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致人才不讲学派、广纳百家博采众长、唯求学问不究资历的人才政策。经过如是的沉淀，在整座幽然的学府里面依稀能够看到一个世纪的身影。
对于云南大学，文化的第一次积淀是在抗战时期。在此期间整个西南地区科学技术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是当时西南地区的大学惟有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发展，并且云南大学拥有了中国第一个航空航天专业——后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熊庆来这个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的广阔胸襟和卓越胆识很快在这个学校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抗战期间，闻名中外的清华国学院搬迁至此，清华大学的钱钟书教授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两个学校授课，唯一不同的是，在西南联大授的是专业课，而在云南大学授的是基础课。
云南大学校庆的时候，我曾经参观了校史陈列馆，里面有当时的课程表，所有的文化大师都负责基础课的教学，这个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熊庆来授课线性代数，而钱钟书授课古代汉语。
美国的高研院似乎在美国的历史上也在扮演着云南大学的角色，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认为高研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下属科研机构，但是这个机构却是一个绝对独立的科研机构，建院的时间和云南大学几乎一致，从爱因斯坦到波耳、鲍立、狄拉克、葛而曼、杨振宁直到李政道，这些世界文化的巨擘们完成了一个时代的使命。在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转折的那个时刻，如果说高研院带领了整个世界的人类迈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么云南大学在中国将会享有同样的地位。
一个有很深文化底蕴的城市，那里的大学也应当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学术气派，从建筑到布局再到学术成果必然是带有厚积薄发的先进性。而对于一个文化底蕴相对比较浅薄的城市来说，那里的大学也大多是七拼八凑的组合型的学校，文理不通，从学生素质到师资力量都相对差的。如欧洲的大学诸如牛津康桥海德堡或是苏黎世等等，即使是布拉格大学，在文化沉淀和人文修养上也比哈佛斯坦佛高出许多。但是云南大学以及中山大学等中国早期大学，毫无疑问在文化积淀上来说绝对并不逊色于欧洲的任何一所一流学府。
家族的招牌（1）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到了一个叫做婺源的去处，依山傍水，梦里水乡。夏日的风景在这个带有古徽州遗风的江南小镇显得尤为华丽，四周的风景绮丽而又华美。白色的灰墙和黑色的屋瓦构成一幅极为素淡的国画，苍白的阳光透过周围蓊郁翠丽的树林倾射下来，洋溢在细细碎碎的湖面上。眼前的画面极为优雅动人，仿佛款款如风而动，我们的车从身旁的景物一一擦身而过，发出震慑人心的声音。
在冗长且枯燥的旅行当中，我们决定抵达一个叫做汪口的去处，那里有江南最大的俞氏宗祠。在当代所有人的心里，宗祠是一个极为古老而且悠久的产物，似乎已经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在后工业时代，连最亲密的“父严子孝”的关系都逐渐淡化，家族观念都成为了被人耻笑的对象之一，更何况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前的祖先渊源，更是无人谈及。在祖先观念日益淡化的今天，宗祠已然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
祖先意识似乎是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一个普遍现象，最早的祖先意识来源于何处已经无从可考。印第安的祖先崇拜最早源于圣地亚哥的土族的图腾崇拜，中非民族的对于祖先的热爱却是根于拜物教的延续，南亚地区的碑刻和部分塔陵则说明他们祖先灵魂对于小乘佛教的依附和信仰，而事关中国的祖先崇拜和敬仰，在更多的方面就只能说明是基于家族的荣誉和辉煌。
从婺源的国道往东北走三十公里，穿过浓郁宁静的树林与大嶂山余脉，到了一个名叫汪口的小村子，小村庄极为宁静。在婺源，村子地名多与水有关，而被称为口的则在溪流的交汇处。所有的村子和村子不构成一片片的建筑群，在村庄里面依稀可以看得到极其相似的风景，在风景与风景之前，却能把握得到极为微妙的不同。俞氏宗祠却坐落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溪流之畔，背山面溪，清爽气派。
在很多年之前，我在一个苏州画家的画展上曾经看到过一幅颇有意味的水乡国画，画上颜色极为恬淡，色泽鲜明，只有黑白两色。山水风格迥异，建筑别具一格，牌坊宗祠大气而又不失细腻。驻足良久，百思不解，几疑为是周庄或是绍兴，但是细细看来却又有极为细微的差异，于是怀疑作者为自己杜撰。现在想来，此画乃是最真实的写生。
那幅画画的就是俞氏宗祠。
中国人对于家族荣誉之重视让世界所有的民族望尘莫及。基于高贵或是卑贱的血统观念在中国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在英国甚至西班牙以及北欧更远的地方，被乡土情结所贯穿的中国人始终对于祖先们所赐予的一些虚无东西感到无法释怀。一方面他们相信祖先的世袭血统，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认同比他们血统更为高贵的人，一荣俱荣，一焚俱焚，而宗祠在这个奇怪的悖论里面却在扮演着一个极为古怪的角色。
宗祠的最早渊源应该是在先秦时期，在《尚书》里面就有关于祭祀的记载。宗祠只限于贵族使用，在当时宗祠被称为祖庙——在现在的中国北方也有这种说法。宗即为祖，祠即为庙，在意义上却是互通的。
在汉武帝之前，修建祖庙一直是公卿们权力和资格的象征。到了三国时代，贵族势力极为庞大，门第观念盛行，当时的祖庙变成了割据势力互相攀比的产物。这种风气一直延伸到宋代，宋代初年，太宗赵匡义吸取唐及五代的教训，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贵族力量迅速土崩瓦解，宗族势力兴起。庆历元年，大学士范仲淹上书宋神宗，要求承认并强调宗族的作用。王安石、苏洵等人纷纷响应，于是宗族制度很快就在这个帝国的四面八方迅速的树立起来。
谈及宗祠以及宗族制度，婺源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地方。关中学者吕大均将《吕氏乡约》这部世界上第一个倡导民间自治与互助的条文送呈给了婺源人朱熹，这位享誉中外的思想家很快将这部条文进行了增补，用三年时间写成了《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并将乡约概括成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十六个字，家族管理成了当时的主流管理模式。直至明代嘉靖年间大学士夏言请求嘉靖皇帝批准在民间广建祠堂，这种极具理学风格的管理模式和思想意识很快成为了当时的主流。
二百五十年后，俞氏宗祠浩然屹立在婺源的地面之上，没有任何华彩，没有任何盛装。
那一年，朱熹已经离开了他们的乡亲将近六百多年。
我们所遇到的很多事情正如贝克特所说，历史是永远的存在并永远的合理的。宗祠在中国的历史上绵延流传数十个世纪，一个个家族在宗祠里衰落、再起，继而再次衰落。人类的思想左右不了历史的发展，但是历史可以轻而易举的推翻人类的任何猜测或是假想。
家族的招牌（2）
说到俞氏宗祠就不能不说它的始建者俞应纶，这个乾隆年间的学者在文学上并没有比较大的建树，但是据当时的史书记载他是乾隆三十二年甲科的状元。他入宫后唯一的职业就是在皇宫里面担任皇子的老师，这个工作做的相当漫长，所有的才华和锐气都逐渐消磨，以至于耽误了他原本可以做出更好的文章。到了后来告老还乡的时候，乾隆皇帝破格授予他一个朝议大夫的虚职，但是同时也给了他一项特权，那就是可以将宗祠修建的和皇宫的宗祠一样规格拥有五凤门楼，这个在清代历史上是第一例，也是最后一例。
五凤门楼的华丽性远远高过了它的实用性，一九三二年，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博物学家斯蒂文森考察婺源的时候，对五凤门楼的工艺水平极为惊叹，在他的《东方古宅走访记录》一文中极尽笔墨，如此描述五凤门楼的精湛和华丽：
“在我所见到的奇迹中，中国江西的这种宗祠门楼应该是最为神奇的。在中世纪的中国——一个没有电，没有绘图仪，甚至连自动化的工具都没有的时代，居然能够创作出这样一个精湛的物件，实在是让我震撼。我将会把我所看到的一切禀报给我尊敬的女王陛下，首相阁下。让他们知晓，在我们因为发明蒸汽机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东方人正在做着震撼着整个世界的壮举。毫无疑问，他们完全有能力在同时代甚至比我们更早做出蒸汽机、纺纱机等所有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
但是我们没有。
说到这里，我想写几句我的议论，在那个时代，礼制建筑的意义远远并不在于它的实用性——我并不是在对所有的人自我安慰，毫无疑问，我敢这样说，在启蒙思想没有盛行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并不比西方人的思想落后。反而王阳明和黄宗羲的思想远远要高于伏尔泰或是孟德斯鸠的思想。但是西方唯一比我们做的好的就是思想的传承，他们的敢于否定的传承开放性思维方式将永远值得我们借鉴。
整个俞氏宗祠在理学盛行的时代无疑成为了乡民们一个聚会的公益场所——这有一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会展中心（西方出现会展中心的时候已经是上个世纪初期了）。俞氏宗祠是一个典型的中轴歇山型的结构，这种结构在中世纪的中国大概只能限定于皇宫使用。所以这个俞氏宗祠变得格外开阔壮观。阳光透过头顶的天井照耀在整个宗祠里面，光线充足但又不失肃穆，影子与光线的协调明暗得当，浓淡相宜。身在宗祠之中，坐听数朝风雨变幻，可谓是洋洋大观，别具一格。
宗祠最上方的享堂供有先人们的画像——这一点和西方对于家族的崇拜和荣誉感不谋而合。所有的家族——比如说法国的冯家族、英国的威尔逊家族、意大利的索希尼家族等等，都会在家里面挂上祖先的画像，以示与其他家族的不同。而在中国这种画像早已失去原有的血统意义，取而代之是对于先人的缅怀和虚无的纪念，尽管形式一样，但是意义已经大变。
在西方也有宗祠这样的产物，但是这种东西却是和教堂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把祖先的画像放在教堂里面，叩拜神灵的时候也叩拜到了祖先。在更多西方人眼里，所谓的家族观念已经不复存在。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将会颠覆人类所有的思想观念，包括思维方式、世界观，甚至于伦理道德观念，所有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都没有任何能力重建这一套已经残缺不全的思想观念。
所有的观念都会变成一种笼统的意识而存在。人类心灵荒漠化将会继续将这种思想的断层延续，而家族观念则是这个断层一个极为细小的组成。
对于中国人，家族观念仍然是早已深入心中，这种思想观念显然和民主制度下法律的平等契约产生了一种极为严重的冲突。毋庸置疑，它必然将会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逐渐淡化，直至消亡。
我们在批判一个任何东西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将会贯穿所有存在物体的始终，在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韩国，甚至美国，这种家族观念将会一直持续，并将作为文化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