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的越多，成本越高。这是真理。
只剩下最后一座岳麓书院，空荡荡地，只剩下满屋子书。到了明代，理学也被抛弃了。岳麓书院的守望者们就积极地开创出了一个更加光辉的学术领域，如果说湖湘学派是起/阳明学派是承的话，那么这个转就是为未来湖南大学铺下万代基业的乾嘉学派，或是朴学、考据学。
如果这些大家还不能理解的话，那么有两个词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的了，那就是汉学。
在湖南大学的展览馆里面，我亲眼看见了大量的史料和文物，展现了一脉相承的学术体系，从一千多年前的理学，到后来的心学，再到后来的朴学。这都是中国文化的一波又一波翻天巨浪，直至大量的学者涌到了国外，汉学于是一时间变得发达起来。
即使到了现在，海外的汉学研究的水平还是比中国大陆高出许多，至少中国大陆的学者没有系统地对汉学这个东西进行真正的思考，从鲁迅开始，汉学就受到了一种被称之为消极的贬损。在多数人眼里，汉学成为了冷宫中的牺牲品。
山下有山（3）
长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背靠长江，身过湘江，在暑热中做学问，是一件艰苦的事情。有谁能够在挥汗如雨的夏季皓首穷经的回归经典呢？其实走到岳麓书院里面，我才发现，这个建筑不但内部结构合理，外部也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形。背依岳麓山，前临湘江水，走到真正读书的地方去了，并不觉得热。
其实，听听里面的读书声，看看里面的藏书，身上那些不耐烦的暑意，也就早早的烟消云散了。
在这座书院里，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
走到书院的最里面，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书店，总面积大概只有十几平米。但是里面只给人留下了基本的行走过道，里面的书堆积如山。我走近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我敢这样说，不论是哪个大学的文学院或是社科部，只要拥有了这些书，都能造就出一大批的人才。
“这些书都是谁买？”我问。
“旅客比较少，内容太专业化了。”一个店员笑了笑，我清楚地看见她的胸口别着“湖南大学”的校徽。
“但是里面有这么多人啊。”我环顾四周，里面站满了年龄和我相仿的看书者，仔细一看，每个人都挂着校徽。随便看看她们正在翻阅的书，都是哲学文学的内容，攀谈两句，都挺专业，谁也不外行。
等我走近展厅的时候，我却意外的发现一样东西，那本不该挂在事关岳麓书院的介绍里面的，但是还是挂在里面了。上面是一个表格，记载着湖南大学的学位点和学术成就。仔细再看看，多半是理工类的，再看看，文学的研究居然出现了一种揪心的失落。
在那个表格里，告知我们湖南大学至今为止没有一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而比湖南大学年轻许多的华中师范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却早已经建立。而且湖南大学连一所文学博士点都没有。即使是古代文学硕士点，也都是前年才建立起来的。
这不能怪湖南大学，和湖南大学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都知道，“学好数理化”是三十年前的观念，“学好政经法”是十年前的观念。而现在文学和国学已经开始逐渐走向一种复兴，在全国所有的高校里面，我都能看出一种紧张和手足无措。就像一个被抛弃多年的孩子回到了家，并且是衣锦还乡的那种尴尬。
回到书店里面，找了个湖南大学的学生问了问，正巧她也是中文系的，她说：“拥有一座岳麓书院，赛过许多博士点。”并且她也知道，湖南大学文学博士点正在逐步建立。“我们学校一旦建成了文学博士点，肯定是全国最好的。”
我忽然想到了曾经听清华大学的一名朋友说，清华大学的文学博士点也是才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建立博士点的时候，聘请了很多非文科专业学校的老师来带课。清华大学的人文环境自不必说，不用几年时间，就成为了全国知名的文学博士点，一如当年国学院那样风光。
想起了范文澜先生的一句话，文学这东西，就是仙人掌。再艰苦他也不会死，只要几滴水，就能形成一个绿洲。
走出岳麓书院，发现它确实是依山而见，而不象白鹿书院，是因洞而得名。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孔子说的，湖南大学在山下，却好比在山上。因为我透过一座千年书院，已然窥视到整座大学人文精神的全貌。我们这些并非是来游山玩水的人，本身就是对于岳麓书院人文精神的一种追寻，追寻到了，却又因为自己的粗浅而感觉到一丝羞愧。就像对着一个似曾相识的背景打了一声招呼，却发现是陌生人。
而我们丝毫不必担心，那个陌生人，却是一座伟岸的山峰，即使陌生，也不会在意你的唐突和鲁莽。
万里乡关（1）
儒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文化的间架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传统的中国人认为，诞生在孔孟之乡的儒学传承必定要以中原为中心，形成泛黄河流域文化圈。这种看法是荒谬的，可是荒唐的是这种荒谬居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数百年的影响。当这种思想成为流毒之后，有一种学术却被长久的忽略了，这个学术被忽略的是起源而不是学术本身。它起源于边远的东南沿海，却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独尊一朝的壮丽景观，从最开始的陆王心学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启蒙主义思想，再到王船山的唯心主义辩证哲学，直至后来的曾国藩、蒋介石驭人治国之术，都成为这个思想的接受者与信奉者。不独于中国大陆，就是海外汉学界，都把这种思想作为儒家的嫡传思想之一进行研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传播如此之远，波及如此之广，实属罕见。
其实这个思想是什么早已不言而喻，他就是程朱理学思想。
朱熹究竟是哪儿人，其实很早以前我也不理解，最早说朱熹是江西人，江西上饶婺源。上饶婺源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加上安徽绩溪。等到我在中国地图上一看，我们完全被中国当下的行政区划弄混了头，无论是江西婺源，还是安徽绩溪，哪怕是武夷山，都属于古徽州范围，而徽州是名副其实的中原文化所在。
在江西婺源，我看见了朱熹的祖墓。在一个荒僻的农田附近，墓前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河上是一座摇晃的浮桥。我战战兢兢的走过那座已经多年废弃的浮桥，迎面是一个黑色的墓碑，朱祖墓。
去武夷山是一列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残破火车，火车的洗手间和车厢的结合处都显露出了一种来自于历史的沧桑。轰隆轰隆的钢轨震动声带着我们一群客人从湖北一个偏僻的小镇到了武夷山，在武夷山之前，经过上饶。一排排徽派建筑在我眼前晃晃悠悠，到了武夷山，也是这般景象。
所以说朱熹是武夷山人，也是婺源人。
武夷山是一个新兴的旅游景观，很多东西都是新发掘出来的。很多建筑都是新盖的，大煞风景，三个人在武夷山被推崇着，朱熹，苏轼，柳永。两个福建人把一个湖北人夹在中间。有座山就叫三才峰，远远看像三个比肩的秀才。中间的就是朱熹，当地朋友们说。
朱熹在福建有专门的建筑群，叫武夷宫。导游说是按照当年的遗址修建了。武夷宫的原址是什么，我不知道，武夷山最有名的遗址是闽越古城，武夷山政府断然不会重建。这个被重建的，也就不大有名了。但是朱熹确确实实和武夷山有不解之缘，他的文化遗存深厚而又有力，以武夷书院为重心，向四周扩散。
没有人怀疑朱熹的文化底蕴与文化气质。他开创了一个文化流派。在中国著书立说为学术的高境界，而创始学术领域则是一个学人的梦寐境界，而开创文化流派则是最高顶点了。作为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学人，由文化的参与者往文化的开拓者进步，是艰深困难的。
宋代是一个开明的时代，从宋太祖对于文化的重视到诗词歌赋的大规模复兴，这一切都说明了在这个时代，思想肯定会流行，并且会成为一种典范思想流传于后世。儒学在唐之后受到了普遍的质疑，老庄哲学开始在学人群体里面产生了大规模效应，而程朱理学在那个时代恰恰成为了大家所欢迎的哲学思想。
谁也想不到，这个思想产生于被汉人鄙视的“苗蛮旧地”，在他们还认为是刀耕火种的福建，已经有一个年轻的思想家在逐步的走向国际。当然，在那个封闭的时代，他的肉体个人是没有机会像德谟克力特那样奔走于周边列国。他的眼前就是一片海，他不知道海的尽头是什么。在登上武夷山之后，他叹了一口气，这样说：
“所谓海，浩瀚无边，然不及思也。”
这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听的，即使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信奉这句话。独立思考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魏晋清谈之后产生的一次大规模思想潮流。中国自古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比不得希腊，也比不得埃及，逻辑学在中国远远没有欧洲那么发达，可是就能够在中世纪的思想上形成一种类似于逻辑学的风潮，这个风潮，该以理学为先。
万里乡关（2）
这个来自于武夷山的男人将武夷书院作为自己的思想阵地。顽固的进行着这种类似于西叙弗斯的坚守。这个坚守，实际上就坚守了中国文人的道德底线，不偏不党，不营不私。
如果苛刻一点说，朱熹是武夷山五夫镇人。在写文章之前曾经问过武夷山的陆梅俊教授，能不能把武夫镇省略掉，他说不行。末了他又说，这是关键，朱熹是武夫镇的代表，武夫镇在两百年前比武夷山出名的多。古人都说北有曲阜，南有武夫。
朱熹是三明出生的，14岁才到武夫，他父亲把他交给了当时最具盛名的湖湘派学者胡宪。五年之后就考上了进士。朱熹住的地方叫紫阳楼，登楼而望，极尽舒畅之风。我始终认为在古镇中，小雨的季节是最舒适的，不冷不热，恰到好处。看风景也模糊中透露着舒适。恰逢遇见了武夷的雨季，在木头楼梯上，我瞥见了楼下的一片池塘，不由得眼前一亮，像是找到了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一般，觉得心头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那是一首诗，这首诗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来说都耳熟能详，但是具体能领悟其个中三味的没有几个，王阳明算一个。这首诗是这样的：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能读懂诗并不代表能够理解诗里的味道。南宋淳熙四年，朱熹辞官回了武夷山，写下了这首诗，辞官之后的中国人彻底会失去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聪明的朱熹找到了学术作为事业的另一个勃发点，这个勃发点，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是世界文明的精彩。
在那个雨中，我找到了朱熹，找到了中国文明最关键的部位。
1999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对于武夷山文化的总评价，“武夷山地区为南宋理学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11世纪末，理学在中国东部的思想界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这段评价是粗浅的，也是片面的。不过不能怪他们，理学在世界上是另一种形式存在着。
说到中国的思想和中国的地理，这是一个困惑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