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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政权的巩固，将文化化为乌有，在那个特定的社会，在集权的制度下才有可能实现，一把大火，野蛮的摧毁了一座不亚于长安或是洛阳的城池，一段文字，把这些事情变得轻描淡写，什么文化什么文史结构，灰飞烟灭之后，只剩下惨淡的几根柱子，几片瓦砾。
沧桑之后，人们从那些尘封二十个世纪的焦土之中陆续发现了让他们惊讶的物件、带有文字的卷牍、某些建筑的断壁残垣。在那一刻，工业时代的人们幡然省悟，这些东西的文明程度远远不亚于洛阳城或是长安城的那些坛坛罐罐。
他们在地底下湮埋着，任凭世事变迁，依旧灿烂如昨。
在中国人的传统眼光里，汉文化是一个最具包容性的大圈子，其余的文化是等而下之的。无论是古城还是古村落，都在此列。一旦某个文化个体在形式上不属于汉文化圈，就会马上被从形式上排斥掉，继而在本质上让其湮灭。
闽越古城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实际上，从汉文化在黄河流域兴起的时候，就遭到了其他形式文化的包围和挑战。这种文化的力度本身是不亚于汉文化的。汉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后来成为主导文化，在很大部分上是因为三大思想体系的建立，一个是仁义的儒家体系，一个是虚无的道家体系，一个是生世的佛家体系。这三个体系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铁三角，一直稳固至今。这种文化体系经过了漫长的发展，逐渐成为了思想主流。
站在闽越古城的断壁残垣之上，黯淡的天空让人觉得一阵深层次的压抑。这个王城被汉文化遗弃了多年，说它是越文化的古城，整座城池全部是中原文化的结构，说它是汉文化的历史遗迹，可惜它地处苗蛮，身居化外。古往今来，星转斗移，四十八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并不乏凭吊之人，随手拈来，就是极佳之作。
1743年，被贬为台湾任候补道台的扬州籍散文家李镳路过闽越王城，在那个甚是落后的时代，东有武夷，西有巫山，天险之外，一座荒草中的古城变成了一片孤城，诗人怅然感怀，奋笔疾书，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怀古登临一望赊，昔年城郭半烟霞。
英雄去后遗基在，满眼桃花映杏花。
半壁孤城（3）
关于闽越王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中原文化与台湾文化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热门问题，也是国际汉学界的关键问题。
众所周知，汉文化圈目前的构成是分为三个层次的，一个是中原文化圈，一个是泛亚太文化圈，一个是华人文化圈。泛亚太文化圈也就是海外学人成为“大中国”的文化圈，区域是东南亚、日本、韩国以及港澳台等地。
中原文化传入东南亚是源于广州的开埠，传入日韩是源于唐宋的宗教往来和战争，而港澳本身与中原无地理隔阂，台湾的中原文化，源自于闽南，可闽南的中原文化又来自于何处呢？
著名历史学家、爱国主义者连横先生对于最开始的台湾－福建的“闽－台文化圈”，有一段精彩的描写，这段描写被收录于其恢弘巨著《台湾通史》当中，这段话是这样的——
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难死耐创。诸洞各自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躁，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收取斗死者聚食之，仍以髑髅将向王所。王即赐以冠，使为队帅。无赋敛，有事均税。用刑无常准，皆临事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丫帅，不服，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狱无枷鏁，唯用绳缚。决死刑以铁锥，大如筋，长尺余，钻顶杀之。轻罪用杖。俗无文字。望月盈亏，以纪时节。候草本荣枯，以为年岁。其人深目长鼻，颇类于胡，亦有小慧。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父子同床而寝。男子拔去髭须，身上有毛皆除去。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
无论是从民风民俗，还是从五刑六典上看，这种风俗和当时的闽越国太像了！几乎是同一个国家！显然台湾的文明是从闽越文化过渡过来的，而闽越古城所在闽北，闽北与江西婺源、安徽绩溪、浙江绍兴等汉文化集散地均一衣带水。正是因为闽北古城的先知先觉，这才导致了整个闽地文化的勃兴，从宋代的闽学——朱熹理学到后来的闽学南迁——台湾地方学术体系的建立，直至泛亚太汉文化圈的形成。
让人喟然的是，这个气势庞大的思想系统工程，居然是“亦有小慧”的闽越人创造的。
整座闽越古城坐落的位置是一片非常开阔的土地，用现代人的眼光看，风景是异常优美的。而我造访的时节又是孟春季节，草长莺飞，天似穹庐，地若棋盘。两千多年以来，这个地方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原生态的局面，再加上整个南平地区没有重工业，天空也显露出了他最本质的颜色，或蓝或青，可苍可赭，云开雾起，海阔天空。
在除此之外的任何一个古城之上，这种感觉都不会有的。我第一次对于文化和历史的反思产生了这样的震撼，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也没有喧闹的商业店铺，他所有的，只是一展荒野，几片瓦砾，几户村寨，一片青山。它没有丽江的柔软，没有婺源的深邃，简单，原始正是历史的做旧。这种做旧，是任何仿古的园林，公园都办不到的，人们的仿古，只是生活的做旧，而不是历史的做旧，还原历史的，还只是历史本身。
在博物馆里，看到了两千年前的瓷缸、管道以及各种金属工具。这些东西丝毫谈不上精致，但是很有力，很朴实，正是这些东西，飘然而至，一下一下的凿击着历史，在经历了一系列坎坷之后，他们又飘然而去，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又去了哪儿。
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他们的后人。
离开闽越古城，我还将去其他地方旅游、考察。
历史注定无界，行者必定无疆。至于那些古城，无论在哪，都成了一片孤城。
我去过丽江，柔软的时光让我对那个地方充满了期待，那些咖啡香水和笔记本电脑让那个地方成为了最时尚也最前卫的地域。古典文化和当代文化的交流，纳西族文化、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让那个地方变得不伦不类，说是古城，却能看得见世界上最新颖的品牌和商品。想起张颐武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丽江是中国最开放的地方。
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显然是首屈一指，但是这样的古城，宁可不要。
之所以说古城是孤城，它必定有着西出阳关的凄凉，在长河落日的时候能够感觉得到贯通古今的沧桑。这种沧桑，只有闽越古城才会拥有，因为它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古城遗址，古城必须要是遗址，因为在遗址的背后，是人类对于历史的构想，对于未来的企盼。
闽北有一片山，叫武夷山，有半壁孤城，叫闽越古城。
雨巷林家（1）
按照中国建筑学界的传统看法，民居作为一种凝固的艺术文化载体，对于南方民居，大多是马头墙、穿斗式形成颜色单调的外围。而绕门河、石水槽、木楼梯、青石板天井则构成了整个民居的三维结构。对于一种民居的研究和描写，我想决非如此简单，特别是在受环境影响极大的前提下，民居势必因为环境的多样化而变得与众不同，然而经过千百年的环境变化，民居的保护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说起中国的民居保护，学术界首推丽江——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和悖论，丽江是中国破坏最严重的民居群，大量的招商引资和资源开发彻底破坏了整个民居的文化环境。在我去过的民居中，江西婺源是保存的较好的民居群，这个民居群最大的特点在于文化群体的无意识保护，从宋明的理学到目前的高等教育都是一个完善的文化体系。而另一处民居的保护则是用另外一种办法进行维护，在这个民居群中，发衍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林姓家族，这个家族改写了中国一百六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和附近安徽绩溪的胡姓一样，理学的宗庙思想将一个庞大家族的精英全部集中到了一起，继而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民居群。
这个民居群，就是闽北的闽越古镇。
中国古镇星罗棋布，遍布四海八州，这一点我是早就知道的。但是不管怎么遍布，肯定出不了汉文化圈。也就是说，在汉文化四周的少数民族文化圈内，是断然不会出现小桥流水的古镇的，可是在闽北一个被认为是“苗蛮”的地方，就出现了那一片迎风而建的建筑，在那群建筑中走出了朱熹，走出了柳永，并挺起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我决定旅行的第一站就选定的是古城，从江西到福建，中国的古城始终在环绕着一个氛围，宋明理学、祠堂、一个家族、一个英杰、一片名城。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核心内容，从家本位制度到家族自治制度，一整套的核心思想灌输着整个家族的统治方略，而这种极为特殊的家本位地域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徽派文化的所在地，位于今下的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五省交界处。
在安徽的绩溪，名动中外的则是著名的胡氏家族。短短一百五十年间，胡氏家族出现了三位历史名人，著名实业家、理财家胡雪岩、中国文化的先锋旗手胡适、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而仅仅只是一河之隔的江西省婺源县则是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的故里。闽越古镇就在这样两座古镇的夹角之下，这个古镇在短短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林姓家族涌现了一大批人类的精英瑰宝，他们是：民族英雄林则徐、中国近代海军创始人林泰曾、政治革新家、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辛亥烈士林文，以及著名翻译大师林琴南。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底蕴？如果说中国没有斯坦福牛津剑桥的话，那么中国徽州文化的这些底蕴足以让斯坦福牛津剑桥汗颜，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中国有这样一个可以说有些狭小的地域，它在努力的改写着中国历史，在那些书院、深宅之中，朗朗的书声和风雨落竹之声就这样催生了中国启蒙文化的因子。
恰巧我来的那天就是一个朦胧的雨天，据当地的朋友说，那是武夷山的雨季。四周是一片层层叠叠的雾霭，四周被一种异样的氛围笼罩着，眼前是莽莽武夷，身后是苍苍古城，一片灰黄的屋顶和墙壁在我眼前展现。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伪装，典型的南方水乡民居，但是在这闽北山区，却又多了几分其余的意味。
这大概就算是朗基努斯的崇高，基于对历史和民族的回归与向往。
如同江西、云南的古城一样，必须要身入其中才能领略得到它的曼妙之处。闽越古城就是这样一个所在，出租车停在古镇的入口，我们悄然潜入古镇之内，里面人迹稀少，柔软的春雨敲打在濡湿的地面上，我的鞋恍然滑过，发出一阵拖沓之声和留下一条浅白色的痕迹。
古镇的结构是典型的农家古镇，丝毫不经修饰。在我所见到的古镇中，这个古镇毫无疑问是一个小小的去处。天色虽晚，但不清冷，路旁偶然能够看见几只灵动的看家犬，他们并不伤人，和我在江西看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