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以后，我完全忘了PSAT，回到辛苦的学校生活中。为了回避任何关于考试的联想，我把考试手册丢进了垃圾桶，清出了所有的考试复习书，小心地把《怎样进入顶尖大学》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可惜的是，我不能永远都藏起来。12月的某一天，我掉进了冰窟窿：要宣布PSAT考试结果了。分数已经来了。我独自一人跑到会议室，而很多紧张兮兮的孩子是和父母一起来的。
我拿起我的分数，坐下来，慢慢地拆开信封，小心翼翼地瞄了一眼。刹那间，我都快晕倒了——我的数学怎么考得这么惨啊？总分80分，我只拿了64分，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我的几何一塌糊涂，看看我把什么做错了——一个点坐标（3，0）让我错写成（0，3）。我都快要哭了。
数学成绩把我的心情搞得太差了，以至于我的语言高分和写作满分（75分和80分）也不能让我快活一点点。
和朋友们相比，我确实比大多数人都答得好，但我还是非常沮丧。朋友们觉得我真是变态，我的分数反正已经进了金字塔的顶端——1％，可以进入国家奖学金的候选人名单了。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理解，那不完全是分数的问题，而是我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我的无知、懒惰让我很恼火。我有点怕把这个成绩拿给我的父母。但是我没法告诉我的朋友这些想法，因为她们根本不会理解！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长大，她们也许会觉得我父母是什么牛头蛇身的怪物，才会对这么好的成绩失望。
我垂头丧气地把成绩单递给爸爸，爸爸很失望。不止是因为分数低（按我们的标准），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好好准备，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潜力。我到现在才知道爸爸是对的，我不幸被他言中，让他失望了。
爸爸说，他有很多考试经验，只要我能拼死拼活熬三个月，就一定能考出顶尖成绩。
第一章老爸评论：滑铁卢之战
女儿倒不是一个懒蛋，只是跟我有一点相同：一卷在手，可以忘记周围世界，不问时事功名。但是，我俩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我放下书籍就返回世界，拾起伟大理想，她放下书籍就走进厨房——她的理想就是做家庭主妇。
记得还在她读初中时，一天她说学校做了一个测试，看学生是哪一种类型的人才。我赶紧问她是哪一种，她说是艺术型。我一乐，说：女儿呀，你就等着好莱坞的挖星倒爷们在俺家门口排队吧。女儿说：哪里的话呀，老爸，我适合做家庭妇女、学前班老师和心理辅导员（顶多相当于团支书或连指导员）。老爸我失望透了，辛辛苦苦送她学琴、学舞、学数学，到头来落得这个下场。
到现在，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做菜，收集大量的菜谱，每天一个花样，让我吃得头大。我告诉她：“以后你的丈夫应该非常感谢我，因为他吃的好菜全是拿岳父大人的胃练习出来的呀。”
我小时候哪里像她这样，我是人小志不小，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想的是怎样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出无限的贡献。即使人到中年，我也能做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人到中年万事不肯休。
所以，一个没有理想的小鬼子，能指望她念念不忘一场令人讨厌的考试吗？Kate这个丫头，从来考试就是瞒着我，包括重要的全国性考试，也不告诉我她得了什么奖。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免得父母施加压力。这就是她的哲学：学习是她的内政，老爸最好闭上乌鸦嘴，不要说三道四。
美国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是12年，高中大都是4年，女儿的高三相当于中国的高二，我曾经建议女儿在高二时提前考了PSAT，分数当然是不做数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她。在女儿的高三年级，全国约有300万学生，参加PSAT考试的只有160多万，许多高中生不愿意参加预考，有许多人没有打算读大学。
这个PSAT考试，我也完全忘记了。那是2001年9月，当时我去中国办事，整个心思不在女儿的学习上。我从中国回来，还给女儿带了她喜欢的中文电视连续剧（她的中文口语从电视剧里学了不少），她居然在考试前几天抓紧把电视剧看完了。到了最后几天她才告诉我：明天考PSAT。
你可以想像，老爸我嘴巴都气歪了。我若是知道她马上有个PSAT，怎么会把电视剧送给她看！我还傻兮兮地陪着她看了几集，讨好地对那部更傻兮兮的电视剧随声叫好。
其实，Kate是个约束力非常强的孩子，不做完功课不会去玩，非常有条理，忙起来会把第二天要做的事写在小纸条上，做一件划掉一件。所以，我能对她放手。可就是这样的孩子，也有掂不出轻重的时候。
那个学期她的确很忙，选修了六门功课，其中有四门是大学水平的AP课程。记得我陪她去见学校副校长获得修课批准时，副校长非常担心地望着她，问：你能吃得消吗？她说能。Kate那学年修的AP课有微积分、英语写作、生物和世界历史。美国高中的课外作业比较多，AP老师不仅要讲好课，还要帮助学生准备全国AP考试。
问题是，她还有许多课外活动。每星期一晚要参加市青年交响乐团的排练，每天要到体育馆锻炼，每周五晚有钢琴课，每周六上午有绘画课，每周日上午有中文作业，下午上中文学校，晚上在医院做四个小时的义务护士。Kate忙得没时间看电影，晚上10点才休息。当然，如果选择容易的课，不参加社会活动，她也可以轻轻松松。
记得到了PSAT考试的早晨，她拉长了脸到餐室，说不想吃饭。那段时间，她奉行素食主义加上保护动物权利，对食品特别挑剔。我一听到她又不吃饭，就非要她吃牛奶、鸡蛋。我们就吵了起来，她赌气不吃饭离开了家。
事后看来，我做得太急。我发现她的不对，总想让她马上就改，以后不再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孩子也不是一次教育好的。要有个等待她想通了的时间，要容许她有反复。而且，在她上考场的最后一刻吵架，把她心情搞得很烂，怎么能够正常发挥呢？她没考好，也跟我有关。
这个早晨及其后果给我的教育是，永远不要在孩子出场时教训她。以后送她去考场时我都会给她一个拥抱，说“Enjoyyourtest（享受考试吧！）”。
我一直以为，Kate的数学会考得跟练习水平一样好。当Kate把PSAT成绩递给我时，我也不敢相信她的数学会考得这么差，不仅没有到达平时的水平，甚至比一年前考的成绩还差。
我倒不是看重结果的人，但我强调努力。我告诉Kate：只要你尽了力，就可以坦然面对任何结果；但是，因为自己不尽力而失败，你将问心有愧，无颜回首。
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尽力。我当然非常失望，把Kate找来谈了一次话。我告诉她：数学需要解题技巧、解题速度，数学成绩是可以通过短时间的训练提高的。我知道怎样对付数学题，我愿意帮助她设计一个方案，在三个月内把数学成绩提高到拔尖水平。
Kate的顾虑很多，怕我的方法不好会让她在正式的SAT中考臭。我知道她肚子里的小算盘。我告诉她，考试不是你一个人的任务和责任，如果你肯按我的方案准备，考坏了算我的，你没有任何责任，算是替我考一次。
她立刻就轻松地答应了。SAT每年举行六次，一个学生的SAT可以考许多次，然后选自己最好的一次报告给大学。这样做没有负面影响。大学不希望学生发挥不好而成绩不佳，希望考分代表学生的最高水平。Kate有个男同学考了五次，最后得了满分。其实，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大学不会因为一点分数差别就淘汰申请人。
Kate的高中不组织任何针对SAT考试的训练，学生们主要靠自己准备考试。我和Kate达成共识：锁定2002年3月考SAT。也就是三个月以后，我担任她的考试教练，负责训练安排、讲解数学题，她如同场上队员，锻炼技能，实现教练意图。这是我第一次全面介入她的学习。以后的结果证明，这种合作方式非常有效，减少了我们之间的冲突，她能从容地按计划准备，进程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第二章爸爸的进攻计划
也许你还没有觉察到，我爸爸确实是一个特聪明的家伙（我可从来不当着他的面说这样的话）。他没有念过高中，但还是考上了大学、来到美国读书，而后这位经济学家又出版了自己的文学作品，现在忙着做商业。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眼光长远，对未来有很多规划。一句话，他是个劲头十足的家伙。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希望我能有远大前程。虽然不像其他华裔父母一样全力推动孩子，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的期望。一旦辜负了这种期望，我会比他更加不好受。
你知道吗？我的家族就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传奇故事。我爷爷从一个农村家庭走出来，成为大企业的总工程师，管理着上万名的雇员；我爸爸，上面已经讲过了他的奋斗史；我的妈妈是她家里八个兄弟姐妹中间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他们的成就都是来自于努力工作，不管环境有多么恶劣。所以我觉得有责任继承他们的传统，把我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出来，让父母家人为我而骄傲。但是，可恶的PSAT已经证明了我的惨败，这种感觉太糟糕了。
还好，爸爸有一个拯救我的计划，他要把我推到SAT战役的最前线。他保证说，他有丰富的应试经验，如果能严格遵循他的计划，我就一定能游刃有余地渡过考试的惊涛骇浪。
我当时对怎么开始复习手足无措，完全没了主意，只好顺从地把自己的命运交到爸爸的手里。他警告说，光有他的指导是不够的，我必须要有学习的动力来实现这些指导。我被PSAT考试的失败震得半傻，只好放弃征服SAT的个人设计，把我的面子也暂时放到一边，乖乖地听爸爸的安排。
他的计划很简单，也很有效——通过无穷无尽的练习来加强我的弱项。
他把我考试的失败归结为两点：不熟悉题型和题目的表达方式，缺乏高效的解题技巧。我的数学知识足够了，但我的技巧不够，我没有表现知识的手段。
他指责我所有的数学老师都不称职，说他们那样教课完全是误人子弟。他的话听起来真的很刺耳，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因为实在没有一个老师教会我怎样抽象思维。我的数学成绩是挺好，但那只是照猫画虎地解算同类问题就得了全A，而不是像一个出色的数学家一样，运用创造性思维。我的脑袋被课本僵化了，不能突破定向思维，出奇制胜地解决问题。爸爸要我改变自己，但该怎么做呢？
首先确定我的弱项，很明显我的弱项是几何。我从来都不喜欢这门课，因为所有的图形和角度都让我伤脑筋。一看见满篇的三角形，我就开始头疼。代数还稍微强一点，因为它涉及的是具体数字而不是旋绕的曲线。
我的滑铁卢是数量比较类型的题目，这种题是给你两种表达式，问你哪一个更大，或者二者相等，或者因已知条件不够而不能确定。我最怕做这类题，因为根本没有具体�