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辆卡车』二，押的是——般牛鬼蛇神，只给他们挂了牌子，并没捆绑，爬下车的牛鬼蛇神们神情沮丧但还不恐惧，看得出他们和我——样是来陪绑的。把他们一排排地列好了队，后来的卡车上才是死刑犯，不但挂了大牌子，结结实实地捆绑着，还在他们脖子后面插了杆长长的标识。标识上红黑相间，写的什么看不清楚，只见上面都划了一个给学生批作业表示“对”的那种红勾。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无心去弄明白它的意思，只是我一看到“耐克”商标就联想到枪毙。
行刑的人和被行刑的人，也就是主角都登场了，群众更乱成一团，蜂拥而上。土兵们横着枪连推带吆喝地开始清场地。人们还是怕枪的，纷纷向两旁避让，不一会儿就在人群中间露出一块空地。人群呈扇形地围在旁边，最前边一圈是押来陪绑的牛鬼蛇神。我们虽然站得较高，但距离那块空地还很远。我们的排长大概见过这种场面，人又精明，说：“他*的，要看，咱们就走近点看。他们有枪，咱们也有枪，他们有陪绑的，我们也有‘老修’。来来来！咱们就带着‘老修’往里挤，看他们敢把咱们咋样了！”大家都说这主意好，性感女兵高兴得拍手，清纯又妩媚。于是战士们把牌子挂到我脖子上，女兵还很细心地把我衣领翻上去，用衣领垫着铁丝。这使我更下决心非要与她浪漫一次不可。我瞥了她一眼，却发现她仅仅出于本能，并没有什么默默传情的含意。
八个武装战土，排长领三个端着“破枪”在前面开路，两个在我两边押着我，一男一女跟在后面压阵。司机不能去，趴在车窗口啐唾沫，目送我们上“杀场”。果然这方法很有效，人群见到我们这支队伍立即向两边让开，人人都用惊喜的眼光打量我，因为外围这些人看不见前面枪毙的场景，突然从后面蹿出个挂牌子的牛鬼蛇神，就像看到即将上场的演员那样感到意外的幸运。我听见两边不断有人问，“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是枪毙的不是……”好像我不被枪毙就会让他们失望，不具有观赏价值，使我不由得惭愧地低下头去。
挤到接近“杀场”再也挤不进去丁，前面就是陪绑的，并且有正式的武装士兵押着，我们这队冒牌的武装战士只好停在他们后面。八个农工兼战士尽量伸长脖子朝前够着望。我一方面不由自主有种兔死狐悲之感，另方面，牌子挂在我身上，如果我也跟革命群众一样欣喜雀跃地观赏枪毙，也太不进入角色了，我只好微低着脑袋看四周的人群。这时，我惊诧地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罪犯。
我长期在劳改农场摸爬滚打，犯法犯错的罪人见过不少，可谓见多识广。可是，1958年我以右派分子罪名劳改时，同劳改的人中最小的也年满十八岁。这十八岁的右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能把一部《古文观止》从《郑伯克段于鄢》一直背诵到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但满腹文章不能充饥，1960年终于饿倒在田埂上，再也没爬起来。后来进了“牛棚”，虽然称呼我“老修”，但在那里面我还算最年轻的，其实应以“小修”称之才对。而现在站在我身边的竟然是个不满十岁的女童，胸前用细麻绳吊着一块小纸牌。这样小的牌子用今天的话说应属于“袖珍型”或“迷你型”的式样，在当时一般批斗大会绝对见不到。上面用黑墨水歪斜潦草地写着这样几个字：
反动学生
X美丽
因为这篇文章非虚构性文字，姓氏姑且以X代之。其实，那块牌子已刻骨铭心，令我终生难忘。
美丽拉长着小脸，低着小脑袋，想必她已嚎啕大哭过了，现在只是伶仃地站着一动不动。显然，最前排陪绑的人是在公审大会上一一点过名的，由真正的武装战士用大卡车押来“杀场”，站在后面陪绑的是类似我这样身份的人，是各机关单位工矿学校奉命派人押来“受教育”的。我不知道美丽是学校押来的还是街道革委会押来的，她由四个中年人带着，其中有个教师模样的妇女。
帕斯捷尔纳克：热情，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
北 岛
1960年年初一个星期日下午，天晴日朗。一个来自巴黎名叫奥尔嘉的年轻女人，乘出租车从莫斯科出发，到三十公里外著名的作家村彼列捷尔金诺。司机自吹对那一带很熟悉，但很快就迷了路。他们不断问路，最后在一群聚集在小教堂前的妇女中得知，彼列捷尔金诺不远了。
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出租车在一幢深褐色房子前停下来。奥尔嘉推开篱笆门，穿过花园，来到侧面的门廊。门上钉着一张残破的纸条：“我在工作。无法接待任何人。请离开。”她怀着恐惧敲了敲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Pesternak）立即出现了，他头戴羔皮帽，长脸，高颧骨，黑眼睛，和周围的枞树林、木房子以及马拉雪橇十分和谐。
奥尔嘉自我介绍，提到住在巴黎的父亲的名字——另一个俄国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用双手握紧她，问起她母亲的健康和父亲的写作状况。他仔细打量着她，似乎想找到她跟父母的相像之处。帕斯捷尔纳克说，他正要出门打几个电话（他拒绝在家里装电话），如果再晚来一分钟，他们就错过了。他提议奥尔嘉跟他一起散步，去作家俱乐部。
他们先穿过厨房，来到餐厅。凸窗旁摆放着天竺葵，墙上挂着他父亲的画，其中有托尔斯泰、高尔基、斯克里亚宾和拉赫马尼诺夫的肖像，还有青少年时代的鲍里斯及弟弟妹妹的速写。他家陈设简朴，按帕斯捷尔纳克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栋“朴素与舒适争论”的房子。
待帕斯捷尔纳克准备好，他们穿过房后的常青树林，踏着积雪。下午的阳光转暗，但依旧温暖。走上一条结冰的乡间小路时，在太滑的地方，帕斯捷尔纳克会抓住奥尔嘉的胳膊。但他似乎很乐于散步。他们开始讨论翻译的艺术，而他时不时问及法国和美国的文学与政治。他说他很少读报，“除了削铅笔时偶尔扫一眼收集碎屑的报纸。这就是我怎么知道去年秋天在阿尔及利亚几乎有一场反对戴高乐的革命。而索斯泰尔（阿尔及利亚总督）被赶下台，索斯泰尔被赶下台。”他满意地重复着。他对国外的文学界很熟悉，特别是美国。
从一开始奥尔嘉就注意到，他说话的方式就像他的诗，充满头韵和不寻常的意象，用词独到准确，，奥尔嘉提到他说话的音乐性。他说：“写作和说话一样，词的音乐性从来不仅仅是声音。不是为了协调元音与辅音而组成的。它取决于说话与含义之间的关系。而含义——内容——总是在先的。”
帕斯捷尔纳克看起来很年轻，包括他的步态、手势和甩头的方式，一点儿都不像七十岁的人。奥尔嘉想起茨维塔耶娃的描述，“帕斯捷尔纳克看起来既像阿拉伯人又像他的马。”有时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外貌个性对他人的冲击，有所收敛，半闭上斜视的棕色眼睛，把头转开，像马那样停止不前。
帕斯捷尔纳克跟奥尔嘉的父母只见过几次面，但他能记住他们身世、品味和见解，甚至能背诵她父亲的诗句。奥尔嘉发现，让他谈谈自己是很困难的，，
走在冬日阳光下，奥尔嘉告诉他，《日瓦戈医生》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尽管英文翻译并非尽如人意。帕斯捷尔纳克为他的书感到骄傲。他每天从国外收到大量邮件，但回复成了负担。至于《日瓦戈医生》的译者，他说，不要过于苛求。那不是他们的错。像所有的译者一样，他们倾向于重新创造一种文学性，而忽略了音调。其实在翻译中音调是重要的。事实上，最富于挑战性的翻译是那些经典之作，翻译现代作品很难得到回报，尽管多少容易些。翻译就像复制画，是件很无聊的事。
“你可以想象，我收到关于《日瓦戈医生》的某些信件很荒诞。最近有人要《日瓦戈医生》法文版的故事梗概——我估计是为法文版的顺序而困惑。可这多愚蠢，故事梗概是在诗的陪衬F勾勒出来的。这就是我选择和小说同步出版它们的部分原因。那些诗给小说更多的血肉，更多的丰富性。为了同样的原因，我用了宗教象征主义，给书以温暖。现在某些评论家用那些象征来包装——它们被放进书中，就像炉子放进房子里取暖——他们要让我承诺并爬进炉子……”他接着说，“学者们用神学词义来阐释我的小说。没有什么比这离我对世界的理解更远的了。一个人必须活下去去并不停写作，在生活所提供新储备的帮助下。我厌倦了不惜代价忠实于一个观念。我们的生活一直在变，因此我相信一个人要变换角度——至少每十年一次，”他开玩笑地加上一句。“那对一个观念伟大而英勇的献身让我陌生——那是缺乏人性的。马雅可夫斯基自杀，是由于他的骄傲不能与他自身或周围发生的新事物妥协。”
他们在一道木栅栏门前告别，帕斯捷尔纳克为她指路。电气火车站很近，就在一片墓地的后面。
二月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大放悲声抒写二月，一直到轰响的泥泞燃起黑色的春天。用六十戈比，雇辆轻便马车，穿过恭敬，穿过车轮的呼声，迅速赶到那暴雨的喧嚣盖过墨水和泪水的地方。在那儿，像梨子被烧焦一样，成千的白嘴鸦从树上落下水洼，干枯的忧愁沉入眼底。水洼下，雪融化处泛着黑色，风被呼声翻遍，越是偶然，就越真实，并被痛苦着编成诗章。
1912年
（菲野译）二月。想蘸点墨水就哭泣……二月。想蘸点墨水就哭泣！和着泪抒写二月的悲歌，直到在踩得直响的稀泥闪出一派黑油油的春色。想雇辆马车，掏六十戈比，穿过恭敬和车轮的呼叫，朝大雨滂沱的地方驶去，听雨声比墨水和泪水还喧闹。那里成千上万的白嘴鸦，像一只只烧焦的秋梨，从枝头一齐跌进水洼，把忧色倾注到我眼底。融雪地在忧色下泛起黑光，风声翻腾着喊声阵阵，哽咽地大哭诗抒写的诗章，越是即景，越是真实。
1912年
（顾蕴璞译）
二月，一辈出墨水就哭！二月，一拿出墨水就哭！嘎嘎作响的稀泥，散发出浓郁的春天气息，一写到二月就哽噎着痛哭。花六个十戈比的小银币雇了一辆四轮马车，穿过祈祷前的钟声，穿过车轮的辘辘声，赶到那下着倾盆大雨的地方，那儿的闹声比墨水和哭声更喧闹。那儿，成千上万只白嘴鸦像晒焦的生梨，从树上掉下水洼一缕愁思投入眼底，令人茫然若失。水洼下雪融化后露出的地面已发黑，可狂风仍在肆虐怒吼，哽噎着痛哭写下的诗句越是即兴而作就越加真实。
1913年
（毛新仁译）
二月———
二月。用墨水哭泣！
在悲声中为二月
寻找词语，当轰响的泥浆
点燃黑色的春天。
花六十卢比雇辆马车
穿过车轮声和教堂钟声
到比墨水和哭声更喧闹的
倾盆大雨中去。
那里无数白嘴鸦像焦梨
被风从枝头卷起，
落进水洼，骤然间
枯愁沉入眼底。
下面，融雪处露出黑色，
风被尖叫声犁过，
越是偶然就越是真实，
痛哭形成诗章。
1912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