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常用模式。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过于庞大，而相对这个市场任何国家的投资都是有限的，如果把摊子铺的太大就会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亏损。相反，如果像新加坡一样把有限的资金投在相对集中的地方则会显现出优势，这有利于这个国家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其实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原则，并且，就在不久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已经清楚地写明了这种结果——在1840年到1941年的中国，中国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段历史中，欧美各国及日本在中国划分殖民地范围。这实际上就是说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单独占有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在殖民初期，也曾有国家向往越多占有中国市场越好，但结果表明，这有时是适得其反的。50年后，中国的人口或许增长到16亿左右，占世界的1/5，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单独占领占世界1/5的市场呢？不但世界上没有国家可以，就是中国自己也要让出不小的份额给这个边界日益淡漠的世界。
在中国促进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也是周边国家担忧国家安全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国家安全已经与传统上的国家安全不同，中国可以通过促进这种从经济到文化等各个层次的相互渗透来达到由下至上实现亚洲一体化的目的，即与欧洲一样，首先实现亚洲各国经济一体化再实现政治的一体化。对周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全球化的好处是一切都是流动的，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规模和日益增长的财富吸引周边国家自愿地加入到一体化的进程中。
亚洲国家最担心的也许是所谓国家安全，但国家安全实际是国家利益的体现——如果中国的经济已经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融为一体，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利益已经与中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明白中国历来是：如果说西方是依赖武力征服世界的话，那么中国2000年来一直依靠融合来吸引世界。世界对国家安全的重新认识也由来已久了。1983年，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发表了《重新定义安全》一文；1989年，杰西卡？塔克曼？马修斯同样写了一篇名为《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提出国家安全的定义包含的范围已经十分广泛，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主权、领土、战争等范畴。不仅是使用武力才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还包括诸多领域，如环境、能源、国际航运、国际金融动荡、外贸、互联网信息交流和电信、人员流动等等。同年，奈温？布朗发表了《气候、生态与国际安全》①。这些都表现了国家安全在全球化中所将面对的必然问题。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于他们的触角和利益遍布全球，他们对这些问题就表现得更为敏感。全球化促使整个世界向一个共同的社会迈进，而在这个旅程中显然要先经历地区一体化的这个阶段。中国只要能够在这些领域起到关键作用，周边国家和世界就必须倾听中国的声音，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一直能够成为左右亚洲的重要力量就是因为日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能够在亚洲平衡美国的作用。同理，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强，西方七国已经无法将中国排除在会议桌外而单独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美国在考虑朝鲜半岛问题的时候中国因素也是至关重要。在中日间，自1986年广场协议后一蹶不振的日本经济因中日贸易的扩大而走出困境；在中韩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已经大于对美国的贸易，这已经拉近了中国与韩国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