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太问道：“哪一位是西华啊？”
我向维迪亚提起这段插曲，我们大老远开车赴会，却觉得自己不受欢迎。
维迪亚说：“他跟我说过，他一看到你就觉得沮丧。”
“我无法想像，这又是为了什么。我从来不跟他提我的书。我只是听他讲自己的东西而已。”
“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样子吧。”
“因为我只听不说？”
“不，因为他厌恨他自己。”
第三部：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举轻若重的西华（1）
另外一段时期，西华搬进伦敦公爵阁地区一家书店楼上的大型公寓里。这种安排看来非常有格调，他置身各色各样的风云事件之中，尤其是公爵阁一带不拘小节的多元文化表现。我们则捉襟见肘地住在遥远而毫无生气的卡佛区，车程一个小时，越过伦敦才到得了。而今，我们两家已经是彼此居家晚宴上，不情愿却还是经常造访的宾客了。
第一次在他的公爵阁公寓晚餐时，我就注意到西华面前上了一道特殊的餐点：分量较大，菜色不同，看来较为可口。
我问道：“那是什么？”
西华伸出双臂，交合在餐盘前面，护着他的大餐。他的太太解释道：“西华只吃素食。”
某人说道：“可是，我看他那盘像鸡肉。”
“是鸡肉没错，”西华说，“鸡肉不像牛肉那么糟糕。”
我们的茄片夹肉里就合着牛肉，而我觉得，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垂涎着西华的特殊待遇。西华解释说，他自小就吃些特定的食物长大。我猜想，奈波尔家族一定把鸡肉当作一种蔬菜，因此也加深了我对维迪亚的了解，尤其是他在饮食方面的别扭怪癖。
另外一次做客西华家，饭后我帮忙清理善后，我将一些剩菜收进冰箱时，看见许多层层相叠的餐盒，上面还清楚地标注着：星期三午餐，星期三晚餐，星期四午餐等等。
我跟他太太说：“你真是有条有理啊。”当时，她在洗碗槽一边忙着。
“喔，那个啊，因为我星期二要出门。”
她进一步说明，只要她得离家出差，就会事先帮西华准备好餐点，她离家期间，他需要的所有餐点。食物都预先煮熟，菜色配料各自不同，只要热过就可以上桌了。西华不愿，或是不能烧菜给自己吃，因此，如此奶妈照料──或是，母亲呵护──就变成精心对应的解决方案。
她看我脸上泛出微笑，随即翻脸反应，说道：“维迪亚还不是不会做菜。他还不是让帕特从头到脚，侍候得妥妥帖帖地。”
那也是真的，与我的生活或大部分我认识的人的生活都有一段距离。奈波尔兄弟的生活究竟是组织完善得滴水不漏，还是因为他们都娶到任君摆布的太太？这一点，说明了太多太多千里达故乡老家的生活。当然，他们两个都给过度宠溺，结果，如果不说害得他们幼稚无能的话，只至少说让他们看来大不中用。
即使，有人要帮我煮饭，像奶妈一样照顾我，我还是会严加拒绝。撰写《蚊子海岸》的时候，为了保持身心平衡，写作进展如此稳定，我也变得迷信起来：我不要在生活里出现任何变化。我住在伦敦。每天中午，我上同一家餐馆午餐，点同样的餐，炸鱼条。我专注地冥思默想着我的故事里的言外之意，思索着我的人物。我深深以为，我周遭任何差池改变，都会扰乱我的叙述。
小说完稿的那个月份，1981年4月，我写信给维迪亚，他立即狂喜地回复，“那本小说听来非常了不起──正是那类你会发挥得非常好的主题。故事主轴既简单又吊人胃口：所有的好点子都该是这个样子。”
两年用功在一本书上，大功告成之际，那正是我最想听到的话。维迪亚可是再慷慨宽容不过的了。
“你的精力过人，叫人赞叹；你在写作上诸多的杰出成就，似乎让你更加精力充沛。不管我走到哪里，都会碰到你的著作和你的大名，而我也总是感到有荣焉。”
经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是我的朋友，持续为我加油打气。我乐于取悦他。他读过了这本新的小说。
他说：“这是一本大书。”
1978年，发生在盖亚那琼斯镇，人民庙堂公社成员集体自杀事件，西华和我都倍受震撼。在我而言，那是毕生所见最为毛骨悚然的惨案了。也是形式最为暴力与梦魇惊恐的偏执妄想。移居盖亚那的弥赛亚，吉姆·琼斯，在他的追随者之间，营造疯狂气氛，正是激活我构思《蚊子海岸》一书的人物，虽然，书里情节完全不同。西华也写了一本关于琼斯镇的书，《去向不知何处之旅》。他经常迂回提及他这段恐怖经历，因为，他在九百多具尸体尚未装袋搬移之前，就抵达了琼斯镇。他说自己从未曾见过如此不堪的场景。这段见闻令他丧志失神，让他封笔无言了好一阵子。写那本书的时候，他饱受近乎精神崩溃的煎熬。当时，我理解到，他之所以如此缺乏安全感，不是因为自负或虚荣或幼稚，而是因为某些相当基本的东西：他已经饮尽了高脚杯，而就在他准备扬首照杯之时，却发现恐惧潜伏在杯底，正如，我过去教过的一出戏里，一行可怕的台词：“我已饮尽，却看见蜘蛛。”
沮丧之下，西华行文越发虚浮累赘。派对扩大成“饮宴作乐”，演说加码为“正式致词”。可以直截了当地表达：“机械取代了劳工”的地方，他会写成：“机械已经颠覆了集体肌肉劳动的奴役状态。”
讲到千里达人的时候，他会说：“吾人有所体认，包裹着未曾言明的率直，我们在帝国制度之中，微不足道的状态。”这只不过是在虚张造作地说：“我们感到，我们在不列颠帝国里无足轻重。”
第三部：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举轻若重的西华（2）
在事实突破了拼凑混成的表现手法之时，效果就显得庸俗乏味了，而他所尝试营造的风格，既不自然又徒劳无功。他也如实坦承。他说自己深感挫折。现在，他写的东西，形式都像在吹毛求疵。
“我整天坐在书桌前，”他告诉我，“我一事无成。我想写，可是，什么也写不出来。”
这可不是十年前慵懒的艺术家夸辞，而是种苦恼哀求。也是种忧惧。
“有时候，一直到下午5点，我什么事也做不成。有时候，什么也写不出来。”
我们身边没有别人，他不再嘲弄我，不再格格傻笑；他郑重严肃，他的样子看起来狼狈透顶：脸色苍白，浮肿，近乎狂乱，一手握着一杯酒，一手夹着香烟。
“我哥哥以为我懒。”
他的语音疲惫。他是个包袱沉重的男人，而今，我明白这绝对不是做戏。他似乎即将放弃，听天由命。1984年，甘地夫人遇刺身亡时，他专程飞到印度，写了篇愤怒追思的悼文。仿佛为了逃避他已经开了头，写书的严肃承诺，他文章写得更多更勤了：他写第三世界──否定这类地方的存在；写澳洲──厌恨那整个国家；写他自己和他的兄长──期盼着他的困惑可以理解，同时承认维迪亚可能是世上惟一了解他的人。
即使是最不费力的举手之劳，都会害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说：“我变得好累。”而他说话的语气，让我相信，他的健康一定很不对劲。我问维迪亚，有没有我们帮得上忙的地方。不过，他只是旧调重弹，活该西华自作自受。他讲话的时候，流露同情，却也爱莫能助，也不晓得如何补救。
真的，当你听一个三十九或四十的男人向你喊累，你不会想到他病了，只会猜他是不是工作过度，或是根本就在夸大其辞──夜里混得太晚了，玩得太疯了，他一定是疏于照顾自己。你绝对不会猜想，这人是不是病到垂危关头了。然而，西华却是如此。
当时，他的澳大利亚书正写到某个章节，正讲到一个名唤提萨的风趣的锡兰人，提萨跟他说起男性雄心在斯里兰卡可谓无用武之地。西华写下提萨的提问：“在你们岛上也一样吗？”然后，他就死了。
他的心脏一直衰弱。说明了所有他说过的话与做过的事，以及他所有的感觉。剥夺了他所有的气力；使得他疲惫瘫软。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不住喘气，大汗淋漓，为什么他每每吹嘘夸言，为什么所有的事情，他都举轻若重。
他瘫伏不治在桌上，还是被他的儿子发现的，就像三十三年前，西华发现自己的父亲逝世一样。
我写信给维迪亚，尽可能地婉约措词。他回信，写道：“我严重忧郁几达临床症状，于事无补的那一种。每日醒来之前，噩梦总会降临，或是攻击我。其实，我总是被这些噩梦给惊醒。”
而他在信上结尾写道：“真好，能够在此时此刻，握住你伸出的友谊双手。”
仿佛，我才是那个活了下来的手足。可是，维迪亚持续悼念，而当他写完《到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一书时，他题献给西华，他说这本书，“死亡就是主题。”
第三部：维迪亚爵士的影子重要作品
维迪亚中年晚期的某个时刻，当他专注在某一本书上，闭门遁世，案牍劳形，他的笔迹因焦虑与专注，字体越写越小，在他描述手头上正在进行的作品时，他就会打断自己的话头说道：“这是重大作品。”他夸张地肯定，“重大”二字就非大写开头不可了。
过去，他曾经说过：“这本书很重要。”或是：“这是本大书。”一面抬眼望去，好像看到这些书就在空中盘桓，正如先知约瑟夫·史密斯凝视着天使莫罗尼手中，金光闪闪的摩门教金盘一样。好几次，维迪亚也曾经用同样的话语赞美过我：“《蚊子海岸》是本大书。”我的非洲主题小说都是些大书，它们甚至还是重要的书。不过，这些书都算不上杰作。《大河湾》才是部杰出作品。维迪亚就是这样子，他一再重复：“这本书意义重大。意义重大。”
他在挖苦自己吗？据我所知，他可没这个意思。他只要一提到自己的作品，语调间就流露出至高无上的尊崇。我从来没见过别人像他这样完全投入写作的。那就是他的身教。他的投入与信念，令我着迷，也鼓舞着我，于是，我追随着他，卑微地说出相当于“伟大的主，我该做些什么好事，才能成就永恒的生命呢？”的话，来求教于他。维迪亚对于写作的信念已经近乎神秘魔幻，因为文学创作是某种形态的祈祷，某种扰人不安的祷祝。他可不是那种跟读者平起平坐的作者，相反的，他是类似高僧宣教的作者。他也绝对不会违逆他的誓言：倘若他说某本书意义重大，他就是当真的。
维迪亚的写作多半像是文学皮影戏一样，充斥着质感僵硬的侧面剪影，各个都是经过他敏锐观察刻画的暗影，对维迪亚而言，阴影的意义似乎远高于投射或是形塑暗影的真人实物。他完成（虽然不是他首部出版的作品）的第一本小说，《米奎尔街》最后结束在一次戏剧性的离别，正如叙述者说的：“我离开了他们，所有的人，快步走向飞机，我不回头顾盼，只是盯着自己眼前的影子，像个手舞足蹈的侏儒跳跃在柏油路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