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认为：“一国国力的强盛如果大得已经对其他强国构成威胁，那它自己也会招来对应的威胁：任何强大帝国对国际社会的统治企图都必然要面对一个反抗者联盟。”②杰维斯所总结的就是欧洲的历史教条之一。类似太阳王路易十四图谋欧洲的梦想破灭、拿破仑帝国经典的覆灭、哈布斯堡家族的辉煌不再、希特勒纳粹野心的失败等，都告诫欧洲和世界大国，任何大国企图统治世界的话必然要思考自身是否拥有对抗一个强大联盟的实力。即使是在今天，其他国家同样也面临一个赌注：加入称霸帝国的阵营还是加入反对联盟的阵营？不仅仅是小国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现代大国也同样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美国的力量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强大，它的优势非常明显，并且，从历史角度来看，反对联盟也有失败的时候，如罗马帝国的建立；蒙古帝国几乎击败了所有的联盟或单一强大对手；中国历史上的秦帝国同样也将其他六国联盟永远消灭了。比较而言，美国相对同一时代的任何大国或国家联盟都要强大得多，难道美国就没有重新征服世界的能力吗？中国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潜在大国，显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炉边谈话（2）
●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我们都是亚洲人
在建立日中印这个轴心的过程中，以目前的偏激民族主义者看来，中日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其实，尽管中日间的矛盾在近现代史中非常深刻，但在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中，无论曾经有过多么残酷的战争，大国间仍然保持着时刻合作的可能。中日间在2000年的历史中也只是在近现代才兵戎相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日间的历史共融性与和谐性远远比相互间的矛盾要深远。
即使是在现代，中日同时作为世界大国，同样可以构建许多共同利益。如在1993年后，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日本与中国此时看起来更具矛盾——在俄罗斯石油资源的争夺上表现得很惹人注目（如安纳线与安大线之争）。但在南面，中国和日本都同样对中东的石油依赖程度很高，当泰国主张修建克拉运河的时候（日本一直积极支持泰国修建通过克拉地峡的类似工程），中国一方面因经济发展而面临能源紧张，一方面担心因台湾等问题面临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的威胁，所以有可能促成中日泰共同修建克拉运河，这实际上表现出中国和日本对马六甲海峡和中东石油有共同利益的一面，当马六甲海峡为第三方威胁的时候，中日就有了共同行动的可能。在中国一直就有“马六甲困局”的说法，即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航道大多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美国在马六甲海峡周围拥有许多盟友和军事基地，如新加坡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基地等。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必然需要大量的航运和石油进口，这在战时将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
在现实中，中日同时都对中东的石油供给线有迫切的需要，一旦面对共同威胁的时候，中日间还是有携手共进的可能。同时，仅以这条石油供给线为例，鉴于印度的位置，中日显然还需要和印度联手，而一旦印度经济与中国经济和中日间经济一样密不可分的时候，石油作为经济的动力就不仅仅关系到亚洲这三大国其中之一的利益了，而是和三者都有关系，显然，它们有理由合作。
另外，在文明的范畴中看——显然，是亨廷顿先生为我们出了这个题目，中日印三者也存在共性。
不妨首先反观欧洲一下——法德几百年的恩怨在现代不也一样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提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情绪。
近几年，我们可以从网络上看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都很活跃，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国家间基本的民间政治，尽管它不能代替政府，但它无疑可以长久地、潜在地影响国家政治，有时它也会像火山一样猛烈爆发。我们知道，现代民族主权国家政治思想体系都是起源于欧洲，参考欧洲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间政治合作和竞争等发展、演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论述的民族主义在国家政治和国际行为中的作用最有代表性。对我们来说，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论述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为现代欧盟——一个团结的欧洲提供了思想论证。他告诉欧洲人，他们是拥有统一性的，可以团结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相近的传统习俗、政治和血缘相通的王室、还有得到共识的现代国际规则和具体的运行机制，在历史上，他们也有过一致对外的历史，如十字军行动、对抗亚洲腹地游牧民族的入侵等。所以，他们完全有可能结成一个完美的共同体。是不是中日间也有许多共性呢？中日间的文明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字一样、儒家和佛教都是文化思想的主体，种族一样，都属蒙古人种，民间传统习俗和建筑、服饰等都有许多共性，如果说中国汉族可以和差异巨大的周边游牧民族都能融合为一个国家，为什么与更为相近的日本人反而渐行渐远呢？
利奥波德？冯？兰克在论证欧洲具有统一意识的时候，正是欧洲政治日渐成熟和波澜壮阔的时候。普鲁士对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追求、1848年冲击整个欧洲的革命、还有维也纳会议等这些都表现出欧洲的政治多么复杂，从民族主义角度看，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战争对现代欧洲的影响最大；而1848年的革命是遍及整个欧洲的，并没有止步于民族这个界线前；此后，维也纳会议第一次确立了欧洲协调（theConcertofEurope）的原则，并为之建立了完整的体系——维也纳体系。这表明，欧洲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也有很强烈的统一意识，最妙的是，这两者间并不是绝对的矛盾，它们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和谐地共处。这对中国、日本和印度最有比较意义，如果说中国、印度和日本是亚洲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话，中国历经2000多年，周边又有许多异族，但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很强烈，致使凶猛的异族的入侵往往以和睦的政策代替原来的民族隔离政策。鸦片战争后的亚洲革命如同1848年的欧洲革命，同样遍及日本、中国还有印度；至于类似维也纳体系那样的协调体系则已经存在很久了，那就是中国与周边建立的保护体系。这样，欧洲和亚洲在大国合作上还是有共同性可循的，也就是说，亚洲国家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像法德那样的合作也有可能在中日间展开。
亚洲的政治家迟早会与欧洲的政治家一样，也对地区统一抱有同样的信心和认识，因为这关系到亚洲整体的兴衰。梅特涅的助手根茨论述道：
“（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现代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
“欧洲命运取决于在总的体系中占有优势的列强的国际体制”；
欧洲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欧洲的联合构造（federalconstitution）”。③
自然，现实政治家的政策不可能像思想家那样仁慈，梅特涅的民族政策显然带有压迫与强制色彩。在亚洲，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直就是寻求亚洲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
炉边谈话（3）
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民族主义思想，因为他阐述的统一欧洲并不是以消灭民族主义为代价的，而是认为二者可以共存共荣，这对在全球化中如何保持民族特性来说很有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一书是表达他本人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和亲切感——在宗教革命中，德意志民族第一次认识到团结的重要，这对后来德国的统一至关重要，这也表现在他的《普鲁士史》中：“祖国的发展与自己主张的一致，这是一种幸福。”④利奥波德？冯？兰克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主要演绎的是欧洲列强争霸，而这之后的欧洲民族主义普遍崛起，并且掺杂到国家政治和欧洲政治中来。
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民族主义也论述了每个民族都有的共同性，那就是每个民族都是一个社会，都拥有各自的价值观，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并不能在这里完全应验，每个民族的价值观都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有它自己的运行状态和环境。——中日印间一体化其实也并不是民族的一体化，正如欧洲的一体化并没有抹掉欧洲各个民族的特性一样。利奥波德？冯？兰克认为民族主义应该得到保持，中国和日本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和利益，彼此间不能因为历史中的战争而否认这种特性和利益，那将无异于种族歧视。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一个依靠民族征服来获得天下的社会了。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思想，如果说现代社会仍然有民族同化，那也是在首先接受现代社会共识的环境下并且是依靠社会竞争魅力吸引他人而不是南非以前那种种族隔离和征服。
在相互依赖的今天，民族主义利益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利益之外。这也就注定了民族主义利益必须要融合在全球共享利益之中。利奥波德？冯？兰克所说的民族主义与地区共同体也就有了现实基础，而不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东西。“不管我们内部有多少纷争，也不管我们的发展水平如何迥异，也不论我们以往是否经常处于敌对，当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整体。”⑤在《论列强》中，他做了一个比喻：在一个会议中，如果只有一个发言人高谈阔论，或者其中所有人都重复一样的话，那么这个会议就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会议，而“只有经过自由发展的、许多的拥有不同个性的人集合在一个更高的境地，或者处于互相争论和补充的状态中才能让这个集合更有意义，才会使人兴奋”。同理，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其中一个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或民族将毁灭其它国家或民族，而把它们混合起来的结果正相反，毁坏的是每个不同个体的特质，从而将产生新的集体和谐。”⑥
当然，在利奥波德？冯？兰克那个时代，还看不到欧洲统一的曙光，兰克只能认为维持欧洲均势是最好的办法，这需要自觉，而自觉在政治上从来都是一句空话——如果有自觉，历史就不需要演变了。中日印间还没有达到欧洲统一的那种程度，但在一体化的初期却可以采取一种以均势为基础的联合来保障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化出最佳合作机制来。它保障各国主权独立，也不限制他国内的制度，更不可能强调一国的优越性而采取干涉他国内政政策。三者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英国外交大臣卡瑟尔累和坎宁就是这种均势思想的积极支持者，这显然是英国希望维持欧洲大陆均势，不想看到一个联合的欧洲，而梅特涅所主张建立的神圣同盟则是一种以一个强大的帝国重新构建一个大欧洲，而利奥波德？冯？兰克则很好地把他们二者的观点中庸到了一起。
利奥波德？冯？兰克最注重强调的就是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应该融合，彼此包容，即“没有这两者的结合，世界将一无所有”。
尽管利奥波德？冯？兰克强调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的和谐相处，但他终究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不论是欧洲还是世界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与权力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