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看，这可是远古生殖崇拜的活化石啊！难怪老外们看得手舞足蹈。
看着这许多的泥娃娃，还有哪个人心里不美滋滋、乐呵呵地，尤其是哺育儿女的母亲，那感觉就更不一般了。我从心里佩服起这位性情豪爽、感情外露的巧婆来。正应了那句话：越是人性的，就越是艺术的；越是传统的，就越是世界的。
种族繁衍，生殖崇拜的内容，是陕西传统民间艺术中表现最多的一种形式，从古至今，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其的表达和创造。种族繁衍的观念在传统习俗中，无疑是一种闪着圣洁灵光的观念。如：《蝶（男）采莲（女）》、《刘海（男）戏金蟾（女）》、《鱼（男）戏莲（女）》、《猴（男）吃桃（女）》等泥塑始终围绕生命的三大要素：生殖、生产、生活。这是中华民族生殖繁盛、兴旺发达的古老传统观念的延续。在杨梅英生活的地方，民间依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乾为父，坤为母”及“女娲黄土造人”之说。杨梅英的泥塑创作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这些生殖崇拜的痕迹，其主题内容所喻示的，也正是深藏人们意识里的“生命”之源的潜存。
“我现在很看重梦里的东西，有时半夜做了梦，梦见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就睡不着觉，马上起身把梦里的东西捏成形，有时你想不到地样样，但能梦着，真是‘鬼’地很。有时跟人说话开玩笑呢，说不定还能开出个题材来。”杨感慨地说。
这就是我们看杨梅英作品时怎么也看不够的奥妙，她的创造皆来源于深厚的黄土文化的背景，源于她熟悉、热爱的生活，源于她对生活的细心观察和切身感悟。她清楚地知道人心所向，知道百姓想要啥，知道人性中那些真善美的价值。她曾小声对我说：捏泥塑，一是继承传统；二是换些钱，把老窑洞翻新一次；三是要把过去几十年糟蹋的面粉用泥巴赎回来，等真的去了阴间时免受批斗。这第三听似玩笑话，但却反映了杨的那颗纯真的心。
杨梅英，1942年出生，从小就是个活泼开朗的大气人，聪明伶俐，六岁起跟随母亲学习剪花、捏面塑。十八九岁时自由恋爱，嫁给本地人屈广印为妻，丈夫是位不善言谈的憨厚、老实的庄稼汉子，他们共养育五个儿女，现在最小的女娃也都二十四岁了，并且成为杨梅英泥塑手艺的惟一传人。年轻时，为了解决儿女多、经济负担重的问题，杨自己开了个理发店。由于心灵手巧，悟性好，会做各种各样的发型。那时段，每当过年过节、红白喜事或是谁家有了祝寿、新生儿吃喜面，都少不了要请她去剪花、捏面塑，她忙里忙外，特会来事儿，被当地人称为“民间博士”，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八十年代末，延安市群众艺术馆指导老师宋如新先生组织民间美术创作班，杨梅英自然成了其中一员。这下可大开了她的眼界，她创作的民间艺术品，受到专业人士的普遍赞赏。1994年10月，杨梅英有九件作品入选由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第一次进入中国美术馆，登上了大雅之堂。紧接着，受到日本、中国香港有关方面的邀请，前往展览作品，并做现场表演。
杨梅英激动地对我说：“日本人一开始见了我地泥塑和剪纸，都要把眼镜拿下，是在上面看个仔细，人家不相信是我捏下地，还有人把我这大剪子拿过去左看右看。后来我就现场捏给人看，剪给人瞧，当场就轰动了，摄像机、照相机，还有黑压压的人头，全堆在了我跟前，挤地我动也动不了……看，这是一位日本教授写下地。”她顺手从炕席下抽出一个本本，在第一页上，我看到有一行工工整整的汉字：“您是艺术、天才的母亲！日本学生佐村。”可见杨梅英在这位教授心里的位置。
“我的性格开豁，我妈是山东人，我是出生在这达，我受益本地的水土，但我的性子和说话跟本地人不太一样，人家说我：这人啥都敢想、敢说、敢当。这儿地人叫这是‘二杆子’（傻瓜之意）……”
不管人家咋说，好像杨梅英从来没有当回事。再说，杨梅英的创作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也正是受益于她这个信马由缰的性格。打从日本、中国香港展览、表演回来，她彻底告别了理发店，用她的话说：“我要继承咱们传统的玩意儿，创作更多美地、好地、善地东西给人看哩……”
说着，杨顺手拿起一块黄泥巴，一双粗糙而又灵巧的手在泥巴上“雕刻”了起来。口中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边区老歌：
边区，边区，几呀嘛几方好！
劳动地英雄，真呀嘛真不少！
行行都能出状元呀，当一个农业英雄真呀真荣耀。
人家地英雄，是人家地功，你可别眼红，有能耐就自己争。
人人都能把劳动英雄嘛当呀嘿！
今年的收成更加好来！更呀加丰依呀嘿收哪！嘿呀依黠嘿呀呀！……
杨唱罢，手中的泥人也捏成了，她冲着我说：
“这现捏的‘小子娃’就送给你了，保你幸福平安！做出大事业！哈哈！”
我望着杨梅英爽朗的笑容，心想，这位名副其实的黄土塬上的巧婆娘说不定哪天还会再做一个奇巧的梦！创造出更新的艺术形式，我们衷心地期待着……
第五部分走访民居奇闻“地坑院”
2000年4月，“中国行”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我的老师刘恪山专门从北京打电话给三门峡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员更厚先生，请他给予考察方面的帮助。在我后三年的行走过程中，我的恩师刘恪山先生与我心心相系，大事小情上为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使我有了更多的方便和安全，这些我永志不忘。第二天，员馆长丢下手中的一切事情，亲自陪我前往张庄村，去拍摄那里的独特民居——“地坑院”（也被当地人称为“天井院”、“地阴坑”、“地窑”）。张庄村坐落在距三门峡市西南二十一公里处（陕西境内），是当地有名的张庄塬。“塬”是黄土高原典型的地貌特征，是因长年流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大的有几十平方公里，小的有几平方公里不等，四边陡，顶上平，素有“川下，塬上”之说。随着水土流失的不断加剧，每年塬的面积都在以惊人的速度缩小。张庄塬上的人口约三万之众，分布在四个大的自然村。张庄塬有记载，“地坑院”历史并不长，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军在张庄塬上对平民百姓实行罪恶的“三光”政策，将塬上的民居全部烧光了。日本投降后，当地百姓穷困不堪，根本没有能力再兴土木，盖房舍。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深厚的黄土地为战后无处栖身的民众提供了创造新的家园的灵感，他们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建了既经济又实用的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地坑院。这种地坑院，实际上是古老“天井式”窑洞的变种。在陕、甘、晋、豫地区还流行另外两种窑洞模式，“平顶式”和“靠崖式”，也叫“黄土窑洞”，堪称“东方一绝”。平顶式窑洞是用砖石或土坯在平地上砌筑而成；靠崖式窑洞是先将土坡修铲成与水平线成直角的平面，再在这个平面上开凿顶部半圆或尖圆两种拱形洞穴，有数窑平列，也可上下叠层，就像楼房，有人称它“天窑”。张庄村的地坑院则是在平整的土地上深挖约四五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深坑，坑院十到十二米见方。地坑上边沿，用青砖筑约二十厘米高的矮墙加以防护和警示（尽管如此，每年在张庄塬仍有数人掉落地坑院内）。院四壁可挖凿六至十眼窑洞，每眼窑洞高三米多，进深七到九米，窑口中央留有向里开的门，两边和半圆形上方留有木制格子窗。一到年节，巧手女人们就会剪出各色花样的剪纸贴在窑窗上，把日子装点得红红火火。格子窗供采光和透气，在门的一侧还留有锅腔和土炕的烟火道。院子中央通常是小菜园，菜园的边缘有一米五左右宽的环窑洞走廊。小菜园肩负着复合性功能：存储一定的雨水；吸收充足的阳光和氧；改善窑洞内的通风等。而在园子一边要挖一眼深约四米、宽半米的旱井，用以蓄积雨季中过量的雨水，既解决了日常用水的积蓄，也解决了雨水倒灌窑内的问题。每座地坑院中，都会栽上桐树、梨树各一棵，树梢高高伸出地面，传递着主人家人丁兴旺的信息。这种象征生命存在的植物，为地坑院带来许多生气和灵性，它的人文作用，远远大于它的实用功能，它提示地面上行走的人“别掉下来”，在炎炎的盛夏给地坑院带来一片绿阴，滋润了生活在黄土地的人们的日子，那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同样被这黄土地上的农民应用得淋漓尽致。进入地坑院的通道设计得更加巧妙，一条铺着青砖的斜坡甬道拐个弧形直角弯就可进入院内。当我拾级而下时，还真有种别有洞天的感觉呢。初入张庄塬，我有时会惊异地发现，好端端的平地上忽地冒出一位梳着两根长辫子，身穿红花小棉袄的俏丽农家女娃，手捧一个蓝花大碗，忽地一下又消失在另一处地平线下。真是给人一种“神出鬼没”的幻觉。难怪在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上塬不见人，见树不见村，入村不见房，炊烟平地起，忽闻鸡犬声。”张庄塬地坑院中还有组合连环院，叫做二进院、三进院。在地坑院的建造中，同样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不识多少字的农民，却拥有广博的实际生活的学问，他们将八卦的原理有机地融入了地坑院的形制中，根据阴阳鱼的八个方位，来确定所有新建地坑的四个正面朝向，按照当地人信奉的“风水流脉”的统一心理指向，充满自信地定制新地坑院的主朝向，这样，以东西南北为朝向的院子，就有了各自的位置和名称：“东震院”、“西兑院”、“南离院”和“北坎院”。由于四种各有其主的朝向院子，窑的主次等级中最好的朝向当属“东震院”。一位住了一辈子地坑院的大爷说，按照风水定下的朝向住起来才顺心舒畅。我在员馆长的带领下，七上八下地跑了十多家地坑院。不同年龄的人，对地坑院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不管怎么说，冬暖夏凉，费用不高（现在建一座地坑院的造价为九千元左右），使人长寿康乐，是地坑窑公认的优点，年长的人常在嘴边这样的念叨着。但年轻的人则说：采光不好，通风不畅，沉闷憋气，还浪费土地等。反正有一个事实人们却无法回避，那就是，现在张庄塬的百姓大多已不喜欢住地坑院了。如今，地面上的砖瓦房在张庄塬越盖越多，一方面反映人们确实富裕起来，更主要的是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年轻人不再信奉或半信半疑老一辈“风水流脉”的文化传统。他们要改革，要创建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在我要离开张庄塬时，看见有几户农民正在运土填埋废弃了的地坑院。问其原因，主人家说：“现在新的宅基地难批，儿子又要结婚，只好在填平的地坑院上建造新的砖瓦房了。” 我们在返回三门峡的途中，员馆长对我说，前一时期，省里有一份资料统计，有百分之六十的百岁老人是居住在窑洞里的…… 后来我到了陕西，在《陕西日报》上看到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