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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穷国反对富国的代表，格瓦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概念：首先，公平转让知识和技术（“放弃现行的专利许可做法，让不发达国家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其次，尊重各国文化，前来援助的工程技术人员应该为人师表，尊重环境、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这一点，格瓦拉特别要表扬中国，因为中国来古巴的技术人员甚至不要工资）；最后，重开债务谈判，再次审查压在穷国头上的外债。
也许连格瓦拉本人都没有想到，他会在这次大会上抛出这些言论。他更加无法估计这次演讲产生的影响，在当时的社会主义世界，还没有谁这样评价他们的苏联老大哥。他的演讲稿甚至开始在巴黎的左派大学生中间迅速传播。
就在他做这个演讲的当天，妻子阿莱伊达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这是个男孩子，秉承他们家的起名传统，这个孩子就以父亲的名字“埃内斯托”命名。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告别仪式（1）…（图）
1965年3月2日，格瓦拉折返埃及开罗。权衡好久，他终于相信总统纳赛尔应当是个靠得住的人，于是向他透露，他想带一个古巴黑人兵团支持刚果。3个月前，一群白人伞兵突袭了刚果北部城市斯坦利维尔，而这些伞兵搭乘的正是古巴反卡斯特罗人士驾驶的美国飞机。
纳赛尔对格瓦拉的计划提出质疑，他坦诚地说：“这件事不可能成功。你是白人，很容易就会被人发现。假如你或者埃及派军队去刚果，人家就会将这说成是武装干涉，弊大于利 。”格瓦拉显得很焦虑，他先是再一次批评了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自私自利，接着说，在古巴革命之前，只有秘鲁发动过革命，“但是秘鲁的所作所为像个懦夫，它没有勇气面对死亡，而是临阵脱逃。”他又说，“一个人一生的关键时刻就在于他下定决心面对死亡时，如果他决心坦然面对死亡，他就是个英雄，至于他的事业成功与否，那已经不再是关键。可是假如他不能面对死亡，那么，他永远只不过是个政客。”听了格瓦拉的慷慨陈词，纳赛尔像是个老大哥一样，摇着头劝格瓦拉不要老是把死挂在嘴上：“为什么总是说死呢？你还年轻嘛。如果有必要，我们会为革命而死，但最好还是为它而活着。”
在开罗的一个晚上，他与纳赛尔的助手《大金字塔日报》记者洛夫蒂·艾尔科一起观赏夜景。在路上，格瓦拉发现一个姑娘向自己频传秋波，虽然艾尔科一再告诉他，那只不过是个烟花女，可格瓦拉还是塞给姑娘一张写有自己酒店房间号的纸条。女孩去了格瓦拉下榻的谢弗德酒店，当然，门口的警卫拦住了她。双方正在争执，格瓦拉出现了，他一把拉住了姑娘的胳膊，把她带进自己的房间，还让警卫去其他地方看看，最好再送几个这样的姑娘进来。事实上，格瓦拉曾经说过，他怀疑自己的灵魂，因为他可以同时爱上好几个女人。在一次开会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况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有谣言说，格瓦拉有婚外恋情，并且与情妇生过一个男孩儿。
3月14日，格瓦拉结束了94天的四大洲之旅，回到了哈瓦那，妻子阿莱伊达带着5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格瓦拉与前妻所生的长女伊尔达）去机场迎接他。可是，格瓦拉没有踏入家门，就直接乘坐卡斯特罗的专车，来到哈瓦那郊区的一栋秘密别墅。在这里，他们长谈了近40个小时。
这次马拉松式的谈话，卡斯特罗究竟与格瓦拉说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习惯写日记的格瓦拉，竟然在日记中没有提及只言片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卡斯特罗的若干本回忆录和传记里。这反而大大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后人甚至创作了很多关于这场会谈的小说。
就在这次长谈后，3月16日，格瓦拉给他已经身患癌症的母亲塞莉亚写了一封两页纸的长信，托朋友罗加带给母亲。可是罗加没有直接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先去了趟欧洲。母亲接到这封信时，已经是4月13日晚上。看到信，她立刻给格瓦拉的好友罗霍打电话，坚持让他立刻来见她。罗霍以为是塞莉亚病情恶化，马上冲到她家，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对我说，‘你看看这个。’看完埃内斯托的信，我觉得很困惑。他在信中说，他要退下来去砍甘蔗，到工厂劳动，还反复叮嘱她，千万不要找任何借口来古巴。”
3月22日，格瓦拉参加了工业部的大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一切都与往常没多大分别。会议结束后，他对大家说，“不久在甘蔗田见。”这是格瓦拉平时最常用的告别语，因为在古巴时，他习惯每个周末去甘蔗田义务劳动。
接下来的日子，格瓦拉突然变得很轻松，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家里看书，与孩子们玩耍。有一天，他在家中与家人拍照，吃早饭的时候他问保姆：“一些古巴战士牺牲后，他们的妻子有没有改嫁？”保姆回答说：“很多都改嫁了。”他转身看着妻子，指着自己的咖啡杯说：“要是那样的话，你现在为我冲的这杯咖啡，也可以给另一个人。”
一切都已经充满了告别的味道，他送给童年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本关于古巴甘蔗史的著作，在扉页上他写道：“我不知道给你留什么作纪念。我的大篷车又有两个轮子了。我的梦想将没有国界，除了子弹另有决定与安排。”他又送给另一个朋友何塞·阿吉拉尔一本他自己写的《革命战争回忆录》，赠言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是该动身的时候了。我把它留给你，但愿它不是遗物。”
没过多久，阿吉拉尔从官方的报纸上读到了关于格瓦拉辞去工业部部长职务的消息。当然，格瓦拉自己是不会主动辞职的，因为他曾说过，“革命者从来不会辞职”。据说，这是因为格瓦拉有亲近中国的倾向，令古巴的领导人无法忍受。
他一个人清理自己的书房，整理文件和笔记，腾空办公室。离开古巴前，他写了三封告别信，一封给卡斯特罗，一封给孩子们，还有一封给父母。写信的日期，大约是在1965年3月30日或31日。
给卡斯特罗的这封信，让很多人怀疑这是否真的出自格瓦拉之手，因为其中充满对卡斯特罗赤裸裸的赞美，这完全不符合格瓦拉的性格和他当时的心态。他写道：“我惟一比较严重的错误就是在刚开始打游击的时候不信任你，没有很快认识到你作为导师和革命家的素质。我感谢你对我的教诲和你为我树立的榜样。”可是无论如何，人们可以相信一点，卡斯特罗与格瓦拉之间的友情确实笃深。1993年，卡斯特罗曾经像梦呓一般对警卫叹道：“自从切死了以后，他的音容笑貌每周都会在我的睡梦中出现。”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告别仪式（2）…（图）
在给5个孩子——他们分别是伊尔达、阿莱伊达、卡米洛、塞莉亚和埃内斯托的信中，父亲告诉他们：“你们务必要能在你们的内心深处感觉到，自己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做了什么不公正的事情，这是一个革命者最优秀的品质。”
父母已经分手，他给他们各写一封信，但内容完全相同，信末他说：“现在，我用艺术家的浓厚兴趣磨炼出来的意志，将会支撑我两条软弱无力的双腿和疲劳的肺脏。我会坚持下 去的。请你们时不时挂怀一下20世纪的这个小小雇佣兵。”
格瓦拉特别喜欢聂鲁达这首叫《别了》的诗：“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系住，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绑在一起，我喜欢海员式的爱情，接个热吻就匆匆离去。我要走，我心里难受，可我心里总是很难受。”
第六部分：迷失在刚果格瓦拉现在叫“塔图”（图）
1965年4月1日清晨，哈瓦那机场，古巴航空公司飞往莫斯科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三个乘客行色匆匆，急急忙忙登上飞机。三个人中，坐在中间的那一位看上去很像是个商人，他戴着副黑边眼镜，穿着灰色西装，打着深色领带，头发修理得很短，一丝不苟地向后梳去。他的左边是个彪形大汉，右边则是一个黑人。没有谁知道，这位一本正经的商人就是格瓦拉，而他旁边的这两位是他的保镖，一位是维克多·德雷克，另一位叫霍塞·玛利亚·马丁内斯·塔马约，不过大家都习惯叫他绰号“帕皮”。登机时他们用的都是假护照，在飞机上 几乎一言不发。
4月19日，一行人终于到达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格瓦拉显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虽然与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私交甚好，他也没有前去拜访。古巴驻坦桑尼亚大使里瓦尔塔陪伴了格瓦拉几星期时间，只知道他是古巴的一位重要领导。
格瓦拉意欲将古巴革命的例子复制到刚果。可是，为什么是刚果？这里面有复杂的历史背景。
1884年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规定，比利时国王以私人名义占有刚果河以南地区，成立“刚果自由邦”，刚果河以北地区则是法国的殖民地。
比利时所属的刚果有250多个民族，物产丰富，拥有全世界60％…80％的铀矿、工业钻石和钴，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用刚果的铀制成的。由于国际舆论一致谴责比利时在刚果的残酷统治与剥削，比利时国王干脆在1908年，以几千万美元的价格将这个国家卖给比利时政府。
比利时对刚果实行极其残酷的家长制统治，试图将刚果与整个文明世界隔离。外国报刊、书籍一律不准进入刚果，理由是害怕他们的精神遭到花花世界的玷污；刚果人不准搭建房屋，理由竟然是免得他们以后分家闹矛盾。愚民统治的后果是，一直到1960年，1400万刚果人口中，只有1个律师，26个大学毕业生，不到3万人接受过中学教育。
二战后，比属刚果开始不断要求自治。1960年1月31日，迫于压力，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宣布，他最终将使刚果独立，但这一过程将是“逐步的和渐进的”，按照比利时当局的计划，直到1964年，他们才将准许刚果完全独立。
可是民众再也不愿继续忍受这种没有主权的生活。“刚果民族运动”的领袖卢蒙巴要求立刻独立，1960年5月大选结束，卢蒙巴当选总理兼国防部长。6月30日，比属刚果宣布独立。
时年35岁、邮局职员出身的卢蒙巴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很快他就被推翻，刚果军队立即哗变。比利时想乘机控制局势，于是授意傀儡人物冲伯在刚果南部的加丹加地区宣布独立，因为那里的矿产最丰富。9月，莫布杜宣布暂管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