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说过，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拥有最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我认为是书和图书馆，这两者是所有读书人必须要嗜好的。
中国关于纸质藏书的历史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至于其他形式的藏书年代更加久远，而西方历史上关于藏书最早的记载则可以追述到伊力亚特的远古时代。但是所有的藏书者都面临一个取舍性，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能放在自己家的书柜里的，至少内容不雅观的书籍大概都在藏书家排斥之中。
我曾经和一个写作的朋友谈到了藏书取舍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在困扰着正在面临困境的书生们。我们不约而同都认为这个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现实的经济因素不容许他们购买更多的图书，另一方面，他们所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局限性“离经之书，叛道之文，非圣人门徒所能读”。包括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临终捐献给图书馆的书籍都是极为专业的文献资料，而这种资料在图书馆一般都是束之高阁的，于是老教授们的最后的一片心意竟然到了最后都成了一个遗憾，至死未能瞑目。
我有一位多年的同学，现在外地读书，其父亲原来是当时的“大右派”，家中藏书无数，文革期间经过多次藏匿才幸免于难。文革结束后老人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再加上儿子出生较晚，晚景极为凄凉，数年前竟然在一个晚上不幸离世。同学的母亲又是一位家庭妇女，面对一屋子的手稿和藏书，我很难想象这个母亲会做出如何的选择。
所有的藏书家都厌倦藏书的高度专业性和排斥性，而万卷楼的藏书却绝对是一个例外，它的管理者木氏家族对于汉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全盘接受的态度，他不属于任何的思想流派，任何观念和思想在他们的脑海里本身没有本质的区别，无论是汉族文化还是其他什么民族的文化，在他们眼里都是平等的，一种让人惊讶的平等。于是这种思想和这一楼书籍也就自然而然的教化了所有丽江的读书人，天雨流芳的声音在整座湿润的城市里回响着。
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来访，整个万卷楼于是就成了文化的纽带，它已经超越了所有图书馆的概念，更多的读书人成了先知道万卷楼，然后再知晓木府，最后才是丽江这座城市。城以楼名，楼以书名，而书的主人正是城的主人。如此的循环，如此的关系，确实是文化的一个奇迹。
我惟一知道的国学大师钱穆曾经在抗战烽火之时来到了万卷楼，他在此写下了《中国史学名著》这部惊世之作，然而他对这座楼的藏书也发出了如下的感叹，“书藏万卷，毫无特色，几若未藏”。或许这就是万卷楼的特色，这个特色的是如此的令人钦佩。任何一个读者在这里都能取到自己喜好的书，而这却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无法做到的。
当沉醉的夕阳倾洒在这千年光景的大宅院里面的时候，钟鸣鼎食的声音都已然退去，传承千年的文化思想浸淫着这里的每一片历史风景，当我漫步在这很多年以前恍然如梦的场景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述的感觉，原来这里应该是书生们的去处。
水木清华（1）
当我站在彩虹桥的另一边的时候，天气暑热且烦闷，手中的Panasonic的DV不断在黄色的日光下变换着各种各样的角度。室外的气温如同昨晚球赛一般焦灼难耐，我于是缓缓的抬起头，整理了一下沾满汗水的运动眼镜。古老的长桥在清澈的水面上完美的划出一道暗红色的痕迹，整齐但又清澈的日光在明亮的湖水里发出碎金铂一般的璀璨光芒，远处的水车在水流的带动下发出吱吱的声音。由于强光的刺激，镜头以下的一切都变得不甚清晰。而我却在一幅对联下茫然出神。
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利用一些被人忘却的国粹。而这些正好可以满足某些人附庸风雅的心理，甚至可以毫不夸大的说，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心理状态正是装神弄鬼的另一个版本。
那副对联年代并不久远，或许说是极为崭新的一幅对联。由于并不是名士手笔，也非传世文物，所以对联的确切内容已经记不清楚，唯一所能记得的就是在上联的结尾那位并不是很高明的作者只留下了四个字：水木清华。
这四个字所能带给我的感觉就是抢走了周围所有的华丽风景。它给我的震撼完全不亚于任何一个著名人士陵园所能给我的历史冲力。水木清华这四个字在各种环境下被人当作商标或是什么其他公司名字，而在这里却是一段风景的适宜描述。小桥流水，鱼翔浅底，一切风物都在历史的沉淀中变得陌生。
我并不想赘述这座桥诞生的那个开元盛世，在杨玉环随风而起的绿袖之中，姹紫嫣红的桃花正在扮演着粉饰太平的角色，本该繁华的一切都变得落寞而又呆滞，所有兴盛的风景都幻化成带有历史印记的个体，并在另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继续上演。天空中的浮云显露出若隐若现的轮廓，风掠树影发出沙沙声，水声在四周的环境里次第弹出颤抖的音符，原本一切神秘的东西都变得如此了然。
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对于所有的来访者都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这里必定会有一种文化的传承或是文化的底蕴。在一个充满博大风景和厚重底蕴的村庄里，或许有着并不是很壮观的历史，但是却有着十分扎实的人文气质，这个气质必定将会伴随着所有风景的始终。
很多年以前，人类的审美观念不断受到后现代这个东西的循环颠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的思维曾经陷入了一种极为原始的慌乱，很多时候人们并不能完全的进行自我评判——包括对待风景，都沉迷到了一种零乱。所有来自巴黎和维也纳的艺术家们都会在选择中不自觉的爱上了纽约，而新加坡和吕宋岛的东南亚文学沙龙的组织者们则会在夏日的午后懒洋洋的讨论着香港或是胡志明市的话题。而周庄、丽江或是婺源这些原本很清秀的景色，却从整个历史的视野里分离出来。
亨利希？谢里曼在通读完《荷马史诗》之后曾经在莱茵河畔将遥远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诉之于史，这两个曾经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撼的文明正在以一种无与伦比的资历俯视着而今的芸芸众生。
关于阿伽门农王宫在《荷马史诗》中的记述令人神醉，而所有关于那些古老而又悠远的历史建筑中似乎能够像在尼罗河淘金一般寻找到文化的沉淀。正如门德尔松所说，所有的建筑都代表着最初最原始的文化底蕴，而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却在所有建筑中开花结果并且加以融合。
我们现在必须要讨论一个话题，那就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象。关于城市和童话这个故事我们必须还原到一个最原始的基础上来讨论，那就是一切的建筑和风景都是基于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力量，而这个力量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形式乃是一种文化最初的印象。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陷入了这种莫名的印象，那就是文化气质的排他性。恍然若干年之间我一直顽固的认为水木清华乃是清华大学的专利名号，就像苏老泉和王摩诘一样神圣而不可侵犯。换言之，任何一个有着文化层次和文化理解能力的人都不可能接受一个艺名叫做柏辽兹的歌手在某一个三流的地下舞厅里唱着一首叫做《女巫安息日夜会之梦》的曲子，如果果真有此事发生，势必会引起所有古典爱好者和伪小资们的公愤。
水木清华（2）
当我站在被赋予“水木清华”神韵的这座卧波之桥时，猛然觉得历史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不去。它的历史自然要比清华大学早出很多，但是它的文化气质丝毫却不逊色于清华大学这个听起来似乎十分华丽的名号。在这座桥头的村子也被人称为清华村，或许此清华非彼清华，然而所有的来访者都对这个名号报以认可。换言之，水木清华这个甚是响亮的名号已经绝非这所百年名校所独有。
我在前段时间一直在拜读黄延复教授的新著《水木清华》。对于水木清华这四个字相当多的人还是比较了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四个字基本上成为了清华大学的一种文化代名词。关于这四个字的提法最早应该是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先生治学多年，在清华乃至全国高等教育学术界造诣极高。由于当时清华大学最具盛名的两个专业一个是水利一个是土木建筑，于是就有了流传近一个世纪的水木清华。
当清华文化成为一个体系的时候，这四个字就成了清华大学文化的一个缩影。从华丽的表象到深邃的本质，从飘逸的气质到卓然的性格，这一切皆因这四个字造就。然而仅仅就江西婺源这个似乎并不出名的小镇上，也成就了一段超绝的文化历史，然后这四个铿锵有力的大字立刻换了主人。
无论是小桥之下的流水还是苍穹之外的飞鸿，在那个穿越时空的历史片断中都会变得无尽苍白和静止，所有华丽的历史照片在那一刻都变得黑白。朱门华服，钟鸣鼎食，一个个王朝的背影在这条并不深邃的河流里远去。当我们认真的去审视每一个灵魂个体的时候，却陡然发现一切早已远走。
清华大学并不是水木清华所唯一的封号，任何一种学术或是专业，在一个开放而又文明的社会里，都不可能形成系统上的专制。而彩虹桥这样一个去处，却能给所有的人一种学术的重压，而这种学术的重压却是来源于最通俗的文化思想。
一个超越千年历史的城市，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一个祖传百年的物件，这个物件就是一个家族的见证。而这种历史和时光的做旧，是我们任何一个学术权威都无法企及的。事关历史的研究，只能研究历史的现象，进而再探索历史的本质，但是这种现象和本质都不是第一手的真实材料。
我们必须强调学问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绝非实验室里的研究，也不是几个文人在会议室里的清谈。任何一部万古流芳的史书，在历史价值这个层面上肯定和一枚同它记载年代等同的古铜币是无法相比的。我们常常崇尚学术，但是却不自觉的变成了崇尚某个大学、某个专家或是某部著作。我们歌唱真理，而我们往往却不知道这些真理从何而来。
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已经被学术专制这种桎梏牢牢地把握住了。我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者，甚至连爱好者都谈不上，所以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我不会作出任何性质的论断。但是我发现在历史研究、文学研究上，这种问题确实变成了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我并不是贬低清华大学的崇高学术威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在彩虹桥我却感受到了另一种文化的另一种力量。一种文化，是为了人类研究而产生；一种科学，是因为它的产生而导致了人类的研究。
面对现在种目繁多的专业名词和文化内涵，文化这个原本通俗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无穷的延伸。我并不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在我所接触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学上，这个古老而又博大的学科正在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侮辱和践踏。大量不知所云的文体蜂拥而来，大量稀奇古怪的名词如潮水一般侵蚀着这个在我心里原本十分神圣的学科，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花里胡哨红头绿雨的作者、评论家和文化人。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