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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这次的爱国主义的义举是对80年前的“五四”运动的回应。殊不知，它恰恰走到了“五四”运动的反面。“五四”运动由巴黎和会触发，以拒签和约、罢免卖国贼为切实的目的，但在这些实际操作的背后，是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热切的呼唤。陈独秀先生曾经说，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然而，在5月的一系列抗议浪潮中，出现了泼脏水连带把婴儿也泼掉的现象——有的人认为，中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对西方国家让步”。这是奴才的思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当公民看待。真正的爱国，是维新派的爱国，不是义和团的爱国。维新派积极吸取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一切的先进的文明成果，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而义和团则主张关上国门，仇视所有与传统不一样的思想观念和物质，竭力维护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维新派走的是一条强国之路，而义和团走的则是一条害国之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强国，就必须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内生活的民主化，而不是抱残守缺、盲目排外。
今天的我们，是做义和团，还是做维新派？何去何从，并不是一件难于选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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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血性
当日本修改教科书、掩盖侵略罪行之后，中国政府仅仅发表了几声不痛不痒的“声明”，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回应。中国外交部乃至比外交部更高的权力机构，几乎都是由亲日派所主持的，他们当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搔首弄姿。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没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乃至举行全民公决的前提下，悍然“代表”中国人民宣布：放弃日本的对华战争赔款。而今，中国政府却像乞丐一样眼巴巴地望着日本施舍的日元贷款——为了这点贷款，钓鱼岛也可以不要了。
对于日本的教科书事件，韩国的反应体现出了一个国家的尊严和一个民族的尊严。4月9日，韩国采取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外交行动——召回了驻日大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大使将暂时呆在国内讨论教科书问题”。韩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也指出，日本的教科书是“事关韩日关系基础的非常严重的问题”，韩国政府要求日本纠正被歪曲的史实，为达到此目的，韩国政府“不惜采取强硬的措施”。
与政府的态度相呼应，韩国民众也开展禁用日货运动。汉城和釜山的抗议群众焚烧了一个日本人的肖像，并呼吁韩国人抵制日本生产的卷烟、电子产品和影视制品。
韩国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当中，韩国对日本的态度从来就是正义凛然的。韩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即使在经济尚未腾飞的时候，它也没有放过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声讨。相反，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却一直对日本态度暧昧。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载，毛泽东居然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感谢，认为日本的侵略拯救了濒临灭亡的中共。他公然说，当时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三足鼎立”。毛泽东竟然将党派的利益置于民族的利益之上，他才是最大的卖国贼。所以，毛泽东以下，中国历届领导人对日本外交都显得无比软弱。
古人云，外交应当“远交近攻”，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之中仍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中国政府却逆其道而行之，搞起了“远攻近交”。一次偶然的中美状机事件可以闹得天翻地覆，而日本军舰强行登上钓鱼岛甚至杀害一名捍卫钓鱼岛主权的香港议员，中国却默不作声。其实，原因很简单：与中国政府一样，日本政府也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政府，它只需要同中国做生意赚钱；而美国人就讨厌了，他们老是要谈论人权问题——中国政府忍无可忍了：人权是我们自己的人权，“干卿何事”？为什么非得让中国在国际上颜面扫地？
所以，与韩国有血性的、真实的民族主义相比，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虚伪的民族主义。中国不敢用民族主义来应对面目日益狰狞的日本，却用民族主义来回击美国的民主和权、人权价值观。最后，酿成的苦果还得自己来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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