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地拖着一辆马车，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沙路前进。位子在马车上部的幸运的乘客不时地——尤其是路变得更加陡峭的时候——对下来拉车的兄弟姐妹们表示同情和怜悯。
必需承认拉车人的惨状促使乘客认识到了在马车上部的位子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并使他们比以前更加绝望地抓住拉车者不放。如果乘客确信没有谁会从车上下来拉车，可能的情况就会是：排除捐赠用于购买药水和绷带的资金不管，他们就会自己动手而不是只让下来拉车的人去干（Bellamy，1887，12）。
换句话说，马车上部的位子的价值不是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它们的价值只是有人肯下来拉车才体现出来。
一旦我们承认居于政治中心地位的价值性资源具有内在相关性，那么——借用施茨克内德（Schattschneider，1960）的话来说——带有偏向性的流动（mobilization of bias）的政治现象总是会出现。人们没必要采纳认为政治斗争是一些人的收益以另一些人的损失为代价的零和结局的极端性立场。如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指零和结局），那我们就不能说政治的中心是价值性资源的分配，因为这时这些资源没有任何价值。
政府的主要活动是对居民的收入进行控制。政府有很多机构对税收、公共开支及其规则的制定等进行管理。如果这些机构安于现状，那很明显，政治冲突将使某些人以他人的损失为代价并从现状中受益。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通过投资于A部门而不是B部门来改变现状，那么这种选择将使A受益，而B却付出同等的代价。例如，大多数非洲国家实行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这一政策损害了农业部门的利益，那么即使农业部门的收入得以按计划（当然这是难以置信的最佳情况，Bates， 1981）绝对的、长期的保留，它们还是会遭到损失，因为它的购买力相对于其他部门来讲已经下降了。
另外，我们把政治当成是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另有一些人主张政治是冲突的解决。我并不想考察冲突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加以解决，我只是说冲突是可以控制或处理的。 问题是由谁来实行控制和管理？
很明显，断言冲突是可以管理和控制的人是要借此来突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即管理者扮演权威的角色。换句话说，政治包含着权力差异。象其他的价值性资源一样，权力也是具有相关性和依存性的，并且存在分配不均的现象。但权力包含哪些内容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巴拉奇（Bachrach）和巴拉茨（Baratz）的分析会大有用处。 他们在权力（power）、权威（authority）、影响（influence）和暴力（force）这四个基本概念之间作出了区分。
在他们看来，权力有三个基本特征：它关注的是两个（A和B）或更多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利益或价值冲突；A对B施加权力，同等程度，B需按照A的意思去做；B按照A的要求从事是因为B害怕来自A施加的有效制裁的威胁（或直接或含蓄）。尽管每个组成部分都是权力实施的必要条件时，但只有当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我们才能说存在权力关系。
与权力不同，权威关系不必包含价值冲突的内容，在这样一个关系中，B按照A的意思去做，是因为B认为A的要求是合理的（reasonable）。这种服从并不源于公开的价值冲突，反之，B和A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他们举了一个关于士兵的例子，士兵服从长官的命令是因为士兵视这些特殊的命令和由总路线决定的命令为合理的。这种关系要有条件，对这一点，我将要在下面的分析中谈到。
影响位于权力和权威之间。与权威不同，在B服从A的要求的同时，包含着冲突。然而影响力的根源并不在于对制裁的恐惧。相反，B按A的要求从事是出于对A的尊重和敬意，或者是B有求于A。
巴拉奇和巴拉茨的区分非常有用，因为它说明了为什么权力必定是取决于其他依存条件的。被监禁的囚犯不可能在午夜对他人施加权力。与此同时，权威和影响也只不过是权力的特殊情况。
权威与冲突无关的思想和政治主要关注冲突的控制和处理的思想完全不一致。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无公开的价值冲突并不等于就不存在利益冲突。相反，它表明B因为教化或社会化的作用而认为他们一起享有相同的价值并因而享有相同的利益。正如鲁克（Luke，1974， 24）指出的，
难道不是通过权力的作用以改变人民的观念、认识和偏好，通过使人民接受权力拥有者在既存秩序的地位这些最为高明的方式——或者说是因为人民看到或认为已别无选择，或者因为这看来很自然以及这一切的无法改变，或是因为人民把这一切当成上天注定的和有利的——来阻止人民的抱怨和不满吗？我们假定，没有不满和抱怨能等同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真正的一致和共识，但这就过于简单地排除了存在虚假的（或为法令操纵和摆布的）一致的可能性。······
不管这是否高明，鲁克所指的现象中包含有履行权力的成分。总的一点就是，权力的实施决不允许冲突的公开存在。
我们再次分析一下巴拉奇和巴拉茨的例子，就会发现他的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的假定等于是无限延长了人的生命。即使军官能够通过求助于已成共识的、已经内化的评判是否光荣和勇敢的标准的价值观的帮助，以引导士兵的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军官下达的与敌人战斗的命令仍可能与士兵的最佳利益不相符合。并且对于多多少少没能对恰当的行为规范加以内化的少部分士兵来说，提醒士兵说，没有任何一支军队会缺少严明的纪律和程序，甚至包括军事审判都是这样，这非常有用。
第二部分 何谓政治能力第7节 政治权力的相关特性（2）
与此相似，在一个属于影响（influence）范畴的关系状态中，服从之不来自对制裁的恐惧这一点也已含蓄地承认教化和社会化所起的作用。教化包含着道德奖赏和物质鼓励，宁愿选择“胡萝卜”，也不选择“大棒”。但是缺乏明显的对消极惩罚的畏惧，这并不排除B会心照不宣地认为A有能力对自己实行攻击。很明显，当A不明显求助于惩罚时，A并不那么令人恐惧。但在现实的应用中，就很难对影响和权力加以区别。我认为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权力。
这一结论与最近的一些研究观点一致。克罗奇（Crozier）和弗里伯格（Friedberg）指出：
权力只能通过特定关系中的行动者的交易来求得增长。在这一意义上，两个党派间的每种关系都预先假定二者之间存在着交易和相互适应。权力永远与谈判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交易的结果，因而也是谈判的结果，并且至少有两方卷入其中（1980， 30…31）。
他们接着指出，当权力含有相互关系的意思时，相互性本身并不均衡。换言之，权力需要一种单方依存关系而非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
巴拉奇和巴拉茨对权力和力量作出的区分最为有用。象权力一样，力量也包含价值和利益的冲突。与权力不同，暴力不导致服从，相反，暴力的使用等于是对没有强制就没有服从的一种承认。正如伯克（Burke）在他对美国殖民地进行研究时指出的一样，使用暴力的人事实上在面对不服的情况下仍试图达到目标。此外，因为预计中的牺牲者B可能不担心来自A的制裁，因而暴力并不总是产生顺从。为何会是这种情况呢？因为暴力不必依赖特定的环境而存在，它是独立的、内在的。A有攻击B的财力、物力并不意味着 在A和B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系。因此梅里安（Merriam）得出结论说，强取豪夺并不是权力的体现。
巴拉奇和巴拉茨得出结论说，制裁的恐吓是权力关系的关键所在：“制裁手段的实际运用等于是承认他们已被想要成为未来的权力拥有者击败”（1970，28）。确实，寻求暴力解决可能导致A的权力的丧失。比如说，B可能会认为制裁也不过如此——他们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巴拉奇他们接下来说，作为一心想要成为未来的权力拥有者的A来说，他们宁愿不选择恐吓这一手段。 这时，恐吓的有效性是关键所在；诉诸于恐吓这一手段也是很不可取的。
尽管这些考虑是最为基本的考虑，可还有几个关系到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问题。首先，权力和暴力的区别太容易被模糊。比如古丁（Goodin，1980，3）就声称，可以假定权力的实施有几种方式：“你可以通过强行手段，也可以通过说服他，让他给你钱；你要改变法律结果，既可以通过买通法官、可以通过暗杀他，还可以通过选举把他赶出公职来达到目的。”既然古丁列举的情况并不都与权力的实施有关，那么他把权力和暴力等量齐观就缺乏根基，更何况古丁对合法权力与非法权力的区分（同时可参Beetham，1991）并没有能解答这一问题。
与此相似，格尔（Gurr，1986a，46）认为统治者要提高他们的权威，有很多种可行的选择，从诉求合法性的感情到暴力的使用，无一不可。“在这一观念当中，包括恐怖主义的暴力的使用都是能够借来建构和维护国家权威的多种策略之一。”既然格尔把使用暴力等同于权力的实施，那么问题还是和古丁的问题一样。
最后，杰克逊（Jackson）和罗斯伯格（Rosberg）指出，权力和合法性可以分离开来：“一个政府可以享有合法性，但它的权力机器发挥的作用却可能有限；或者它可能有着强有力的权力机器，但政府在老百姓眼中，却很少有合法性。（1982a，7）。”事实上，这两种区分都无意义，因为——正如我下面将要论述的——权力是具有相关性的，权力的行使要求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这就是那些权力拥有者花费很大力气去使自己的行动和要求合法化的原因。
我的观点与认为权力的研究方法（如上所述）只是一个很少或根本不能适用于其它文化的西方研究方法的观点有着很大的分歧。这一结论是安德森（Anderson，1972）在对爪哇文化中的权力概念进行研究时所得的结论。他认为，在爪哇的文化传统中，权力是具体的、是实在的（concrete），而不是相关性的、依存性的（relational），因而，使用权力的概念没有必要提出合法性的问题。最近派伊（Pye，1985，320…21）指出，权力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里，有着不同的内涵：
把“权力”当作是精英的基本特征，把权杖当作是大人物高举在公众头上的东西，把合法性则当作是属于公众、源于公众、公众并借此对他们的统治者进行监视、评判、自下而上的东西，这一切在西方都是很正常的。在亚洲，权力与合法性正好是以相反的方式运作。权力根本取决于下级的支持，而不是凭借上级的意志和姿态凭空产生。而合法性则由那些有着最高权力的人来加以界定。
两派学者都认为权力的内涵由各自的文化来决定，他们关于权力规范的结论都是建构在基本冲突之基础上，这些看起来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