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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改革是一次准备不充分、短命的改革，光绪皇帝的改革派力量显然还不是传统祖制守护者的对手；第二次改革是在世界纷争、中国混乱的环境下进行的，国民政府企图简单模仿当时世界霸主的模式，即美式政治制度，结果既没有获得成功也没有保住政治权利；第三次改革是在世界相对和平、中国初步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它选择了欧洲文明的另类，即前苏联模式。自然，中国的改革总是免不了要一边在国际战略大对抗的环境中进行，一边在中国的惯性历史中前进，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和自我历史的框架。事实证明，简单的搬用前苏联模式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模式本身也是不成熟的，同时也没有解决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矛盾。
改革（2）
自1978年开始改革至今，已经历时近30年了，这期间中国政府奉行了聪明的谦和忍让策略，在国际上则充分施展这个大国擅长的合纵连横手段，因而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前苏联，或者欧洲强国都有种种目的，那就是企图维持一个大而弱的中国。这种和平使得中国有了宝贵的时间，去探索各种道路。
观察这近30年的改革，可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四个重要问题：民主与法制、政治文明（如何执政）与经济要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如何建立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民主与法制，究其根本，其实只是对社会管理系统模式的争论而已。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回应西方的指责，西方只是别有用心，是一种标准的攻击手段，这与英国人对中国150年前使用的鸦片攻击，套取中国白银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的民主与法制是一个矛盾焦点，文明、国际战略角逐、国内社会矛盾、经济发展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和这个矛盾密切相关。其实在职业的政治家眼中，所谓民主或是法制，这两者都是一个国家——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古代国家——所必须同时具备的，不同只在于如何应用和应用在什么地方。如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是实行民主的地方，因为这里讲究的是效率和胜利。即使在美国，美国军人也清楚，美国军队的格言就是：“没有任何借口”。这其实是一种极端的专政，这种美国军队的专政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主。同样，前苏联的失败也说明在市场上不能实行军队那样的专政，必须让那些社会俗人为利益而自由奔波。民主与法制其实如同人体的两套调节系统，我们知道人体是由两套调节系统共同构成的，一套是神经调节，一套是体液调节（即各种激素调节）。神经调节快速而准确，体液调节缓慢而稳定，一个人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调节系统才是健康的，整个人体系统才能运行顺畅。我们所谓的法制其实是社会的神经调节系统，它需要人为地、有意识地管理；而所谓的民主则是体液调节，它是自发的、无意识地管理着整个系统。任何单纯依靠一套系统维持的管理都不可靠。所以，单纯依靠神经调节的前苏联越来越僵化，最后訇然崩溃；单纯依靠体液调节的西方世界多年来则像一个癫痫病人，一直无法克服自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其实西方经济学建立的两大基础就是：人在市场中是绝对理性的，即每一分钱花的都是绝对理性的；人也都是绝对自私的，绝对不会出于善心而把自己的财富无偿转让给他人，否则整个西方经济学就失去了支柱。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建立在社会完全由体液调节的基础之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自私的、理性的，社会通过财富这个血液自由流动、自发管理，但经济就像是非洲草原上的雨季和旱季，经济危机和经济繁荣交替进行，这就是单纯依靠完全自由、自发管理的结果。前苏联则正相反，内部一切依靠神经调节，没有流动性，任何细胞都只能得到分配来的资源，无法正常生长，结果整个系统越来越沙漠化，如同树木一样越来越干枯，最后稍经风雨雷电就訇然倒塌。神经和体液调节看起来是矛盾的，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的确都必须有这两套调节系统同时参与才能成功。如在现代欧美社会所引以为傲的经济领域，西方认识到经济危机的原因，所以也开始了改革。其实西方比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更早就开始了改革，只不过这种改革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而已，所以，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危机表现得不像以往那么强烈。作为西方领袖的美国人也不是实行绝对的民主和自由。实际上，美国、日本、欧洲各国的法律中，占绝大多数的都是关于经济的，各种法律条文既有宏观管理也有细致入微的条款——美国既通过反垄断法强硬制止垄断行为的出现，也通过美联储的利率杠杆调整市场行为，说是自由天堂的美国实际上一切都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只是它的治理手段更为高明而已；同样，即使是在奴隶制的古代国家，帝王虽然看似拥有莫大的权力，但这种权力的存在与否实际上是大臣、将军、封疆大吏们商议的结果，这如同现代的议会制，议会决定了谁是帝王、他有多少权力等，不同的只是现代议会制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议会大厦，而过去多是在某人的密室中——不要以为密室中没有民主，现代民主同样是利益群体间较量的选择，实质没什么区别。现代的民主改革实质上就是寻找一个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如何进行法制与民主的调节、民主和法制的转换或调解时应该走什么样的法律程序等。
执政能力与经济要求（即物质文明），这个矛盾看起来好像和冷战的结束相关，即某些人认为前苏联的失败标志着这一意识形态的所有国家都是失败者。其实这种论调背后的根源在于美国——美国因为赢得了冷战，它当然想继续扩大战果，完全确立美国的霸主地位，它所控制的媒体同时也推波助澜地宣传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论调。但国际政治中根本就没什么正义而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都清楚，任何社会都有一个适应性原则，即最适合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而最好的制度一定就是最适合这个社会的制度。人有差异性，不同的社会同样也有差异性，何况不同的文明间差异就更大了。欧洲的现代民主制度有欧洲一脉相承的历史积累，历经多少波澜壮阔的斗争才水到渠成，它今天成佛也是千年修炼得来的。别的社会、国家具有自己的特征，照搬西方民主制恐怕不走火入魔也修炼成妖精了——非洲在接触欧洲文明前是一片荒蛮的世界，根本没什么民主文明发展进程，西方人以为自己真的是耶稣，把西方民主制度原封不动地照搬到非洲，结果今天的非洲就是战乱、种族屠杀、靠出卖资源为生的代名词，谁能说得清欧洲的民主究竟为这里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祸水？俄罗斯在冷战之后以其特有的狂暴风格执行所谓的休克疗法，希望一夜之间走上西方民主制，但清晨开门见到的却是混乱和贫穷两位“神仙”，结果还得依靠强硬的普京实行铁腕管理，恢复秩序，才重新迎来久违了的、连续数年的经济增长。执政能力涉及到政府的威信，也就直接关系到改革的秩序，西方世界清楚这一个必然关系，但却告诫其他国家的人们要怀疑其政府执政的历史合法性、执政能力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阴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用武力推翻了独裁的萨达姆政权，而伊拉克人却也用暴力来回报美国人，因为谎言在战后就被证明了——美国人根本就不是为民主而来，它真正的目的就是：石油、战略要地和打击那些与基督教世代为敌的异教徒。
改革（3）
研究历史你就会清楚，任何社会的经济改革和运行都需要一个稳定和有威信的执政者。西方世界总是希望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利益矛盾指向执政者，这实际上还是源自那个基督教世界的大阴谋：要遏制中国这个异类文明的重新崛起。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历经三次改革，无论当时的改革是成是败，但每一次改革之后，中国都会前进一步，都会变得更具凝聚力，越来越向强盛的目标靠近。西方与中国打交道已经几个世纪，已经十分清楚，这个文明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核心，一旦失去这个核心，这个文明就会重新陷入混乱，不攻自破，中国的历史已经数次证明，丧失威信的中央政府或失去统一集权管理之后的中国社会就会诸侯纷争，战乱迭起，欧洲就可以重温清帝国和民国初期那段分而治之的好梦。
拥有一个稳定、有威信的执政者其实是中国之大幸，许多国人妄自菲薄反倒是国之不幸。
我们的这场改革不仅仅是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还要求我们的中国文明在将来具有影响人类的能力。自然，不是希望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文明间的优势对比实际上是一场能否吸收新鲜血液（即对方文明中的优势基因）而率先建立未来社会的主导文明，不是消灭对方，而是融合和超越。
至于如何建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实际上也是这场改革的四大问题之一，不能等到我们的改革成功之后再索取我们应有的地位。从实力—地位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么说不错，但这只是理论。如果从利益—地位这个角度看，实际上国际政治是种种交易的集合地，当一个国家处在博弈的环境中时，它的地位就时刻在变，此时如果有高超的谋略和预见，则可能获益匪浅。如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本来法国是一个战败国，但法国此时却表现了十分高超的外交艺术，使得法国在谈判中竟然成了主角之一，有时甚至可以操纵整个局面，最终的结果是法国不但没有为拿破仑战争赔付多少，反而跻身欧洲四大强国的行列，照样操纵欧洲的一切；再如冷战期间的中国，虽然当时中国的国力十分虚弱，但凭借在美苏冷战期间灵活转换立场——在美苏的跷跷板游戏中扮演筹码的角色而左右逢源，不但一直保持了总体和平的局面，而且没有陷进前苏联突然衰落的漩涡中，反而是在其解体的10年前就开始了改革历程，这不是一般智慧能够预见到的；沙特至今仍是一个封建酋长制国家，沙特王室在沙特控制着巨大的权利和资源。我们都知道沙特的屁股底下有世界最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美国的民主在这里止步不前，而美国却从来不对沙特大叫，甚至连一般性的外交谴责都很少，却对阿富汗、伊拉克大打出手，原因就是沙特可以通过欧佩克控制油价——1973年，阿拉伯人发动的石油危机直接导致了一次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所以美国派往沙特的人从来闭口不谈什么民主。可见，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国家，只要你手中有国际交易集会中的好牌，你的地位就是主角，而主角的背后就是丰厚的演出费。
最后，无论中国、欧洲或者美洲的历史都说明：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应该遵循一条原则，即任何改革都必须循序渐进，一定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