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东印度北赤道地区发源,先流经菲律宾和日本,后又横渡太平洋,赐福美国西海岸,日本的气候因这股暖流而温和适中。同时,另一条狭窄的冷水带(即北冰洋寒流———译者注)正好从日本东海岸不远处流过,致使日本的气候又没有加利福尼亚那么温暖潮湿。不过,纵然如此,日本的气候还是比中国大陆强得多。 因为迷失了方向,葡萄牙航海家门登斯·平托就登上了日本群岛,之后,一切发展似乎都顺乎自然了。日本原来的历史进程因葡萄牙航海家门登斯·平托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因为葡萄牙人不仅对遥远的国家作拜访,同他们开展贸易,还把宗教信仰带到了这些国家。 葡萄牙基督教的总部设在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最初,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礼遇,幕府当局给他们提供了一切方便和机会,让他们宣扬基督教义较之于长期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日本宗教的优越之处。葡萄牙传教士到处布道,皈依的日本人也有许多。后来,一些从属于西班牙的菲律宾群岛的传教团也进入了日本,同样也受到了欢迎。但是,陪伴这些传教士前来的人并不太神圣,而且他们一律身着铠甲,手持奇形怪状的铁棍,铁棍能射出沉重的铅弹,能同时把三名日本普通士兵穿透。当幕府将军发现了这一点时,对这些外国传教士的存在,他们感到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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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当时所发生的那些痛苦事件的观点和看法,美国人直至最近半个世纪才开始有所理解。日本人因这些事件而背上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名声,这和美国人从其他方面的资料所获得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幕府将军是因为害怕,而不是突然开始讨厌西方人,才决定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在日本进一步活动。他们害怕宗教纷争把整个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担心那些既是船长又是商人的人夺走日本人的财富。船长把和平与祝福的使者运送到日本海岸,然后又满载着分文未付的日本货物离去了。 耶稣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地方是离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最近的九州。起初,教父们在九州还谦卑地宣扬耶稣基督如何如何,可一旦占了上风,就动手把日本人原来的庙宇拆毁掉,把日本人的偶像破坏掉,成千上万的农民和贵族在他们枪口的威逼之下而接受了十字架。 当时的铁腕人物丰臣秀吉得知了所有这些情况后,他意识到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后果。于是,他声明:“基督教牧师们来日本弘扬德行,其实呢,他们的德行却是一个工具,是一个掩盖他们对我们日本帝国存在险恶居心的工具。” 1587年7月25日,也就是首位日本使节拜会了教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之后的第五年,日本把所有的基督教传教士都驱逐出境了。商人们在日本照样能经商,但必须置于日本政府的监督之下。葡萄牙传教士一离开,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修女们很快就填补了他们的空缺。他们玩了一个花招,假扮成来日本觐见丰臣秀吉的特使,但这诡计一下就被识破了。不过,他们除了被警告不得再布道之外,也未再遭到其他什么责难。但他们并未遵守这条禁令,反而还在江户建起了一座教堂,给从四面八方过来的人施洗。接着在大阪,他们又建起了教堂。然后,他们在长崎又强占了一座耶稣会教堂。之后,他们开始对耶稣会这个竞争对手进行公开反对,并指责耶稣会,说在给日本人民传播福音时,耶稣会使用的方法一直太取媚于日本人。简而言之,日本人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还发现了专门隐藏那些职业传教者的仓库。根据丰臣秀吉的命令,最后把他们都驱逐出境,但他们走得快,返回得也快。对那些不受欢迎的西班牙人,日本人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容忍,经过数年徒然无效的警告后,日本人终于明白:除非使用极端手段,否则别无良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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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的400年中,内战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如今,他们吸取了教训,不再重蹈覆辙了,而是自发地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抗击一切外国侵略者,宣布对那些无视禁令的基督教传教士处以死刑。 在接下来的近五十年里,日本心甘情愿地与世隔绝,可以说是几乎而非彻底地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因为还对外开放着一小扇窗户,通过这扇小窗户,大量的日本黄金流出去了,流到了西方;凤毛麟角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悄悄潜进了这个奇怪的日本。在日本,荷属东印度公司曾是葡萄牙人的商业竞争对手,但荷兰人只做纯粹的生意,对日本人的灵魂不太关心。英国人也是这样。但是,英荷两国谁会独霸日本市场呢?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这是一件难以取舍之事,可英国人由于经营不善,最终丧失了日本市场。 日本把葡萄牙派来的一连串外交使团的最后一名成员处死了(这其实就是证据确凿的官方谋杀),之后,又取消了荷兰人此前享受的许多特权。但是,只要荷兰企业在日本的年均回报率能接近80%,荷兰人就决不会放弃日本市场。他们被迫居住在一个300码长、80码宽的石头岛上,岛小得几乎连遛狗之地都没有,这个小岛叫出岛,位于长崎港口,而且他们还不得携带妻子,更不得踏上陆地半步。 对日本当局制定的数百条法规中的任何一条,只要荷兰人稍加违背,报复立刻就会来临,仅仅这一次,荷兰人一定修炼出了天使般的忍耐心(不一定是民族性格)。有一天,东印度公司新建了一座货仓,遵循当时的风俗,就将建筑日期刻在了货仓的正面,而且按习惯在日期前面还加上了字母“A。D。”;即“公元”。由于这个符号直接牵涉到了基督徒的上帝,如同我们美国人对待来自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鼓动家一样;日本人当时也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后果就不言而喻了。幕府将军下令不仅去掉那些让人不快的字母,而且要摧毁整个货仓,夷之为平地。为了让荷兰人记住葡萄牙人被驱逐出境的结局,日本人还放出了这样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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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太阳还照亮着大地,就决不让基督教如此大胆地踏上日本半岛。我们要让所有人都明白———不论谁违反了这条法令,哪怕是菲利普国王,甚至是基督徒的上帝,也得用他的头颅来抵罪。 荷兰人还是继续住在出岛达217年之久,看来,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似乎打心眼里记住了这个教训。但是,荷兰人是彻底的现金交易者,不管日本人从国外定购什么,货到就必须付款,所以,在这217年里,日本人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外流。 也是经由这个渠道,从这些太平洋的隐士们口中,欧洲人零散地了解到了一些与日本人有关的消息。所有这些消息让人一致认为:日本帝国的条件远远差强人意。日本很快就充当了“没有一个国家能期望完全自给自足”这个观点的反面案例。而且,对日本年轻人的管束也变得越来越难了。他们隐隐约约听到西欧有一些非凡的科学知识,并开始借助出岛这个小窗口接触科学和医学知识。费了好大的劲,那些奇形怪状的荷兰文字的意思终于被他们琢磨出来了,并知道了除了日本仍停滞不前之外,整个世界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在前进。 为了警告日本人不可再继续这种闭关自守的愚蠢行为,1847年,荷兰国王给江户的日本皇宫送去了满满一箱科学书籍作礼物,并附上了一份世界地图。有时,货船从旧金山开到中国广东,不慎在日本沿海失事,由于没有领事或外交保护,船员们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1849年,两艘美国军舰舰长威胁说,除非日本人马上移交18位美国水手,否则就要将长崎炸毁。对日本同僚仍然推行这种孤立政策,荷兰国王再一次发出了警告,警告日本人不要再冒险了,否则,日本人将来收获的只有灾难。这些从海牙发来的信函只不过表明了全世界很久以前就知道的情况。迟早有一天,日本人肯定会将大门朝西方商界敞开的,如果和平式的开放要求被他们拒绝了,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武力强迫式的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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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一直在朝阿拉斯加海岸步步推进,对西太平洋的控制也正在有计划地慢慢强化。只有美国是惟一能采取行动的国家,而且它还不会被怀疑有领土野心。1853年,在海军准将佩里的统领下,四艘美国军舰和560名船员开进了浦贺湾。对美国海军的首次来访,日本上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天皇公开祈求上天保佑。佩里一走(他在日本只停留了10天,把美国总统的一封信递交给了日本天皇),日本人就请荷兰人帮忙,武装了一艘军舰,在各要塞配置军事人员,架好了先前的葡萄牙火枪,一切准备妥当,以候大洋对岸那些军舰的再次造访。 是不惜一切代价继续与世隔绝,还是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呢?对此,日本人分裂成了两派。大多数人赞成继续隔绝,但是,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对外开放。幕府将军因主张对外开放而基本上处于失势的境况,还被痛斥为同外国人狼狈为奸。然而,天皇却是从佩里海军准将那次著名的访问中获益最多的人。 作为封建政府不容置疑的政府首脑,幕府将军走过了繁荣的黄金时代,很早就开始走向衰落了。大名和武士的际遇也差不多。他们仍然佩带刀剑,把镇压内战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好像不是生活在1853年,而是生活在1653年。全面改革的时代来临了。 纯粹是一个巧合,当时的天皇,名义上的国家首脑,正是一位知识渊博、智慧超群的年轻人。幕府将军听从了他的劝说,主动辞了职,这样,国家统治权重新回到了天皇的手中。天皇接受了劝谏,承认再继续这样自我封闭下去,国家就等于处在慢性自杀之中。他热情欢迎外国人到日本来,态度就像当初驱逐他们时那样坚定。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明治时代,或者说是明治天皇开创的文明时代,它把日本从16世纪的一个封建的农业小国转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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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规模的、彻底的感情改变是否是一件让人高兴的好事呢?假如有人这样发问,那么,这个疑问实属多余。也许工厂、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煤矿和钢铁铸造能造福于人,也许不能。我不知道结果。有些人的答案是肯定的,有些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从什么角度来看。10年前,俄国人热爱他们的圣徒,维护他们的精神。如今,他们的灵魂很满意地待在发动机的排气管里,而把圣徒放在厨房的壁炉里焚烧。 这样的事情是完全无法避免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其本身来看,它们既非绝对地错误,也非绝对地正确,而是必要的,是一个必经步骤,通过这个步骤,我们才能把自己从对饥饿和经济变幻无常的担忧和恐惧中解脱出来。在这场变革中,机器既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又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同样地,许多美好的愉悦的事物也被它毁掉了。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