应不良”的问题呢？ 徐道邻为传统派做嫁衣裳
徐先生的基本观念在“抵制文化的同原化”，认为同原化“对于人类的危险不亚于原子性的战争”。这种“远见”我不好说它是侈论，但至少是一种杞忧。尤其对所谓“科学和工艺上落后的民族”而言，更是不切实际的论调。如果一个民族只在“科学与工艺上落后”，如果真有只在“科学与工艺上落后的民族”，那么这民族唯一该做的事，乃是尽量“倾向”那些现代化强国的“文化焦点”，在富强竞争中不被远远甩在后面，这才是这民族“生死关头的重要问题”！
对一个穷光蛋来说，争气的办法是阔起来，跟那些大肚皮的富翁斗斗富。而不是只披一件“科学与工艺”的外衣，挤在金谷园里去点缀、去陪衬、去维持“高度的差异性”！
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文化传统”去点缀世界博物馆，这不是我们穷借大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第一流的现代化强国。徐先失援引几个洋学者来劝阻人们不要争奇斗富，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高论。所以对徐先生，我要指摘他，防止他用平和的词句所走私进来的毒害。
徐先生最不可饶恕的，是他在不知不觉间（我不敢说是有意的）为传统派做了嫁衣裳。
传统派的主力根本是一群毫无新头脑的土“学人”，他们根本不了解西方文化，更不了解西方现代的新学问。徐先生比起这些人士当然高明。但他那点高明，却又正巧用在为传统派张目的工作上。徐先生的战术是抬出西洋“许多有地位的人类学者”来做盾牌，以便在必要时可用“不敢当”来脱身。
在洋书后面做好防御工事后，他便开始用“近年来…‘西洋学者”的看法，向传统派助战。我们看他从旁而来的“仗义执中国的国有文化，在科学和工艺两方面，是远比西洋人落后的。所以它的被西洋人唾弃，本无足怪。幸亏近年来若干事实的发生，使人民明显的认出来，科学和工艺是一回事，文化又是一回事。
这是很暧昧的论调了！他又说：
中国过去曾经多次同化过征服它统治它的异族，也曾多次圆满的吸收了消化了外来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证明过它的雄厚的力量的。今天，在科学的发展到了不可一世的日子，科学的潮流席卷了全世界的时候，许多中国人还在那里欣赏他们国有的文化，不轻易的把科学和工艺，看成人类的一切，这一股子的傻劲，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的力量之一种表现吧。（以上皆引自《转变中的文化观念》
徐先生似乎不知道过去的事永远过去了！过去中国之所以“曾经多次同化过征服它统治它的异族”．是因为那些异族的文化潜力较差。现在，我们所碰到的西方文化可不同了。
时移世变，古老而带静态的农业文化形态，根本不适应这一新的西方文化之冲击所引起的新变动。如果中国旧文化继续能有实效，何以中国会发生这样广泛而又基本的变乱？何以许多人还得靠美援过日子？
至于徐先生文中提到的“许多中国人”，当然不是泛泛之辈，他们在徐先生的标准中，乃是“有高度成就的思想家”：
在最近几年来，许多有高度成就的思想家，都是在对于中国国有文化的探讨，重新加以致力。他们之对于中国文化的宣扬，和四干年前东西文化论辩时期之国故论者的立场，大不相同。那时候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对于西洋文化，多半还没有足够深刻的了解……而今日的情形，则和当时大不相同。今天讨论文化问题的先生们……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具有高度的认识。
他所用的“高度”和“成就”是些什么？以什么为指涉点（point of reference）？简直令人莫测高深！对学问思想的评价和说应酬话，总须有个分际吧！况且，在连用“高度”榆扬之后，他又提醒“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先生们”，还有一种“活的中国文化”也是可以宣扬的：
许多在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先生们．对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似乎还没有予以适当的注意和研究，那就是实际生活在每一个中国人里面的“活的中国文化”。
所谓“活的中国文化”，徐先生“特别举出三种现象”，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个现象”，此现象是：
中国有很多不读书不识字的人，在行为生活上，却能有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
而此“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贞节牌坊式的国粹居然也被他列入了，这真教人吃惊了：
至于目不识丁的匹妇弱女，以“节妇”或“烈女”，盖“牌坊”，作“列传”，名垂不朽者，更是西洋文化里从来没有的事情。（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种最野蛮的民族也玩不出来的可耻把戏，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出于最片面的贞操观念的表现，居然还被徐先生列为“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了！ 徐道邻眼里的“花柳病”
徐先生既为传统派做嫁衣裳，看到抨击传统派的文字，自然不顺眼。于是他转过头来，决定打趣“李先生”一下，他说：
李先生说，想要占有一个美人，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句话不错。但是，如果她的“缺点”是一种花柳病，那我们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因为那是我们可以“预防”的，何况她还“要求”我们预防呢。
看了这段话，我真要套徐先生的话而说他“弄拧”了我的意思了。在原文里，我是这样说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
我每用“缺点”两字，都加上括号，表示这词有点特殊意义，不可以乱肯定的。徐先生既同意我“这句话不错”，却又说“不必一定要非‘占有’不可”，态度上的模棱是很明显的。模棱的原因，是因为他痛感于这美人有“花柳病”。
我的答复是，即使这美人有“花柳病”，一齐“占有”又何妨？留得美人在，何愁病不除？何必因小失大呢？徐先生大概忘了我的本意了，我曾说：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
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千的。
同样的道理，我可以说，难道为了怕“花柳病”，就不同这美人“成其好事”了吗？这不太懦夫了吗？太不罗曼蒂克了吗？在美人面前，我们要有“卖油郎”的精神：只要“花魁女”能使咱们生气蓬勃，她有点“花柳病”，又算得了什么？
何况，这美人即使有“花柳病”，也不会…要求’我们预防”
的。徐先生这话表示他不懂女人心理。徐先生该再仔细看看那本库普林（AlexanderLvanovichKuprin）的“亚玛”（Yama），看看那位有了性病的女孩儿怎样对付她那心上的小冤家——
她绝不会“要求”的！咱们也无从‘预防”起。女人的“缺点”永远是神秘的，绝不是徐先生和我所能假定的。
还有，这美人如果真有“花柳病”，她一定偷偷请教西化派的医学博士，绝不会找传统派的中医，更不会找什么超越派的密医。我们江湖郎中的救美计划是休想染指的！ 徐道邻的新保守主义
我们的大病在于不承认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弱点在缺少生气蓬勃的酵素，就好像“卖油郎”缺少了“花魁女”。今天我们最该承认的，莫过于承认我们需要“花魁女”。肯定了这个大前提，其他一切都是余事！
面对这美人，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毅力”，而不是“保守眼光”。徐先生在“论守旧和革新”中，曾告诉我们：
不拿保守眼光的巨盾来掩护自己、欺骗自己，就必须忍受承认弱，点的烦恼，和使出急起直追的力量。这种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一般普通人哪里能拿出来这种勇气和毅力？
这是多么明智的论断！承认我们的“弱点”是需要”花魁女”。
也许会使黄帝子孙有点难为情，有点“烦恼”。可是除了“急起直追”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寻找生气蓬勃的酵素？这美人和她的“缺点”来了，也许暂时“有碍于日常心理的安宁，和生活方式的安定”，可是又有什么两全的法子？美人还在金屋外面，我们有什么“预防”的办法？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是先“占有”她和她的“缺点”再说，我们还不配谈“预防”！还没有工夫谈“预防”！
不幸的是，“论守旧和革新”的作者本人，却和“一般普通人”一样的缺乏“这种勇气和毅力”。他本人的“保守眼光”为他自己做了“巨盾”，也为一切保守主义者做了“巨盾”。当然啦，以他的聪明和灵巧，他是不会不骑一骑墙的。所以他一行文，便露骑墙的痕迹。例如他会说：
根据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再加上我们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行为学等等新的观点，对于想从中国一堆古书中研究出一种救世新药——不但要救中国人，并且要救全世界的人——的一种努力，我们至少认为还没有充分的事实的和理论的根据，使我们可以抱有过分乐观的信心。
但他同时也会说：
从社会学、人类学的立场看，我十分感觉着我们有把中国旧有的伦理思考从速的予以新颖化、予以通俗化的迫切需要。（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是何等矛盾！
在另一方面，他会说：
中国的社会，一直是农村经济的形态。而中国的衣村经济，则因为受了地理的限制，一直是一个匮乏的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因之这个社会，也就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