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这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
中国人150年的梦想
美国五星上将卡特里特？马歇尔（1880～1959年）年轻的时候在军队驻地的一次酒会上认识了一位小姐，酒会之后马歇尔开车送这位小姐回家。
这位小姐的家离驻地并不远，可是马歇尔却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车开到她家门口。
“你应该来这里不长时间吧？”小姐问，“因为你好像对这里不熟悉。”
“不，正相反。您知道，这地方并不大，如果我对这里不熟悉，我怎么能够开车一个小时却一次也没经过你家的门口呢？”马歇尔微笑着说。
不久，这位小姐嫁给了马歇尔。
如果中国不熟悉这个世界，怎么能成为唯一不间断的文明体系，18世纪唯一未被征服的大国，今天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呢？它注定会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富足的生活和显赫的声誉。
财富：重现盛唐（1）
●财富崛起：参与全球新经济时代
历史上的大帝国都必须首先是财富崛起然后才是全面崛起，纵观历史上每一个大帝国崛起也的确都有一套自己的聚敛财富的手段：
美国是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投机、良好的移民和教育制度；
英国是靠庞大的殖民地经济、强大的海军和工业革命；
法国是靠殖民地、掠夺欧洲财富和工业革命；
俄罗斯是靠不断地扩张、参与欧洲战争、抢劫亚洲大陆；
德国是靠建立战争机器；
日本是靠接受西方经济和法律制度、国家军国化、军事掠夺；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靠海洋扩张、殖民掠夺；
荷兰是靠把握欧洲的海洋贸易、港口贸易；
中国最为君子，在世界大国中可以说唯有中国真正做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自古是靠挖掘自身潜力。中国有这样的可能，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统一市场，仅这一点就在当时的世界上绝无仅有。包括罗马帝国这样一个与中国同样庞大的帝国，它的内部也是一个主要依靠掠夺和奴役形成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和平的贸易体系。中国则自秦、汉、唐、宋、明、清都是依靠自身的庞大贸易体系和广大农民的劳作，这其实也是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就在太平洋湛蓝的海水之下有一条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海岸，经由夏威夷延伸至日本海岸的海中经济带。这条经济自由区总长5000英里，其中海洋生物十分丰富，因而也就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夏威夷海洋生物学家杰夫？波洛维纳说，这条太平洋洄游路线“是重要的海洋巡游区”。
“这项发现的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太平洋中的生物并不是漫无目的地游动，相反，它们固守着老路线，尤其是‘叶绿素锋面’——给这条超级高速公路更加确切的名称。这一锋面正好横穿太平洋。这条通道出现的原因显而易见：食物。这里是‘小餐馆’林立的地方。如果背离这条通道，那就好似在某个下雨的安息日在威尔士的乡村小路上迷了路一样，就是游上好几百英里，也找不到食物。”①
对于海洋来说，全球自古就“一体化”了，然而海洋中的生物却仍然形成各种经济区，而不是在海洋中平均分布，这和今天已经经历全球化500年的世界何其相似！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并不独立于自然界之外，人类社会的许多经济模型都可以在自然界找到镜子，同样，我们了解了自然界的“经济状态”也总是能启示我们未来该如何走。
不知道海洋中的生物归不归上帝管，但西方世界是听上帝话长大的。而西方世界则是人类几百年来的财富巡游区。西方的财富不是上帝给的，上帝只给了他一本《圣经》，他的财富是抢来的，文明地说是竞争来的。从北欧的海盗到罗马帝国的大地主、之后的殖民者，再到拥有特权的欧洲贵族，最后到今天衣冠楚楚的跨国公司CEO，这就是欧洲人走过的历程。当西欧是一种封建领地经济时，欧洲的城堡就是财富的象征——他们的地位、财富和权利都仅次于坐在封建领主经济顶峰的国王，这些城堡的主人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军队的将军，每一次战争之后不幸的人死了，幸运的人则成了财富的拥有者。太平洋中的这条巡游区的形成同样得益于两个条件，其一是海洋地理因素；其二是生物的生存原则：弱肉强食。也就是说，海洋中的巡游区与人类的经济社会都遵循的原则有着一致性。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全球化绝不是全球平均化。全球化从某种意义来说则很容易将某个国家卷入到流失财富的陷阱之中。
其实全球化只是流通的全球化，对于经济而言则总是有中心的。原因是人类社会总是在遵守着这样两条规则，即财富总是聚集在少数人手里和人类又不可能有绝对的平均化这两条规则。而竞争的存在，也就是在说中心总是会转移的。
中国自秦汉帝国时期开始，直至18世纪一直是世界财富的中心之一，只是西方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方面有了超越之后才有了大规模财富转移，而中国要做的就是重新成为一条人类财富未来的巡游区，即回归盛唐时代。
海洋是开放的，但如阿根廷人所说：“开放并不等于增长”。中国开放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而交流的目的就是使财富流动，这样才会拥有竞争的机会。例如冷战时期也是双方财富的冷战。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的老练成熟面前显得那么稚嫩，以至杜勒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言到了前苏联的失败。然而失败者也不是一无所获，他有一个收获就是清楚了自己，清楚了别人。这也许听起来颇有点讽刺，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来说，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件好事。这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沧桑的历史，荣辱不惊、百折不挠是这个民族的生存哲理。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绝对不仅仅是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形式，而是保持了对成功与失败的社会总结和思考，再对比和学习西方的经济手段，加上它本身几千年的经济哲学，这就是预言中国必将后来居上的论据。
经济不是绝对的自由，任何游戏都有规则。社会主义善于从宏观的角度行事。自然，在初期它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但不是说这方面毫无价值，二战后，无论在前苏联还是中国，作为经济恢复期它们都做得很好。冷战的双方对经济的分歧主要是国有还是私有，宏观计划还是市场经济，其实主要的就是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和手段的分歧。而一旦中国既学会了西方的市场理论又总结了宏观计划之后，是不是就更多了一张牌？
数次金融风暴带来了要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的声音，经济边界的淡化带来了民族商业保护的要求，这成为现代经济辩论中的两大中心问题。而这些在以往的西方传统经济学中是不被推崇的，那时他们相信的是自由经济，他们相信完全的自由经济可以带来完美的生活，政府不需要干涉什么，因为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它会自动调节整个市场的运作。但今天，西方的经济教科书已经改了，西方人终于放弃了经典的自由。再自由的经济学，没有政府有意识的干预，市场就像是一个没有节制的机器，形成运转、疯狂运转、冒烟、崩溃，然后休克，然后再运转、疯狂运转……这样一个循环，它的确带来了无限繁荣，但也带来了真实的战争后效果，即经济危机后的社会就像是刚刚经历战争后一样虚弱，并且这种经济危机造成的打击也绝不亚于一场举国战争。
所以，西方知道了自由经济的危害，也悄悄地接受了政府管制的良药——不要以为西方世界就是完美的，他们同样在悄悄地学习我们，只不过他们觉醒的比我们早一点而已。
财富：重现盛唐（2）
如二战后的中国台湾，它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算是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地区，但它的大部分经济其实都是由台湾地方政府控制的，这种控制至今仍然表现明显，官方还在社会经济中进行着大比例投资。
韩国也是一样，甚至更明显，韩国的钢铁、汽车、电子工业等许多韩国人为之骄傲的经济领域，实际上很多都并不属于私人财团而是属于韩国政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这些企业的效率，这些企业现在都是世界著名的大企业，有非常强的竞争能力。
中国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调和，而是为了超越，经济上尤其如此。
其实，从经济学上来说，无论从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即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市场竞争能力上来看，并没有证明私企必然优于国企。也就是说，中国不是说要完全私有化才能赢得利益，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完全失败的。如果说他们的第一模型在韩国，那么第二模型则在中国。韩国在国有控股企业经营方面做得都很好，中国可能会借鉴他们，但中国显然需要考虑得更长远、更深刻，所以中国只会借鉴而不会全盘模仿，中国必然会形成自己的、具有超越性的经济模式。
全球化不是意味着富国可以为所欲为，也不是说穷国可以任意讨价还价，而只是意味着竞争的机会更多了，也许世界现在还没完全领教到中国人善于竞争这一事实。
在国际经济学中谁都知道金钱是力量的源泉，而国际政治学也明白地告诉我们力量是“立法”的最好工具，一个简单的逻辑而已。
“那么什么是最现实的选择？” ②
既然是在现实中选择，那就首先要有一个现实的分析，然后再有一个现实的结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我们的智慧往往应用在从百姓生活到国家谋略的任何方面，对于这点，从整个东方的宏大历史谋略到中国人的细小造假行为，无一不是例证。
所谓分析，就是要知己知彼。首先要清楚我们处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什么时期，它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然后清楚我们自己处在什么地位，拥有什么样的起点。分析唯一的要求就是客观，要不带任何民族感情的分析，然后才是制定民族国家的客观发展规划。分析出要达到这个发展规划的条件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从中国民众普遍的雄心壮志来看，中国的长远目标有可能成为世界发达富强的国家之一，那么实现它的条件是什么？
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共同的效果体现，是一个系统运行，而这个系统本身也是不断改变的。在英国圈地运动以前，整个世界的经济是一种由无数小农经济组合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技术导致效率提高，效率提高又导致整个经济系统的改变，整个系统开始围绕更高效、更有利可图的工业经济这个核心运行。同时，政府政策也在不断地适应着经济的要求，或者被动地调整，或者主动地改革。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政府政策也就随之改变而改变，不然的话，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反过来，政府统治也深受经济停滞、倒退之苦，正如明治维新和同时代的大清帝国相比一样。看起来好像适应别人领导的技术进步似乎是中国近代才遇到的问题，其实，世界一直如此。只是中国太过于轻视技术，对它的研究自古就很弱，尤其是对技术、经济及社会的系统研究。大清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