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那儿，前臂搭在吧台上，一只脚踩在身旁吧椅底部的横档上，努力判断自己的感觉。我认为，同几分钟前相比，现在不那么痛心了，而是有种古怪的失落感。但失落了什么呢？
“还要一杯？”
我本想点头，但还是控制住自己，摇摇头。“现在不要，”我说，“可以给我换些一角硬币吗？我得打几个电话。”
他帮我把一元钱换成零钱，然后把公用电话的位置指给我。我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掏出笔记本和笔，开始打电话。我花了几个硬币来了解谁在负责达基嫩的案子，又花了两三个硬币找这个人。最后，我终于被转接到城北分局的办公室。我说想跟德金警探讲话，一个声音说道：“稍等，”然后，“乔，找你的。”片刻之后，另外一个声音说：“我就是约瑟夫·德金①。”
我说：“德金，我叫斯卡德。我想知道你是否抓到达基嫩凶杀案的凶手了？”
“我没听清你的名字，”他说。
“我是马修·斯卡德，我不是要从你那儿打探消息，而是要提供消息。如果你还没抓到那个皮条客的话，我可以给你些线索。”
片刻停顿之后，他说：“我们还没抓到任何人。”
“她有一个皮条客。”
“我们知道。”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瞧，斯卡德先生——”
“她的皮条客叫钱斯。那也许是名，也许是姓，或只是一个绰号。犯罪记录里没有他，至少没有这个名字。”
“你是怎么知道犯罪记录的？”
“我从前是警察。瞧，德金，我有很多信息要给你。我们谈一会儿如何，你可以随便提问。”
“好吧。”
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钱斯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向他详细描述钱斯的体貌特征和他的汽车，外加驾驶执照的号码。我说他至少控制了四个女孩，其中有位索尼娅·亨德里克斯女士，可能大家都叫她桑妮，我描述了她的长相。“星期五晚上他把汉德瑞克斯送到中央公园西街四百四十四号。她或许住在那儿，但也有可能是去参加为一个名叫基德·巴斯科姆的职业拳击手举行的庆功宴。钱斯对巴斯科姆很感兴趣，也许那栋大楼里有人为他举行庆祝会。”
他想要插话，但我不停地讲下去。我说：“星期五晚上钱斯得知那个叫达基嫩的女孩想要终止他们的关系。星期六下午，他到她在东三十八道街的住处找她，告诉她他没有异议。他让她月底搬出这个公寓。那是他的公寓，是他租下公寓把她安置在这里的。”
“等一下，”德金说，我听到沙沙的翻纸声。“登记的承租人是戴维·戈德曼。达基嫩的电话也列在他的名下。”
“你查到戴维·戈德曼这个人了吗？”
“还没有。”
“我猜也查不到，也许戈德曼是钱斯雇来为他做掩护的律师或会计师。我只能告诉你这些，钱斯看上去根本不像会叫戴维·戈德曼这个名字的人。”
“你说他是黑人？”
“对。”
“你见过他。”
“没错。虽然他没有固定的出入场所，但有几个地方他常去。”我把几个地点开列给他。“我查不到他住在哪里。我猜他是有意保密。”
“没问题，”德金说，“我们可以逆向追查。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们，记得吗？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号码去查他的住址。”
“据我所知，那是他的代接电话服务站的号码。”
“好，他们会有他的电话。”
“也许吧。”
“你听上去似乎挺怀疑？”
“我想他不愿让别人轻易找到他，”我说。
“你是怎么发现他的？你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斯卡德？”
我想挂断电话。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们，但不想回答问题。但我比钱斯好找得多，如果我挂断德金的电话，他很快就会把我找去问话的。
我说：“我星期五晚上见过他。达基嫩小姐让我给她当调停人。”
“调停什么？”
“告诉他她想要跳出火坑。她不敢亲自跟他讲。”
“所以你就替她说了。”
“对。”
《八百万种死法》 第二部分应招女郎被剁成肉酱（3）
“怎么，你也是皮条客吗，斯卡德？她从他那里跳槽到你那儿？”
我握着话筒的手一紧。我说：“不，我不干那种勾当，怎么，德金？你妈想换个皮条客吗？”
“到底怎么——”
“小心你的臭嘴，如此而已。我可是把内幕消息都告诉你了，我本来不必给你打电话。”
他一声没吭。
我说：“金·达基嫩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我的情况，过去有一个叫古吉科的警察，他认识我。他还在城北分局吧？”
“你是古吉科的朋友？”
“我们互不欣赏，但他可以告诉你我为人诚实。我告诉钱斯她想退出，他说他并不介意。他第二天去见她，跟她说了同样的话。结果，昨天晚上有人杀了她。你们仍旧认定死亡时间是午夜？”
“对，但只是估算。他们发现她时已是十二个小时之后了。你知道，尸体的状况几乎让验尸官考虑改行了。”
“唉。”
“我看最可怜的是那个旅馆服务员。她来自厄瓜多尔，我想她是非法移民，几乎不会讲英语，结果偏偏让她撞上那种惨状。”他哼着鼻子说，“你要不要看看尸体，好帮我们确认一下？保证让你看了终生难忘。”
“你们确认是她吗？”
“哦，对，”他说，“我们有她的指纹。几年前她在长岛被捕过。当街拉客，拘留十五天。此后没再被捕过。”
“后来她在室内接客，”我说。钱斯把她安置在三十八道街的公寓里面。
“真正的纽约冒险之旅。你还知道些什么，斯卡德？如果我们需要你时怎么才能找到你？”
我没有别的信息了。我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他。彼此之间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我挂断了电话，接着，电话铃响了起来。我的一角钱只够打三分钟电话的，我现在欠了四十五美分。我在吧台又破开一美元，将零钱放进投币口中，然后回到吧台又要了一杯酒。还是“早年时光”，直接喝，不加冰。
这回味道好些。酒一下肚，我感到体内的什么东西化开了。
聚会时，他们告诉你让你酩酊大醉的是第一杯酒。你喝了一杯，便一发不可收拾，不知不觉中，你会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直到喝醉为止。好吧，或许我不是酒鬼，因为我的情形不同。我喝了两杯，心情比没喝之前大为好转，因此，我当然没必要再喝。
然而，我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考虑是否要喝第三杯。
不。不喝了，我真的不想再喝了。我这样很好。
我在吧台上留了一美元，将其余的零钱收起，然后回家。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时，我没想进去。我当然没有要停下来喝一杯的欲望。
此时，较早一期的《新闻》报应该已经出来了。我要走到街角去买吗？
不，去它的吧。
我在前台停了下来。没有留言。是雅各布当班，他正懒洋洋地一边哼着小曲，一边玩填字游戏。
我说：“嗨，雅各布，谢谢你那天晚上帮的忙。帮我打那个电话。”
“哦，没什么，”他说。
“不，是帮了大忙，”我说，“我真的很感激。”
我上楼准备就寝。我疲惫不堪，气喘吁吁。有一会儿，就在入睡前的一刻，我又一次体验到那种古怪的失落感。但我到底失落了什么？
七天，你戒了七天酒，以及大半个第八天，然后你失去了它们。它们没有了。
8
第二天早晨，我买了《新闻》报。一桩新暴行已将金·达基嫩挤出了头版。华盛顿海茨住宅区，一名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年轻住院外科医生在河边大道遭抢后被枪杀。他并未反抗，但抢匪却毫无理由地射杀了他。死者妻子有孕在身，将在二月临盆。
妓女惨死案已经移到里面的版面。报道的东西没有超出前一天晚上我从德金那儿听到的内容。
我在外面走了很久。中午，我去了一趟基督教青年会，但心绪不宁，便在自我表述时离开了。在百老汇熟食店，我买了一个熏牛肉三明治，并喝了一杯黑啤酒。我在晚餐时又喝了一杯啤酒。八点半，我回到圣保罗教堂，在附近绕了一圈，没去那个地下室会议室便回旅馆了。我迫使自己待在房里。我想喝酒，但我已经喝了两杯啤酒，并且决定每天的定量为两杯酒。只要没超过那个限额，我想就不会惹麻烦。无论是在早晨喝，还是在睡前喝，无论是在房里喝，还是在酒吧喝，无论是独酌，还是群饮，都未尝不可。
第二天是星期三，我起得很晚，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吃了一顿延迟的早餐。我走到市图书馆，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然后在布赖恩特公园闲坐，直到毒品贩子让我神经紧张为止。他们已经完全把公园变成了他们的领地，在他们看来，只有潜在的买主才会劳神到这里来，所以不断地有人过来兜售兴奋剂、镇定剂、大麻、迷幻药，和上帝才知道的一些玩意，让你连张报纸都看不成。
我当晚去了八点半的聚会。聚会常客米尔德丽德宣布那天是她戒酒十一年纪念日，赢得一阵掌声。她说自己并无秘诀，只是戒一天算一天。
我心想，如果我睡前不喝酒，就会戒掉一天酒。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要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会后径直去了波莉酒吧，一连喝了两杯酒。我和一个家伙展开热烈讨论，他执意给我买第三杯酒，但我让酒保换成可乐。我对自己很是满意，知道自己的极限，坚持住。
星期四，我晚餐时喝了一杯啤酒，然后去参加聚会。休息时，我离开那里。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停留，但不知怎么硬是没有点酒，之后匆匆离开。我心神不宁，在法雷尔酒吧和波莉酒吧进进出出，但都没点酒。离波莉酒吧不远的酒铺仍在营业。我买了丹特波本酒带回旅馆。
我先冲澡，准备上床。然后，我打开酒瓶，往杯子里倒了大约两盎司酒，喝完后入睡。
《八百万种死法》 第二部分应招女郎被剁成肉酱（4）
星期五一起床，我又喝了两盎司酒。我确实感到酒力，十分舒畅。整个白天我没再喝酒。就寝时，我又喝了一杯，之后倒头便睡。
星期六醒来时，我头脑清醒，没有喝酒的欲望。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能这么成功地控制酒瘾。我甚至想去参加聚会，与大家分享我的秘密，但我能想象得出他们的反应。会心的表情，会心的笑。清醒者自以为是的样子。此外，能控制酒量并不意味着我就应向他人推荐这种方法。
上床前，我喝了两杯。几乎没有感觉，但星期天早晨醒来我觉得有点晕，于是慷慨地给自己灌了一杯醒脑酒，来开始新的一天。效果不错。看完报纸，我查了一下聚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