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上一本小说的书评很好。你们公司也付给我250英镑。我想，这本小说也会收到同样的稿费。你们不过给我一点小钱，就可以出版我的小说。”
他说：“这是原则问题。”他已经点起一根雪茄，同时动了怒气，脸色不善，他放下叉子，停止进食，“我对这本书没信心。我不会出版我没信心的东西。”
我说：“你出了一大堆垃圾书。”
我猜想他也认同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犹豫半晌，至少，他看起来惶惑不定。
我说：“你要是拒绝出版这本书，你就失去我这个作者了。我会去找其他出版公司出书。我再也不会让你出版我的书。这本书不过花掉你250 英磅而已。这顿午餐就让你花了30英镑。”
米契秃顶，可是头颅一侧还残存那么一撮发束，他将这一缕幸存残发梳过他的光头，伪装乌丝表相。现在，这撮潮湿、多事遮顶的鬈发滑落一旁，悬荡在他耳朵一侧，活像哈西德教派奇异的鬓角卷发。他看来狼狈无助。
他说：“要是你能够改变我的立场的话，我就出版这本小说。”
“那么，这样就够了。够了。算了──把我的手稿还给我。”
心情恶劣透顶，我还是用完午餐，跟着他一道儿走回办公室去取原稿，一路上蠢念暗动，想把他推到车道上去撞车。他把原稿找出来还我，看起来还是惊异不平，我的怒气或多或少还叫他尴尬。
我找了另外一个出版公司，不过，同时间，也认真地思索，我怎能单靠写作维生呢。我跟维迪亚和盘托出。他请我一块儿上查林十字饭店茶叙。
他说：“你应该先让我看看你的书的。你怎么没让我先看过呢？”
“我不想拿自己的问题让你烦心。”
维迪亚说：“朋友是干什么用的？”
他还能说些什么比这更真实，或是更加善意关怀的话呢？八年来，他还是站在我这边，对我还是这样善意祝福。
“他把稿子交给威廉·崔佛看。崔佛显然也不喜欢这本书。”
“威廉·崔佛算哪根葱啊？”
我就需要这个，维迪亚一惯无情刻薄的轻蔑不屑。
“他什么也不是，”维迪亚冷冷地说道，“我刚刚出道的时候，也碰过同样的事情。朵奇叫我把书先搁在一边。那本书就是《米奎尔街》。他不知道该拿那本书怎么办。本人的作品至今还是会接到一些愚不可及的评论。”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他们资质平庸，性好撒谎，低三下四，而且愚蠢无能。这就是他们做这种事的原因。”
他真的发火了，气得不能接续谈话。他啜了口茶，转眼观望其他茶桌旁的人物。他看到一名大腹便便，行将临盆的太太，缓缓地穿过这个简陋寒伧的茶室，她不时坐在椅子上撑住自己，一手扶着下背部，保持平衡。
第二部：作家的作家退稿与畅销书（2）
“在我看来，世上最丑陋的光景就是女人怀孕了。”
他这么说话让我惊讶不置。我无言以对。他将目光从那女人身上移开。
我说：“我又有了个写书的主意。”
“说来听听。”
“一段长途火车旅行。”
我接着解释道，我在维吉尼亚的时候，读了马克·吐温的《绕着赤道跑》，那是一本已经绝版，名不见经传的旅游书，可是，书中错误的地理推断，以及旅途上偶发的小事故，却可爱得很。我喜欢马克·吐温快活的玩笑，还有长途旅行。这本书除了他的旅行以外，就没别的了。对话占去了大半篇幅。吐温没打算装出见识广博的样子，他对行旅间经过的国家──澳大利亚、印度与南非等等，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往往一知半解。
“我已经先查过地图了，”我说。“我可以从维多利亚车站出发，先到巴黎，到伊斯坦布尔──再到阿富汗边境。接着就到开伯尔隘口了，再搭火车贯穿印度。缅甸也有铁路，泰国也一样。我可以再搭火车遍行日本，最后搭跨西伯利亚火车回来，再将这段旅程写成一本书。”
维迪亚说：“那倒是个不错的点子。”他认真地专注思索着，想要找出漏洞或是任何可疑之处。这个主意实在太过单纯，单纯到找不出缺点。从伦敦搭火车到日本再回来：怪的是，过去怎么就从来没人尝试过。
“我打算9月动身，”我说。“我预计10月可以到达印度。那个时候，印度的气候怎么样？”
“嗯，不错。”
他看来心不在焉；他还在想着我的书，我的旅行。他看到了些我没看到的事情──我可以从他的反应判断。他知道这是个绝妙的点子，可是，除了点子之外，他还看到更多。他已经预见一本叫好又叫座的畅销著作了。
“你觉得，我到了印度该去拜访些什么人呢？”
他思索片刻。他皱起眉头。
“你自己会找得到门路的。”
自从我认识他以来，多年以降，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他不情愿给我帮忙。不过几分钟以前，他自己还在讲“朋友是干什么用的”。
“你在印度有没有什么人可以介绍我认识呢？”
近年来，他去了印度六七趟，还在当地待上一年。他写了多少次印度。印度一直是他着迷不放的主题。他对印度了如指掌。
“我不知道。你到德里的时候，或许可以去看看嘉柏瓦拉太太吧。”
一边听他讲话，如此勉为其难地吐出那个名字，我心里暗暗起誓，我绝对不去拜访这位茹丝·普拉瓦·嘉柏瓦拉。
他说：“你不会有问题的。”只是，这一次，他话中有话，语调略带自怨自艾，几近憎恨，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感测到这层情绪。仿佛在怨叹我即将背离舍弃他一样。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火车旅行的主意，可是我在百无聊赖，绝望无助之中想出来了，我想要赶紧找本书写，好跟出版社讨一点钱，如此迫切需要有如燃眉之急。
账单送到我们桌上。我掏钱买单，我还付了小费。维迪亚视若无睹。即使账单折成最精美的日本纸艺作品，盛在最昂贵的精致瓷器上送到他面前，他还是不会看见。这是他的生存之道，账单来去，绝对不落他法眼。偏偏，他还是一脸嫌恶。
维迪亚语音不悦地说：“这家饭店以前还挺隆重的。”或许，他的不悦导因于我刚刚泄露的写书想法，“以前，在这里喝下午茶还算一桩特别雅事。本人一度还相当倾倒。”他做个鬼脸，“再也不了。”
我启程旅行。1973年9月19日，我从伦敦出发，搭火车到巴黎。我换车再搭到伊斯坦布尔，再换车，取道安卡拉，前往德黑兰，再到宗教狂热分子的圣城麦什德。再继续挺进，穿过阿富汗（搭巴士，而非火车），下行到开伯尔隘口，上行到西姆拉，再搭火车下行到马拉德斯，渡轮过海直抵斯里兰卡。前进到缅甸、泰国与新加坡，沿着越南（轰炸惨重，硝烟犹存）海岸行进，上下日本，乘浮桴于海，抵达纳霍德卡，最后搭上跨西伯利亚火车回家。旅程全程，我都提心吊胆的。担忧自己会遭遇不测，一路上，我有闻必录；我嘲笑自己困窘的处境，叙述笔锋也渗进一丝高烧呓语般的幽默。次年1月，我回到伦敦，还是深感愁云惨雾。我错过了圣诞节。每个人都对我吼道：“你上哪儿去了？”我翻开我的笔记本，写了那本书，将一段段的火车旅途串联成一整段叙述。书名取自坎普尔的一条路名：火车市集。
有时候，奇迹也会降临在作者身上，维迪亚曾经这么说过。《火车大市集》就是个小规模的奇迹。我原先毫无预期。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黑屋》出版上市了──书评颇表敬意──在我完成这本旅行书之后，我又开始写起下一本小说《家族兵工厂》。《火车大市集》在出版面市之前，就已经三刷了，以敷书店通路所需。正式面市之后，旋即成为畅销书。那是我的第十本书。至此，我也认识维迪亚十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出版印行了一百万字。
“（写作是个）艰苦卓绝的行当，”维迪亚说，“不过，也有回馈报酬的时候。”
所有的意外收获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并没有因为这本书而致富，不过，却足以维生。我偿清前债。仓廪余粮够我撑到下一本书。我终于咸鱼翻身。我再也不必为钱烦恼──免于为钱烦恼的自由，就是我最大的财富。不再苦苦挣扎。我自由了。我三十二岁。
而且，至少我了解了，当他写到：“我从来无须受雇工作；我在年纪尚轻的时候，就立下誓言，绝不工作，绝不以这种方式跟他人发生牵扯关联。如此，我获得免于人际揪扰的自由，免于瓜葛枝节，免于树敌，免于竞争。我没有敌人，没有对头，没有主子；我谁也不怕。”这段话的真义究竟为何了。
第三部：维迪亚爵士的影子活在兄长的阴影下（1）
兄弟是彼此的翻版，这寥寥数字却隐含了一层暗示，“兄弟”、“彼此”，另外一个兄弟。每次见到西华总像是迂回地遇见维迪亚，好像我在不经意之间撞见某个相貌相似，却不尽然一致的孪生兄弟；像是篇潦草涂鸦的草稿，而非精修细琢的完稿定本。
手足之间，就是那样。哥哥的聪明才智可以是弟弟的丧心病狂，老大是原创十足的雕塑家，老二就双手灵巧，老三呆头呆脑，丢三落四，老四说不定就是个残忍野蛮的罪犯，甚至还是个狂暴的毁灭者。一家子里头，一个人有成就，附带三四个瑕疵的不良原型。你在胖弟身上看到瘦哥的身影，骗子身上看到艺术家的痕迹。这般广泛的变异究竟根源何处，同枝蓓蕾，开花却姿彩殊异？没有人了解他们的过去；而一门兄弟率皆憎怨这些音容笑貌上趋同演进的模糊，因为，诸如此类的肖似之处很容易误导外人。
活在兄长的阴影下
翻开笔耕兄弟档的历史，冲突屡见不鲜，从自觉感情受损与小家子气的怨叹（“为什么大家都只注意到他呢？”），到兄弟彼此恶性的文学阋墙，杀兄戮弟（“混蛋！看招！”）。兄弟之间，一人一定得屈居另一人下风。只要看看威廉与亨利·詹姆斯兄弟档、奥斯卡与威利·王尔德、詹姆斯与斯坦尼斯罗·乔伊斯、托玛斯与海恩立克·曼、安东与尼古莱·契诃夫、劳伦斯与杰洛德·杜瑞尔──众家亲生手足知性上都有高差分歧，而且，身为作家，他们都徘徊在失心发疯的边缘上。
这类的兄弟经常打从出世就有自相残杀的倾向，而他们之间的斗争往往也幼稚无聊，因为，手足对峙时，几乎总会体现一些残存不去的幼稚病病征。兄弟阋墙之际，免不了挖开家族秘辛，如此羞愧门楣地互揭疮疤之后，宽囿原谅都已经无所谓了──伤害已经造成。兄弟斗争文学，是种叫旁观者目不转睛的运动比赛，而敌对双方却不啻于阿鼻地狱，经常传出“他先动手的！”或是“选我！”的惨叫呼号。其中颠扑不破的战况，还包括手足一刻意装出对自己弟兄毫无兴趣的隔膜态度；结果，你一定会对某人钦慕有加，对他的手足又寄予无限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